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生产模式：清洁生产进程加速

鉴于末端治理模式存在的局限性，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人们逐步认识到预防性策略、实施源头控制的重要意义，由此涌现出了大量的基于污染预防原则的概念，如污染预防、废物最小化、减废技术、源削减、零排放技术、零废物生产和环境友好技术等。

1972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大会”，并于5月5日签订了《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使环境保护成为全球的一致行动，并得到各国政府的承认与支持。在会议的建议下，成立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1987年，以挪威前首相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夫人（Gro Harlem Brundt-land）为主席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在给联合国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OurCommonFuture）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设想：

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需求，又不影响后代人的发展能力。

1989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综合各种说法，采用清洁生产（Cleaner Production）这一术语来表征从原料、生产工艺到产品使用全过程的广义的污染防治途径，并给出了以下定义：

清洁生产是一种新的创造性的思想，该思想将整体预防的环境战略持续应用于生产过程、产品和服务中，以增加生态效率和减少人类及环境的风险。对生产过程，要求节约原材料与能源，淘汰有毒原材料，减降所有废弃物的数量与毒性；对产品，要求减少从原材料提炼到产品最终处置的全生命周期的不利影响；对服务，要求将环境因素纳入设计与所提供的服务中。

1990年，第一次国际清洁生产高级研讨会于英国坎特伯里召开，正式推出了清洁生产的定义：清洁生产是指对工艺和产品不断运用综合性的预防战略，以减少其对人体和环境的风险。自此，清洁生产的核心地位逐渐确立下来。清洁生产模式如图1-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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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清洁生产模式

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了《21世纪议程》。该议程制订了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行动计划，并将清洁生产看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号召工业提高能效，开发更清洁的技术，更新、替代对环境有害的产品和原材料，实现环境、资源的保护和有效管理。清洁生产是可持续发展的最有意义的行动，是工业生产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

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于1999年召开的第五次国际清洁生产高级研讨会上，Forward博士将着眼于工业系统层次的工业生态学也纳入清洁生产的范畴，即把一家公司内部无法削减的废物转化成另一家公司的副产品或原材料。对工业生态学概念的吸纳，可以将清洁生产重新定义：清洁生产是从社会—经济—生态大系统的整体优化出发，对物质转化的全过程不断采取战略性、综合性、预防性措施，以提高物料和能源的利用率，减少及消除废料的生成和排放，降低生产活动和服务过程对资源的过度使用及对人类和环境造成的风险，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清洁生产特别是工业领域的清洁生产成为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和必由之路，这在我国《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中国21世纪议程》、“十五”及“十一五”规划等重要文件中已经得到了明确的认可。1993年，原国家环保局与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在上海联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业污染防治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工业污染防治必须从单纯的末端治理向生产全过程控制转变，实行清洁生产的要求。1997年，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成立了清洁生产工作组。1999年5月，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下达了《关于实施清洁生产示范试点计划的通知》，决定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沈阳、太原、济南、昆明、兰州、阜阳10个城市及石化、化工、冶金、轻工、船舶5个行业实施清洁生产试点。以上一切都标志着我国清洁生产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大规模推广阶段。1999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提出“鼓励清洁生产”。2001年3月11日，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要求“继续淘汰落后的、对环境造成严重影响的企业、产品和生产方法，采用技术改造、清洁生产等措施，从源头上控制工业污染”，显示了国家最高领导人对清洁生产的积极态度，也表明清洁生产已经受到我国政府最高层的重视。

政府有组织地推行清洁生产大大加速了我国清洁生产的进程。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清洁生产的组织建设、企业试点示范、宣传教育培训、机构建设及政策研究制定等诸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然而，我国目前的环境状况远远没有得到改善，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压力仍然非常巨大，推行清洁生产的范围和深度与对清洁生产的需要相比还差得很多，清洁生产离最终的目的还有很长一段距离。这就要求我国在推行清洁生产过程中努力克服一些障碍和解决存在的问题，如政府指导和政策导向不够得力、环境执法与监督缺乏力度、教育与培训普及程度偏低、企业管理技术水平薄弱及资金投资机制不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