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曾评价《淮南子》，认为“其书博大而有条贯，汉人著述中第一流也”[40]，梁氏这里所言“博大而有条贯”，正是《淮南子》思想内容的独特之处。
以“博大”来论《淮南子》，是指其在文献资料上广征博引，继战国晚期《吕氏春秋》之后，又一次对先秦时期的历史文献进行全面的承续和保存，“堪称一部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客观上为我们研究西汉及其以前的文化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41]《淮南子》中前后“引用先秦文献达四十余种”[42]，遍及汉人对传统学术所作“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和“方技略”的所有的划分范围。其中为《淮南子》多次引用或化用的先秦典籍有：《易》《书》《诗》《春秋》《论语》《老子》《庄子》《管子》《韩非子》《慎子》和马王堆出土的《黄老帛书》等。在同时代的思想论著中，极少有如《淮南子》者，能对先秦以来的历史文献采取如此全面的博采择取，更可贵的是，还能对这些文献资料进行更为深入的汲取和融会，使其成为自身思想学说的有机组成，而非仅是简单化的引用。在此意义上，如果说《淮南子》对待先秦历史文献的态度是以“博”取之，那么其对这些文献资料的积极理解和运用，则反映出汉代思想家在新的大一统王朝的时代形势下，所凸显的大胸怀、大气度。
以“有条贯”来论《淮南子》，则是指其在思想内容上，不仅对先秦以来的各种学说进行“综合性的集大成的工作”[43]，而且以汉代新“黄老”为核心，熔铸百家，会通诸子，构建起自己极富秦汉时代精神的理论体系，卓然自成一家。
在《淮南子》理论体系中，道家思想的地位极为特殊，是其根本所在。《淮南子》对先秦时期的老庄、黄老两大道家支流都有深入的承袭，并不存在单一化的继承。发散南方楚文化气息的老庄道家，对《淮南子》所秉持的基本的道家哲学，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淮南子》对“道”“自然”“清静”“无为”和“不争”等核心概念的理解和诠释，都是基于老庄道家的历史前提。老庄道家的自然主义的政治观，也是《淮南子》用以批判现实中过度“有为”政治的理论武器，成为其对理想社会进行设计和追求的思想渊源。而且《淮南子》尤为重视老庄道家的生命哲学，试图将其转化为自身新“黄老”的核心内涵，使之与稷下以来黄老道家的治国思想相融合，形成新的“身国同治”的政治学说。
表现出强烈治国诉求的北方道家，以稷下黄老为代表，是《淮南子》面向现实，所深入汲取的核心的道家思想。西汉王朝从建立之后，为适应社会经济恢复与发展的需要，统治阶层日益主动采纳昌盛于齐国稷下的黄老道家治国理念，坚持奉行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基本国策。这种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政治实践，跨越高、惠、吕、文、景时期，已经成为经受实践检验的成熟理念，因此对《淮南子》来说，在思想上对其进行全面的反思和总结，并进一步有所深化和发展，便成为根本的理论任务。《淮南子》中所体现出的汉代“黄老”，之所以为“新”，不同于稷下黄老或汉初黄老，就在于它前所未有地将先秦老庄道家的生命哲学深度融入黄老道家的治国思想中，使原本黄老道家强于治国，弱于治身的理论不足得到极大弥补。更为重要的是，《淮南子》对庄子的生命哲学进行特殊的对待和扬弃，以之深化和拓展黄老道家对政治主体的精神内涵的理性认知，使高度功利化的政治人格，开始具有审美化的政治境界，以此适应和满足统治阶层对生命信仰的内在追求，使其不仅成为“成功”的统治者，而且也能成为“自得”“内乐”的统治者。
由此而言，《淮南子》在汉代黄老道家的思想发展上，实际上具有不同于前人的新内涵和意义，这使其无法用简单化的“道家”概念来界定，更遑论“老庄道家”“黄老道家”“阴阳道家”等片面概括。至于“杂家”之说，更只是看到《淮南子》思想的外在表象，而无法真正抓住其“杂”中“不杂”的实质内涵，其结果只能是忘“道”而论“杂”，以此错误贬低和菲薄《淮南子》。如若选择一种合乎《淮南子》思想实际的类型界定，在笔者看来，或许无过于使用“淮南黄老道家”为宜[44]。因为如前所述，《淮南子》对战国以来黄老思想的理论发展，已经在汉代黄老政治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创造性地实现了老、庄、黄的历史性的内在沟通和融合。这种汉代“黄老”的新的思想形态，虽然因为历史原因，未能在西汉王朝的政治发展中充分发挥作用，但它的最终产生，不但标志着汉代黄老思想的完全成熟，而且代表着汉代黄老发展的思想巅峰。与“淮南黄老道家”一致，《淮南子》所表现出的道家思想学说，亦可称之为“淮南黄老道学”。
《淮南子》从坚持新“黄老”的立场出发，主张“持以道德，辅以仁义”[45]，试图调和道、儒思想，实现以儒补道，道、儒相融的思想发展。《淮南子》虽然对儒家的仁义礼乐有时仍然持批评态度，认为：“仁义礼乐者，可以救败，而非通治之至也”，“知道德然后知仁义之不足行也，知仁义然后知礼乐之不足修也”。[46]但没有完全否定仁义礼乐的实际功效，而是认为仁义礼乐对国家政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能充实国家政治的合理性内涵，“国之所以存者，仁义是也……国无义，虽大必亡”[47]，“故乱国之君，务广其地而不务仁义，务高其位而不务道德，是释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48]。《淮南子》还接受儒家以“德”治国的思想主张，提出：“地以德广，君以德尊，上也；地以义广，君以义尊，次也；地以强广，君以强尊，下也”[49]，“重莫若国，栋莫若德”[50]，要求统治者不盲目追求功利政治，而是要着重实现具有“德”“义”内涵的国家发展。《淮南子》从以往国家发展的历史教训着眼，指出：“故仁义者，为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张其广者毁，不广其基而增其高者覆”，明确主张“故仁义者，治之本也”，“治之所以为本者，仁义也”。[51]出于对儒家政治思想的兼融需求，《淮南子》对儒家思孟学派的心性思想也有着不少汲取，主张统治者以“德”修身，以“诚”感人，进而实现天人相感相通的政治发展。《淮南子》中儒家思想的充分表现，既是对西汉王朝发展中儒家思想影响的现实反映，也是《淮南子》立足新“黄老”，对儒家思想采取兼收并蓄态度的理论结果。必须指出的是，《淮南子》中的儒家思想，都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其新“黄老”的思想需求，出现普遍的道家化倾向，试图与道家思想保持一种和谐并存、会通相融的理论关系。《淮南子》这种思想表现，主要因其著者为道学士人和儒学士人，故而虽无法在思想上做到完全一致，但都有意识地与淮南王刘安的新“黄老”理念采取相近或相同的立场。这决定了《淮南子》中，道儒关系的本质仍然是以“道”为主，而非“儒”为“道”主，正如其言：“仁义之不能大于道德也，仁义在道德之包。”[52](www.xing528.com)
在《淮南子》进行以儒补道，道儒相融的过程中，其对法家、阴阳家的思想也有着深度汲取。汉代黄老道家原本就是“道法家”，这是从战国稷下黄老以来的思想传统，不论是《管子》，还是韩非、慎到、鹖冠子、马王堆出土的《黄老帛书》，都对此有着深刻的历史反映。受前者内在影响，作为汉代新“黄老”，《淮南子》一方面坚持“法”从“道”出，“道”“法”合一，但另一方面却更为注重“法”所内含的正义性，强调：“法生于义，义生于众适，众适合于人心，此治之要也”[53]，“府吏守法，君子制义，法而无义，亦府吏也，不足以为政”[54]，反对“法与义相非”[55]的法治歧途，试图矫正秦王朝曾出现过的以工具性压倒正义性的“法”治弊端。在根本的法治理想上，《淮南子》追求黄老道家的“故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为非，其次赏贤而罚暴”[56]的政治发展，要求统治者对“法”的工具化使用不以“苛察”为务，而是力求实现“威厉而不杀，刑错而不用，法省而不烦”[57]的良好状态。为防止“法”的滥用，《淮南子》还十分强调统治者理应以身作则，自觉维护“法”的权威性，“人主之立法，先自为检式仪表，故令行于天下”[58]。《淮南子》还对法家思想中的“势”与“术”进行时代性的去取，既突出二者有益于统治者管理国家的一面，也试图避免法家极端强调君主之“势”“术”，却严重忽视民众利益的思想局限，在思想上提出以“众势”调和“君势”，以“道术”代替“法术”的黄老新主张。
《淮南子》在治国思想上，同样重视阴阳家的时序政治观，将一年十二月的自然时序与人类社会的政治时序相结合，逐月进行规划和安排，提出：“阴阳大制有六度：天为绳，地为准，春为规，夏为衡，秋为矩，冬为权”[59]。《淮南子》认为国家政治发展只有严格遵循天地四时的自然规律，实现阴阳家式的天人合一，才能得到理想结果，因为“与天合德，与神合明，所欲则得，所恶则亡，自古及今，不可移匡”[60]，背离天地四时的时序原则，只能使国家政治陷于紊乱之中，走向消极发展。阴阳家这种对国家政治的时序化设计，是《淮南子》治国思想的重要组成，深刻反映出《淮南子》对国家政治发展所作的框架性构想。《淮南子》对阴阳家政治观念的汲取，根本上出于新“黄老”的思想认识，在其看来，“道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为阴阳，阴阳合和而万物生”[61]。这种时序化的政治发展，其内在的自然主义倾向，与新“黄老”的“道治”理念，具有内在的相通性，可以有机结合在一起。
儒家、法家与阴阳家，这是《淮南子》在新“黄老”思想的前提下，所着重汲取和融会的先秦思想学说，但除此而外，《淮南子》对墨家、名家、农家和兵家的理论因素，也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借鉴和吸纳。但从理论体系的整体来看，与前三家相比，处于较为次要地位。
对待先秦百家之学，《淮南子》始终体现出开阔通达的思想气度，坚持主张：“故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体也”[62]，认为不论是何种思想学说，都能得到新“黄老”道家的容纳和兼融，因为其本质上皆是“合道一体也”。而且《淮南子》还明确指出：“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63]，从国家政治的实际发展着眼，揭示出百家之学的根本的共识之处。在其看来，百家之学的区别不是最重要的，能否充分促进国家发展的“务于治”，这才是关键所在。《淮南子》形象指出：“今夫救火者，汲水而趋之，或以瓮瓴，或以盆盂，其方员锐橢不同，盛水各异，其于灭火钧也”，百家之学在其眼中，即是如此，不管所使用的器皿是何种形状，只要能盛水，那么结果都是将火扑灭，由此可见，百家之学实质上是“异路而同归者”。[64]出于这种认识，《淮南子》在治国思想上强调：“圣人兼用而财制之”[65]，主张对各种政治学说进行统合使用，认为既要抓住其共同的根本所在，又要能体现出“其美在调，其失在权”[66]的政治灵活性。
《淮南子》之所以是一代奇书，根本而言，是因其在思想内涵上极具开放性、包容性和融通性，不仅能对先秦历史文献采取广采博收的态度，给予积极的保存和运用，而且更能对先秦诸子百家之学，进行秦汉时代条件下的创造性的沟通和整合。尽管由于书成于众手，难以完全做到思想一致，对百家之学的整合中仍存在一些粗糙和抵牾之处，但这只是次要的。因为从整体上看，《淮南子》在将老、庄、黄深度融为一体的基础上，以新的“黄老”理念统合百家之学，并对其进行大规模的思想汲取，这最终使其形成不同于战国黄老和汉初黄老的理论特质，充分展现出“淮南黄老道家”与“淮南黄老道学”的历史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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