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思想史论：刘长发配流放于蜀郡严道邛邮

《淮南子》一书的历史性著述，得益于淮南王刘安的核心的组织作用，同样也得益于淮南宾客们的竭诚努力。但是这些《淮南子》的作者们，其生平经历却都充满着跌宕起伏的政治患难，最终在西汉前期汉廷与地方诸侯王国的角力中，走向难以避免的悲剧结局，而淮南王刘安的一生，在最大程度上代表和反映着淮南学术集团的这种历史命运。淮南王刘安的生平有着不同于汉代一般诸侯王的奇特经历，但这种“奇特”并不是积极而美好的，反之，却始终显露出强烈的悲剧色彩，是其家族发展与皇权政治冲突激荡后的现实产物。在某种意义上，淮南王刘安终其一生也未能摆脱皇权政治套在其家族及个人身上的严酷桎梏，最后只能与其父刘长一样，成为皇权政治中权力斗争的失败者和牺牲者，在汉代历史上谱写出两代淮南王皆因“谋反”罪名而败灭的惨烈悲剧。

淮南王刘安的人生悲剧，始于其父刘长，而后者的人生悲剧则又肇源于其母赵姬与汉高祖刘邦之间的萍水姻缘。汉高祖八年（公元前199年），已经58岁的刘邦从东垣（今河北石家庄市东）途经赵国。当时的赵王张敖为取悦刘邦，便将自己身边的美人赵姬献给后者，结果赵姬竟因此而孕。由于刘邦对赵王张敖态度恶劣，并不礼遇，致使赵相贯高等人密谋在柏人（今河北隆尧西）刺杀刘邦。此事后因刘邦警觉，未能实现。高祖九年（公元前198年）时，贯高等人的篡弑行为暴露，刘邦大怒，由此兴起赵国大狱，将赵王张敖、赵相贯高等一干人等逮治收捕，而赵姬也被牵连其中。赵姬虽在狱中告知狱吏其怀有刘邦骨肉的实情，但因刘邦正在盛怒之时，故此没有对赵姬进行宽赦和照顾。赵姬在生出后来的淮南王刘长后，羞怒自杀，为淮南王家族种下悲剧的历史种子。

因其母不幸冤死，幼年的刘长在刘邦的安排下，由吕后抚养。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时，刘邦在平定异姓淮南王黥布之乱后，将幼子刘长分封为新的淮南王，使其以寿春（今安徽省寿县）为都。刘长成年之后，不满其母的悲惨遭遇，迁怒辟阳侯审食其当时不为其母尽力求情，在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入朝长安之际，以诈谋请见审氏，“自袖铁椎”将其击杀。这次的复仇行为，虽然得志于一时，但也造成汉廷的不满，同时让淮南王一系与审氏后人之间形成难以化解的历史仇怨，为以后淮南王刘安“谋反”案的促成和扩大埋下严重隐患。刘长由于幼年失母，性格“骄蹇”，又因是吕氏之乱后仅存的刘邦二子之一，自以为和文帝“最亲”，所以行事比较任性放纵，多有僭越之举，甚至“数不奉法”。刘长在淮南王国期间，更是“益骄恣，不用汉法，出入称警跸，称制，自为法令，拟於天子”^[6]。这引起文帝和汉廷大臣的猜忌警惕，使后者借棘蒲侯柴武太子谋反一事，严厉惩处刘长，将其发配流放于“蜀郡严道邛邮”。刘长经此政治打击，性格极度抑郁，最终在流放途中绝食而死。刘长之死，使后来的淮南王刘安也成为无父孤儿，遭遇与其父相类似的家族悲剧。

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时，16岁的刘安被汉廷立为第二代的淮南王，其弟刘勃、刘赐也同时被立为衡山王和庐江王，刘长时期的淮南王国一分为三。刘安继位之后，一改其父尚武骄恣、僭越有为之风，“为人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7]，注意收敛自身言行，以此取容于汉廷。在淮南王国的实际治理上，刘安也“行阴德拊循百姓”，实施有利于淮南民众的政治措施，从而“流誉天下”^[8]，在当时的诸侯王国中产生一定影响。

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时，震惊西汉王朝的“七国之乱”爆发，吴王刘濞曾派使者前往淮南王国，试图招诱刘安，使之加入反叛大军之中。刘安其时有所动摇，“欲发兵应之”，但由于淮南国相临机夺取兵权，“因城守，不听王而为汉”^[9]，加之汉廷救兵已至，故而淮南王国在“七国之乱”中逃过一劫。事后景帝尽管没有追究淮南王刘安的责任，让“淮南王如故”^[10]，但实际上已加深对后者的疑忌之心。在景帝后期，刘安比较谨慎从事，并无任何有为之举，而是专心于《淮南子》等书的学术著述，以此安然无恙。

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41岁的淮南王刘安入朝觐见即位不久的侄子汉武帝，随后献上新近作成的《内篇》，即后世所谓《淮南鸿烈》或《淮南子》。年轻的武帝对这位“辩博善为文辞”的叔父，礼遇有加，曾让其作《离骚传》，而且“每宴见，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昏莫然后罢”^[11]，度过双方关系最为融洽的一个时期。刘安此时也对武帝表达臣服颂赞之情，又为其先后献作《颂德》及《长安都国颂》，宣扬汉廷之德。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刘安进谏武帝，劝阻后者出兵征伐闽越。武帝开始对其不满，又因刘安在淮南王国“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形成规模颇大的人才集团，而实际对后者有所猜嫌和防范。(www.xing528.com)

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淮南王太子刘迁因与雷被比剑，怒被其误伤，导致雷被惊惧外逃，试图从军出击匈奴，以此避害。淮南王刘安误听太子之言，“斥免”雷被。雷被后逃入长安，向汉廷上书申诉，揭发淮南王刘安父子的不轨行为，由此引发武帝即位以来第一次对淮南王国进行政治整肃，将其“群臣近幸素能使众者，皆前系诏狱”^[12]，沉重打击了淮南宾客集团。虽然武帝事后不为己甚，没有废除刘安王位，仅是削夺其“二县”，但已对刘安形成严重的政治压力，使其内心惶惧。就在这种危险局面中，武帝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刘安之孙，其庶长子刘不害之子刘建，因刘安与王后、王太子皆不以其父“为子兄数”，产生强烈的“怨望”之气，又因“诸侯皆得分子弟为侯”，而其父刘不害却无缘分侯，因而指使寿春人庄芷赴汉廷告状，自曝“淮南阴事”^[13]，引起武帝及汉廷公卿的密切关注和重视。也就在淮南王国风雨飘摇之际，辟阳侯审食其之孙审卿借机复仇，“深购淮南事”于其所善丞相公孙弘，推动后者“深穷治其狱”^[14]，试图将淮南王刘安一系置于死地。刘安这时方寸已乱，原本计划与太子刘迁发兵反抗汉廷派来的惩治官员，但事情未遂，于是只好交出太子，让其自首。太子自杀，未死。而身为刘安谋臣“冠首”的伍被此时也向汉廷自首，供出极为不利于刘安的证词。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武帝和汉廷公卿大夫在得到惩治官员的具体汇报后，将“与淮南王谋反列侯二千石豪杰数千人，皆以罪轻重受诛”，而且专派“宗正以符节治王”^[15]，以朝廷和皇族名义惩处淮南王刘安。在汉廷官员未到之前，刘安为免受辱，于是自刎。就此，第二代淮南王终于也以惨烈的人生悲剧落幕。

从刘长到刘安，西汉前期出身皇族的两代淮南王，均未能善终。如果从赵姬算起，到最终同样被诛灭的淮南王太子刘迁，身为汉高祖刘邦的嫡亲后裔，与文、景、武三帝一系关系最为亲近的西汉皇族支系，淮南家族四代人都是以悲剧人生而告终，这在汉代历史上委实罕见，称之为“奇”，毫不为过。也正由于祖母、父亲的政治悲剧，造成淮南王刘安浓厚的忧患不安的心理意识，使其一生多次犹豫辗转于是否反抗汉廷的政治抉择中，而这种极度缺乏安全感的政治心态，被其深刻反映在《淮南子》一书中。比如刘安总是高度紧张于“时机”的能否把握，恐惧因“失时”而受制于人，导致不可预测的祸患，故此反复强调：“得在时，不在争”^[16]，“动不失时”^[17]，“不失其所以制人，人不能制也。时之反侧，间不容息，先之则太过，后之则不逮”，“非争其先也，而争其得时也”，^[18]等等。

淮南刘安的生平经历是悲剧性的，与之捆绑在一起的淮南宾客们，同样遭遇极其悲惨的政治命运。如果说元朔五年，因雷被事件导致淮南宾客集团遭受前所未有的政治打击，使其中确有才能之士大都被“系诏狱”，沦为阶下之囚，那么元狩元年的“淮南大狱”，对劫余之后的淮南宾客集团则是毁灭性的。这一次无人再能幸免，宾客们都陷入族灭之惨境，因此案“坐死者数万人”^[19]。可以说，淮南王刘安及其宾客，在《淮南子》中深层次表达出的忧患意识、悲剧情绪，最终成为历史谶言。

任何一部思想著作，如果其承载着撰著者如此奇特而惨烈的悲剧人生，那么就注定这绝不是一部平凡之作，而是充满着历史的沉重，引人深思，发人慨叹。无怪乎现代著名学者徐复观先生在其《〈淮南子〉与刘安的时代》一文的最后，由衷而言：“当我在写的过程中，渐渐发现了那一批以大悲剧收场的宾客们活动的面影，不知不觉地以感激之情，代替了原来的厌恶心理，而在结束这篇文章时，不免感到有一番怅惘。”^[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