《淮南子》思想史论：流传命运充满奇特之处

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很少有典籍如《淮南子》一般，不仅作者人生、著述过程和思想内容充满历史的奇特之处，而且连流传命运也与众不同，坎坷多难，不绝如缕。从淮南王刘安将《淮南子》献给武帝时起，到现今，历史已过去两千多年。在此期间，《淮南子》并没有如刘安所愿，产生应有的巨大的思想影响，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发展中声名显赫的鸿篇巨制，而是长期处于“黯而不明，幽而不著，隐而不显”^[67]的尴尬境地。与其他汉代思想论著相较，其流传命运始终平淡无奇，甚至有所堪虞。

毫不夸张地说，《淮南子》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实”与“名”最不相符的著作之一。在很大程度上，《淮南子》的流传命运从西汉中期始就受到其创作者命运的根本影响。淮南王刘安在武帝之际被汉廷借机以“谋反”之名削藩，身死而族灭国除，成为有汉一代的“反王”典型，这种惨烈的政治命运，导致《淮南子》一书因人而废，长期得不到广泛的社会流传，严重局限其思想影响的真正发挥。而后人也时常囿于正史偏见，以淮南谋反之事来贬低《淮南子》，认为其书别有用心，且驳杂散漫，故而价值不高。由此，曾经在产生之初便进入过中国古代政治中心舞台的一部奇绝之作，在此后的历史流传中却长久处于边缘地位。这不仅使《淮南子》本身，而且也让淮南王刘安与淮南学术集团，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长期被忽视、被冷淡和被贬低，其书其人之命运，皆凄悲可叹！

在两汉时期，《淮南子》虽然渐有流传，但未能得到广泛的重视和研究，真正对其关注的学者并不多，而其实际的流传情形主要有两种。

一是提及《淮南子》，并有所研究或评价者。西汉宣帝时的桓宽，在其整理编著的《盐铁论》中，最早涉及《淮南子》。其书载有盐铁会议上朝廷大夫的批评之言：“（淮南王刘安）招四方游士，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讲议集论，著书数十篇。然卒于背义不臣，使谋叛逆，诛及宗族”，而“著书数十篇”中当有《淮南子》在内。到西汉晚期，刘向、刘歆父子，对《淮南子》一书进行“校定撰具”，并“名之《淮南》”^[68]，成为对《淮南子》流传作出重要贡献的学者；扬雄在《法言》中对《淮南子》也有论及，认为“淮南说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并以儒家态度贬其思想为“乍出乍入”^[69]。

东汉时期，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也将《淮南内》二十一篇著录，但将之归于“杂家”部类，这成为后世贬低《淮南子》的渊薮；王充在《论衡》中也多次引用《淮南子》，并对淮南王刘安有所论述，认为：“淮南王作道书，祸至灭族”^[70]；在东汉刘珍等人所著《东观汉记》中，曾提到汉章帝“赐黄香《淮南》《孟子》各一通”^[71]，帝王将《淮南子》作为赏赐之物，这在历史上也不多见。应该说，东汉时期在《淮南子》流传史上最值得一提的是，马融、许慎、延笃、高诱等著名学者都先后为《淮南子》做注，但却只有许、高二人之作得以保存，马、延所作者均已失传。《淮南子》一书能流传后世，与东汉学者的训诂注解之功，密不可分。

二是虽读过《淮南子》，甚至受其影响，但却隐讳不提其名者。如西汉的司马迁、董仲舒等人，二人所著《史记》《春秋繁露》中，都有着《淮南子》的思想印记与影响，但因淮南王“谋反”故，均采取暗用而不提的做法。

两汉之后，《淮南子》虽然流传日广，但并未能得到学者与政治家的特别关注，其思想影响仍比较有限。历代学者因其文献资料极其广博，所以引用其文字者多，如《文选》《艺文类聚》和《太平御览》等，但专门研究者少，只是时有学者对其进行零散的论述和评价，重要者有唐代的刘知几、南宋的高似孙、黄震、明代的王世贞等。清代朴学大盛，《淮南子》迎来学术研究的高潮期，惠栋、黄丕烈、王念孙、王引之、钱大昕、俞樾、陶方琦等人都先后涉足其间，但清代学者更多的是从事《淮南子》的文献学研究，侧重于文字的训诂考证，而比较轻忽于思想内容的系统研探。

从民国以来，至于现今，是《淮南子》不仅流传最广，也是得到日益充分研究的历史时期。学者们对《淮南子》愈来愈重视，其研究领域也不再主要局限于文献方面，而是深入扩展到思想内容的各个方面，既涉及哲学、史学、文学、美学、逻辑学、军事学等人文学科，也涉及天文、地理、农学、物理、化学等自然学科，而且其中逐渐出现跨学科研究的新趋向，这在《淮南子》流传史上前所未有。近一百多年以来的《淮南子》研究，从胡适的《淮南王书》始，产生出一批思精研深的学术成果，以及一些知名的研究者，如刘文典、萧公权、何宁、张双棣、牟钟鉴、陈广忠、于大成和陈丽桂等。而且可贵的是，时至今日，《淮南子》的研究者也早已不限于中国学者，而是包括一些国外的汉学家，如美国的安乐哲，加拿大的白光华，马来西亚的郑良树，日本的池田知久、金谷治、谷中信一、久保爱，以及韩国的朴胜显、朴文铉等。可以说，《淮南子》研究正在日渐走向世界，开始对人类的精神文明发挥其应有的东方道家智慧的积极影响。

综上所言，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淮南子》堪称为一部“绝代奇书”，因为不论是其作者人生、著述过程，还是思想内容、流传命运，都充满着历史的奇特之处，令人印象极为深刻。作为西汉黄老政治的理论总结，《淮南子》试图在前人基础上，创造性地形成自己更为理想的治国理念，这种“淮南黄老道家”的思想探索，在秦汉政治思想史上有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及影响。综观两千多年的流传历程，《淮南子》一书虽然坎坷不平，在儒学独尊后的历史进程中，长期不为思想家、政治家重点关注，但终归拨云见日，在现代中国迎来新的更为良好的传播环境。这不但使《淮南子》自身的思想价值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肯定和赞扬，而且也让淮南王刘安与淮南学术集团在秦汉历史上的影响及地位，日益为学者们所重新审视和评价。值得一提的是，在《淮南子》诞生的安徽省，“淮南子学”的研究也方兴未艾，作为皖北地区“淮河文化”的标志性的卓越代表，正在与徽文化、皖江文化一起，成为构建“美丽安徽”的重要的思想资源，充分发挥其积极重大的现实影响。《淮南子》历史命运的这种根本改变，充分证明：一部应秦汉大时代需求而产生的“绝代奇书”，尽管长期不遇其时，但犹如一颗失落尘泥的稀世明珠，最终还是不会被人们忘记，仍能有其重放光彩的时候，而其可贵的思想价值，也将不会再被忽视和泯灭。

【注释】

[1]初稿发表于《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荣获2015年安徽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三项课题”优秀成果三等奖。收入本书时文字内容有修订。

[2]班固：《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第十四》，中华书局，1962年，第2145页。本书所引古籍文献再次出现时，只标出书名及页码；研究论著为避免书名相同者混淆，则均标出作者、书名及页码。还需说明的是，本书所收论文的引用文献，都重新经过查阅核定，不仅对初稿中存在的疏失之处有所校改，而且统一了所使用的文献版本，故此本书亦可视为诸篇论文的最终审定稿。

[3]班固：《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第十四》，第2145页。

[4]司马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中华书局，1982年，第3098页。

[5]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第1462～1463页。本书所收论文，初稿发表时因条件所限，使用的《淮南子》底本并不一致，但在此均以何氏所著为本，并同时参考以下诸书：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张双棣《淮南子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陈广忠《淮南子斠诠》（黄山书社，2008年）和许匡一《淮南子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

[6]《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76页。

[7]《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82页。

[8]《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82页。

[9]同上，第3081页。

[10]《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82页。

[11]《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第十四》，第2145页。

[12]《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90页。

[13]《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88页。

[14]《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88页。

[15]同上，第3093～3094页。

[16]《淮南子集释·原道》，第46页。

[17]同上，第49页。

[18]《淮南子集释·原道》，第54页。

[19]《史记·平准书第八》，第1424页。

[20]徐复观：《两汉思想史》（二），第267页。

[21]《史记·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第2825页。

[22]雷戈：《道术为天子合——后战国思想史论》，第351页。

[23]《汉书·蒯伍江息夫传第十五》，第2167页。

[24]王充：《论衡·道虚篇》，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06页。

[25]王利器：《盐铁论校注·晁错第八》，中华书局，1992年，第113页。

[26]刘爱敏：《〈淮南子〉道论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5页。

[27]刘知几：《史通·自序第三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06页。

[28]《淮南子集释·道应》，第894页。

[29]《淮南子集释·齐俗》，第826页。

[30]《淮南子集释·氾论》，第944页。

[31]马庆州：《淮南子考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7页。(www.xing528.com)

[32]马庆州：《淮南子考论》，第41页。

[33]《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七十》，第3320页。

[34]《淮南子集释·要略》，第1453页。

[35]《淮南子集释·要略》，第1437页。

[36]《淮南子考论》，第28页。

[37]《淮南子集释·叙目》，第5页。

[38]刘玲娣、熊铁基：《秦汉道家与道教》，三秦出版社，2012年，第123页。

[39]马庆州：《淮南子考论》，第28页。

[40]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263页。

[41]许匡一：《淮南子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页。

[42]马庆州：《淮南子考论》，第129页。

[43]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79页。

[44]在对《淮南子》思想类型的界定上，自古以来，学界基本游移在“道家”与“杂家”两说之间。其中秉持“杂家”说者，古有班固、高似孙、黄震、刘绩等，近有范文澜、冯友兰、金春峰等，凡持此说者，大都对《淮南子》思想价值有所贬低。而认为《淮南子》为道家者，古有高诱、章学诚等，近有梁启超、胡适、刘文典、牟钟鉴等，且“道家”说又衍生出多种不同认识，如许地山的“老庄道家”说，侯外庐的“阴阳道家”说，熊铁基、吴光、丁原明、陈广忠的“黄老道家”说，台湾学者陈德和的“淮南道家”说，以及台湾学者劳思光、于大成、李增、陈丽桂等主张的“杂家化道家”说。与上述各说有异，笔者力主《淮南子》为“淮南黄老道家”，认为对其思想类型的认识，必须打破单一化的“道家”或“杂家”界定，应充分认识到《淮南子》贯通和熔铸老、庄、黄等道家三宗的思想特质，并对其以此为核心和根基，全面撷取先秦诸子百家之学后所形成的汉代“新黄老”的理论形态，进行新的学术界定和评价。质而言之，笔者认为《淮南子》在秦汉历史条件下，实际上为中国古代道家思想谱系创造出一种新的汉代“黄老”形态，这种道家思想的新发展，尽管其中仍存在一些粗糙矛盾之处，但已呈现出别具特色、自成一体的理论形态，既不同于先秦时期的老、庄、黄，也不同于汉初的黄老。因此，本书所论《淮南子》，始终坚持后者为“淮南黄老道家”的阐释立场和分析视阈，并在这一基础上对其思想学说展开诸方面的深入探讨。

[45]《淮南子集释·览冥》，第497页。

[46]《淮南子集释·本经》，第569页。

[47]《淮南子集释·主术》，第702页。

[48]《淮南子集释·氾论》，第949页。

[49]《淮南子集释·缪称》，第754页。

[50]《淮南子集释·泰族》，第1423页。

[51]同上，第1422～1423页。

[52]《淮南子集释·说山》，第1124页。

[53]《淮南子集释·主术》，第662页。

[54]同上，第699页。

[55]《淮南子集释·齐俗》，第822页。

[56]《淮南子集释·主术》，第621页。

[57]同上，第610页。

[58]同上，第663页。

[59]《淮南子集释·时则》，第439页。

[60]《淮南子集释·时则》，第439页。

[61]《淮南子集释·天文》，第244页。

[62]《淮南子集释·齐俗》，第799页。

[63]《淮南子集释·氾论》，第922页。

[64]《淮南子集释·修务》，第1327页。

[65]《淮南子集释·泰族》，第1396页。

[66]同上，第1394页。

[67]李增：《淮南子哲学思想研究·自序》，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第1页。

[68]《淮南子集释·叙目》，第6页。

[69]汪荣宝：《法言义疏·君子卷第十二》，中华书局，1987年，第507页。

[70]《论衡·书解篇》，第434页。

[71]吴树平：《东观汉记校注·卷十二·黄香》，中华书局，2008年，第7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