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西汉治国之道

不但以淮南王刘安为代表的《淮南子》的作者们，有着非同一般的生平经历，而且《淮南子》一书的历史出现也不平凡，因为这是一部酝酿于大时代，又产生于大时代的思想论著，其创作过程与西汉王朝的盛世发展息息相关，在很大程度上，能折射出日益上升、走向巅峰的西汉王朝的思想精神风貌。这种厚重的时代内涵，赋予《淮南子》的产生以特殊的历史意义，也让《淮南子》无论在著作产生时机、著者群体构成上，还是在内在著述动机、实际编撰方式上，都显示出自己的独特之处。

《淮南子》的产生，是处于西汉王朝治乱之间的历史交替中，具体说，就是在景、武时期的剧烈政治变动中。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时，一场西汉王朝建立后的空前的皇族内乱席卷而来，因汉廷采取强势的“削藩”政策，认为“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21]，由此导致吴、楚为首的七个诸侯王国铤而走险，以“清君侧”为名反抗汉廷。这场大乱致使数十万人丧生，也让吴王濞、胶西王卬、楚王戊等皇族支系，身死族灭，结果十分惨烈。“七国之乱”的产生，是汉初以来封国体制的历史产物，有其不可避免的必然性，但是最终仍以家国内乱的形式反映出来，这不能不对承平已久的西汉王朝形成强烈冲击。大乱之后，景帝放弃强势的“削藩”措施，而是着重对汉廷与诸侯王国之间政治关系的调整，尽管仍旧对诸侯王国有所控制和防范，但不再对后者过于紧逼压迫，以此缓和统治阶层的内部关系。在景帝后期，西汉王朝由乱而治，重新进入稳定的发展时期，《淮南子》的产生即是在此期间。淮南王刘安这时也近而立之年，“无论是其人生阅历还是其学识才思均处于成熟阶段。各方面的条件都已达到一种难得的最佳状态”^[22]，这便为《淮南子》的酝酿产生提供了最为适宜的历史时机。正是在这种良好的内外氛围中，淮南王国成为刘安与宾客们安心从事学术思想著述的有利环境，而充分体现出文质化的王国政治，也能让远在长安的汉廷有所放心。因此，这一时期实际上成为刘安继位淮南王以来，淮南王国发展最为稳定，也最具有文化活力的阶段。

《淮南子》书成之后，刘安将其献给武帝，但武帝时期西汉王朝的政治发展又开始有所变动，积极有为的武帝重新加紧“削藩”步骤，采取各种政治措施削弱诸侯王国的现实力量，使其逐渐丧失与汉廷抗衡的条件。西汉王朝也随之进入充满不可测因素的历史动荡时期，淮南王国重新感受到来自汉廷的强烈的政治压力，淮南王刘安的政治心态也不再保持景帝后期的平稳，而是时刻关注长安的形势动态，患得患失的心理起伏日渐频繁。可以说，《淮南子》的出现恰好处于西汉政治的稳定与变动之间，不论此前，抑或此后，都非这部思想巨著理想的创作时机，故而《淮南子》产生于西汉前期治乱的间歇之中，是西汉王朝迈向政治巅峰期的历史产物。对其来说，如此理想的创作时机，不可多得。

《淮南子》的产生，也得益于淮南学术集团的群体构成形式。淮南王刘安从年轻时起，就受到汉初以来诸侯王国盛行的“养士之风”的影响，门下宾客人数多达“数千人”，而且其中“英隽以百数”^[23]，有不少人具有真才实学，以致当时形成“道术之士，并会淮南，奇方异术，莫不争出”^[24]的繁盛的人才景象。从实际构成来看，淮南学术集团主要包括四种类型的宾客：一是道学之士，以苏飞、李尚、左吴等“八公”为著；二是儒学之士，有“诸儒大山、小山之徒”；三是方术之士，这些人在淮南宾客中人数不少，《史记》中曾着重指出“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突出其在淮南学术集团中的分量；四是墨者及其他士人，汉昭帝时桓宽所撰写的《盐铁论》中，曾言及淮南王刘安“招四方游士，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25]，可知墨家士人也是淮南学术集团的重要构成，而“游士”中亦当有不属于以上三派的士人。

由此可知，淮南王刘安时期所形成的淮南学术集团，其内部构成多元而复杂，并未体现出较为单一的人才风格。既不同于文赋之士为主的梁王国，也有异于儒学之士为主的楚王国和河间王国，而是“兼收并蓄”，将各种士人收为己用，使其各展其才，从而让淮南学术集团“从事的文化既有辞赋、音乐，又有天文科技和道家哲学”，呈现较强的“综合性”^[26]，成为西汉前期地方人才政治中的一大亮点。淮南王刘安这种不拘一格招揽人才的政治特点，使淮南学术集团具备更为雄厚的人才基础，这也让《淮南子》在创作上能“兼于数家，无遗力矣”，表现出“牢笼天地，博极古今”^[27]的丰厚内涵。(www.xing528.com)

正因处于较为理想的创作时机，又拥有坚实的人才基础，所以以淮南王刘安为代表的淮南学术集团对《淮南子》的思想著述也产生强烈的内在动机。从客观原因上说，《淮南子》的创作距离西汉王朝的建立，已有半个多世纪，王朝在汉初以来黄老政治的作用下，持续得到稳步发展，不管是社会经济，还是民生水平，都远较此前为优。虽然景帝时期由于汉廷的强势“削藩”，引发“七国之乱”，但这场皇族内乱持续时间不长，并没有动摇王朝发展的基本趋向，而且战后景帝又迅速恢复黄老政治的举措，轻徭薄赋、慎刑约法，重新让整个社会回到稳定的发展状态。因此，对汉初以来王朝的统治经验，适时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历史性总结，为此后进一步的发展提供有益的思想指导，这就成为西汉统治阶层的当务之急。而从主观原因上说，淮南王刘安身为西汉皇族的重要成员，又是高祖刘邦的嫡亲后裔，自然对这种现实诉求有着深切感受和冲动。也正由此，《淮南子》书中表现出浓烈的以汉为本，为“刘氏”立言的政治意识，积极推崇汉政之德，谋求汉政的新发展。如其所言：“秦皇帝得天下，恐不能守，发边戍，筑长城，修关梁，设障塞，具传车，置边吏。然刘氏夺之，若转闭锤”^[28]，“刘氏持政，独夫收孤，财有余也”^[29]，“逮至暴乱已胜，海内大定，继文之业，立武之功，履天子之图籍，造刘氏之貌冠，总邹、鲁之儒、墨，通先圣之遗教”^[30]，等等。出于此种显著的西汉本位意识，淮南王刘安称《淮南子》为“刘氏之书”，并在全书的最后豪言此书能“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是一部竭心尽力于西汉王朝发展理念的著作，坚信其“与世推移”的务实变通的治国思想，能充分有益于西汉王朝的现实发展。

对《淮南子》的创作，淮南王刘安也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一是“受到盛极一时的藩国文化的直接促动。”^[31]文景时期，西汉藩国文化繁荣，接连产生吴、楚、梁与河间等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中心，其中又尤以楚元王、河间献王的尊崇儒学，梁孝王的热衷诗赋文学为著名。与这些诸侯王相较，淮南王刘安也不甘落后，自然产生“不效仿别人、独出心裁的‘争胜’心理因素”^[32]，试图让淮南王国脱颖而出，成为超越前者的思想文化重镇。这也是其为何不惜丰金厚酬，竭诚延揽天下游士、名流的现实动因。二是汉人著述大都具有“立言”以求名的强烈意识，如司马迁著《史记》便为“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33]。淮南王刘安也不例外，其云：“凡属书者，所以窥道开塞，庶后世使知举错取舍之宜适”^[34]。《淮南子》在创作上之所以“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力求能“纪纲道德，经纬人事”^[35]，究其根本都在于为西汉王朝的现实及后世发展，提供重要的思想指导，而通过这种积极的创作实践，淮南王刘安也能随之“流誉天下”。对刘安而言，要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既危险又缺少个人才能的施展空间，那么通过“文治”事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这也不失为皇权政治下诸侯王自我有为的安全之术。事实上也是如此。千载悠悠，同时期其他诸侯王都未能留下一部以自己名字命名的鸿篇巨制，唯有淮南王刘安，其名与书并存，亘久不灭，依旧“流誉天下”，甚至世界。

作为一部思想巨著，《淮南子》的实际的编撰方式也极具特色。虽然《淮南子》书中并没有对作者情况作出具体说明，但从书中二十一篇的文字叙述来看，其采取的是“总—分—统”的编撰思路，即全书在创作前，明显有着一定的总纲规划，对所写各篇也均有所具体认识，创作的基本思路并不杂乱无序，急就成章；在全书的实际撰著中，淮南王刘安及其宾客中的杰出之士，分别著述各自擅长的部分；随着全书各篇的渐次完成，由淮南王刘安统稿修订，并进行文字润色，然后合编成书。这种独特的论著编撰方式，充分实现了创作个体与群体的相结合，使《淮南子》在产生过程中始终保持较为明确的撰著思路，尽管著者并非只是一人，而是群体，且书中内容也极为繁复博杂，但却没有成为“杂乱无章的拼凑，各篇既独立成文，又有内在联系，并围绕一个中心，是自成体系的完整之作”^[36]。正是这种独特的撰著方式，使得淮南学术集团比其他任何藩国都显示出更强的群体著述能力，不仅让淮南王刘安充分施展其“辩达，善属文”的才华，而且让淮南宾客们各自发挥所长，促成《淮南子》“其义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类，无所不载”^[37]的著述特色。与战国后期的《吕氏春秋》相较，虽然“《淮南子》是以《吕氏春秋》为蓝本而写成的”^[38]，其著述意图和内容也有很多相近之处，但就编撰过程来看，很显然，淮南王刘安的实际作用要远大于秦相吕不韦。如果说后者主要是署名其作的话，那么刘安却是完全有资格代表淮南学术集团，成为《淮南子》的署名作者，因为其“远不止是一个组织者，该书的大部分内容当出于他本人之手，其余也必经过他细致地加工、润色”^[39]。

在同时代的思想著作中，《淮南子》能表现出空前宏大深厚的理论内容，毫无疑问，这与其所处时代、著者群体、创作动机和编撰方式，都存在紧密关联，也正由于这些独特的著述因素的具备，让《淮南子》横空出世，喷薄出一代奇书所具有的繁思华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