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中国电视的文化自觉：传媒艺术研究

——2015年以来的中国电视学研究

丁亚平　史力竹

内容摘要：媒介融合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不断演进，为电视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生存空间。2015年，“互联网+”的概念正式提出，成为包括电视在内的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其后的两年时间里，电视产业在媒介融合发展的洪流中进入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的重要阶段。在“互联网+电视”的模式下，中国电视产业加强海内外的双向传播，整合新媒体环境下的多元传播渠道，借“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增强国际传播力，汇聚正能量，搭建跨区域民心和人文沟通的桥梁。

关键词：互联网+；媒介融合；文化自觉

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节奏，媒介融合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不断演进，为电视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生存空间。2015年，“互联网+”的概念正式提出，成为包括电视在内的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随着互联网从消费领域拓展至生产领域，在O2O模式基础上衍生而出的T2O模式^[1]使电视节目的内容生产更为丰富，实现了电视与全媒介更为紧密的融合。其后的两年时间里，电视产业在媒介融合发展的洪流中进入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的重要阶段。在“互联网+电视”的模式下，中国电视产业加强海内外的双向传播，整合新媒体环境下的多元传播渠道，借“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增强国际传播力，汇聚正能量，搭建跨区域民心和人文沟通的桥梁。

新的环境为电视产业的发展赢得了多维度发展的新条件，过度泛化导致的同质化也可能带来媒介生态的失衡，国内学界与业界的专家学者在中国电视复杂化发展态势下极力保持理性的态度，直面挑战，对整个电视产业的发展进行或宏观、或微观的观察，以自身的专业素养与学识角度对电视产业进行丰富多样的跟踪研究。近年，中国电视产业的发展整体下滑，面对“电视将死”言论，针砭时弊的文章和论述以客观冷静的态度为电视产业的发展敲响了警钟，也具有重要的引导和指向性意义。2015年以来，出于对电视产业、电视理论、电视史论、电视批评、电视节目等方面的深入分析，“影视新视野丛书”“现代传播文丛”“电视丛论”“媒介研究创新丛书”“中国第一套电视剧口述历史”等系列丛书，以及专题性著作与专业学术研究文章的出版与发表汇集了对电视产业多角度的研究成果与前沿动态，展现出电视学研究领域的学术图景，细致入微地对电视剧及多种电视内容生产、媒介传播、产业市场等具体问题进行了针对性探究。电视业的发展与研究著作、文章相互融合，灌注更有力量的新鲜血液，在彼此不断促进中相互提高。

中国电视剧的生存环境随着互联网的渗透愈发开放，互联网播放平台为传统电视剧提供了新的传播渠道，网络剧也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新兴与传统媒体的融合发展形成多元互补的局面，为中国电视剧的海外传播、开发国际市场提供了平台。2015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一剧两星”“限外令”“限广令”等政策的相继出台，加强了对电视剧播出的管控，均衡各频道卫视资源，促进电视剧资源的优胜劣汰，重塑了电视剧的发展格局。新政策的环境之下，互联网播出平台相对自由的优势得到突出体现，不仅是观众，制作方也将目光投向视频网站，将其作为收回制作成本的重要途径。如此一来，互联网视频播放平台与传统频道卫视形成优势呼应、多屏联动的共生互补局面。2016年，互联网用户数达到7.31亿，其中手机网络用户数为6.95亿，视频用户数达5.45亿^[2]；而截至2018年6月30日，我国网民规模为8.02亿，上半年新增网民2968万人，较2017年末增加3.8%，互联网普及率达57.7%。截至2018年6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7.88亿，上半年新增手机网民3509万人，较2017年末增加4.7%。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群的占比由 2017年的97.5%提升至98.3%，网民手机上网比例继续攀升。^[3]互联网视频用户成为传统电视剧与网络剧观众的主要群体。2015年以来，中国电视剧的年产量均为300余部，2017年、2018年电视剧年产量更是创下自2011年以来的新低；与之相反，网络剧的发展经历了兴起、爆发、调整之后，发展方向逐渐从重规模转向重质量。2016年，网络剧《他来了，请闭眼》打通台网壁垒，成为第一部互联网反向输送一线卫视的网络剧，网络剧与电视剧界限的模糊使精品剧能够获得更多的市场话语权，马太效应的持续放大注定会将粗制滥造的作品彻底淘汰。2018年，尽管在数量上同比有所下降，但电视剧与网络剧“爆款”频现，观众对内容优质的电视剧要求进一步增长，精雕细琢的剧集始终不会失去观众和市场，中国电视剧朝着健康、良性的方向发展。高收视率与高播放量重合的优质电视剧正在努力冲破媒介屏障，内容的重要性超过了播放渠道的差异性，多元化播放平台增强了电视剧作品之间的竞争力。周根红的《新时期中国电视剧的文化生产》、张慧瑜的《文化魅影——中国电视剧文化研究》以及《中国电视剧产业发展研究报告》等多种书著从不同角度对2015年以来的电视剧发展进行剖析，有关电视剧的建设性评论较为全面、系统，推动了业界对中国电视剧文化与产业的认识。

互联网对电视产业的渗透无处不在，产业格局的变化是电视剧发展的重要生态因素，电视剧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面临来自市场、观众与意识形态阐释的冲突等多方面的压力，学者们从电视剧的整体发展、“互联网+”环境、电视剧改编、题材研究以及海外传播等方面把脉2015—2017年电视剧的发展，给人丰富的启发。《中国电视剧产业调查报告》（2014），周斌主编的2014年度、2015年度和2016年度的《中国电影、电视剧和话剧发展研究报告》，《中国移动电视发展报告》（2017），《中国电视收视年鉴》（2017），杨旦修的《中国电视剧产业发展研究》，秦俊香的《平民化与史诗化——电视剧风格论》，王利丽的《新世纪中国电视剧创作与审美研究》，张智华的《中国网络电影、电视剧、网络节目初探》，万小谈的《中国内地电视剧的意义系统与审美呈现》等论著，对电视剧产业进行研究，全面而深入。《进入多屏时代的电视剧——2014年国产电视剧创作》（尹鸿）、《2014年中国热播电视剧盘点》（李胜利、杜斌）、《2015年中国电视剧的生态与格局之变》（张国涛、张陆园）、《2015年电视剧创作述评》（李跃森、张梦晗）、《2016年电视剧的生存语境与审美趣味》（许婧）、《2016年中国电视剧竞争特征分析》（刘晓雪、张凌微）、《跨入两栖时代：2016年中国电视剧观察》（杨慧、尹鸿）等学术文章以年度电视剧的发展态势为研究对象，在传统卫视和视频平台的双重驱动下，电视剧产生的文化影响的覆盖面越来越广，以其独出机杼的洞见对年度电视剧发展进行评述、总结并提出针对性建议。

电视媒体将互联网思维融入整个电视产业发展的基因中，电视剧作为电视产业的核心组成部分，互联网环境促进中国电视剧进入多屏共生时代，相应地改变了电视剧的产业链与传播链格局。从“先台后网”到“网台同步”再到“先网后台”，这是电视剧资源在互联网时代以观众的观看习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2015年以来，学者们对“互联网+”时代电视剧的发展进行了持续性的关注。《电视剧跨界平台的构建——媒介融合语境中的视频网站角色考察》（刘永昶）以视频网站成为电视剧的跨界平台为背景，考察视频网站在电视剧产业链中起到的作用与影响。《“互联网+”时代国产电视剧的IP开发与品牌运营》（张海欣）指出电视剧IP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塑造电视剧品牌，实现电视剧IP品牌的可持续健康发展。通过开发IP文化内涵塑造品牌文化；创新IP粉丝营销方式扩大传播效果；有效开发衍品，实现利润最大化将电视剧IP塑造为品牌，长远考虑还需要开发全产业链，培育原创IP品牌，为电视剧创作和发展搭建一个具有开放性、娱乐性和广泛传播度的平台。《大数据时代电视剧产业生态的嬗变与重塑——基于受众互动体验逻辑的考量》（吴雷）指出，大数据更新了电视剧观众的体验度，驱使电视剧产业从内容生产、宣传营销、受众接受等层面在大数据中重塑，也为电视剧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持。作者同时指出数据分析不能取代艺术创作，过度依赖大数据容易导致艺术创作的同一性，反而会成为电视剧创新的羁绊。运用好大数据为电视剧艺术创作提供数据分析，把握电视剧艺术创作与大数据之间的平衡。《多屏时代中国电视剧的变局与困局》（胡智锋、张国涛、张陆园）论述了互联网语境下，陷入变局和困局中的中国电视剧呈现出的全新图景，既在内容生产和传播层面亮点频现、推陈出新，同时遭遇广告收入大幅下降、人才不断流失、观众分流等问题，在多屏共生的时代环境下，中国电视剧在政策、生产、传播、产业等方面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不断完善和加强电视剧在不同发展环境中的应急应变能力。互联网衍生的媒介融合的环境下，电视剧市场容量不断扩大，学者以不同视角对网络环境下电视剧的产业环境、运营策略、评价机制、跨媒体传播、叙事策略等方面深入分析，切准近年来电视剧发展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优势与劣势，对于指导电视剧创新内容生产、丰富传播渠道、完善产业链都至关重要。

全球化进程加速了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文化融合与对话，世界多元文化格局的形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了契机和平台。作为传播中国文化、讲述中国故事的重要载体，国产电视剧通过海外传播“自塑”中国形象，提升中国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2015年，《何以笙箫默》剪辑版登陆Netflix，并以My Sunshine为剧名在韩国MBC电视台播出；2016年，由华策克顿制作的电视剧《亲爱的翻译官》在美国Dramafever视频网站首播便取得排名第一的好成绩；2017年，由正午阳光制作的《琅琊榜》在YouTube的播放量达到1.54亿元，《欢乐颂》的播放量更是超过2亿；优酷自制网络剧《白夜追凶》《反黑》的海外发行权被Netflix买下，在全球195个国家和地区播出。从2015年的全国影视内容产品和服务出口仅8000万美元到2017年超过4亿美元，尽管近年来国产电视剧海外传播的成绩明显提高，但国产电视剧“出海”之路仍然任重道远，学界对此的关注也从未停止。孙铭欣所著的《电视剧国际交易研究》一书针对中国电视剧尚未真正实现“走出去”，以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理念为指导，通过研究电视剧的国际交易发展，归纳总结电视剧的国际交易模式，探索电视剧的国际交易规律，基于“内容银行”的理论，提出国产电视剧参与国际交易的新选择，尝试建构新型电视剧国际交易框架，对于加速国产电视剧的海外传播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相比美国、英国、韩国、日本等国的电视剧在国际市场的占比和影响力，中国电视剧还有不小的差距，相关的学术论文也对国产电视剧国际传播进行多维度的探究，通过对国产电视剧海外传播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助力国产电视剧探寻“走出去”的正确路径。《中国电视剧的跨文化传播》（刘婷）一文在明确国产电视剧发展遭遇问题的基础上，提出采取质量提升、健全体系、构建与完善产业链条的方式，最大程度上扩展、加强其国际文化传播力。《浅议中国古装历史剧跨文化传播力的构建》（刘雁）一文以古装历史剧为例延展至中国电视剧的跨文化传播。古装历史剧凝聚了中国传统文化，在承认差异、追求平等、升华品质、畅通语言的基础上构建中国古装历史剧的跨文化传播能力，在中国国际地位日益提高的同时增强文化软实力，引导世界更全面地了解中国文化。《新世纪中国电视剧对外交流特征研究》（张婧）一文总结了自1978年以来近40年的电视剧对外交流的五个特征：一是新世纪中国电视剧受多种思潮影响；二是新世纪中国电视剧在曲折中发展；三是监管与鼓励双管齐下，新世纪引进剧更为丰富多元；四是中国电视剧在对外交流途径上不断拓宽；五是中外合拍日益频繁。中国电视剧在国家政策、类型革新、内容创新等多方面的进步中提升了在世界影视行业的话语权，电视剧的内容制作与传播渠道日新月异，中国电视剧仍然需要不断革新自我，有效地进行对外交流与传播。《电视剧的海外传播与国家形象建构》（周根红）一文通过分析功夫武侠剧、历史剧、现实题材剧的民族精神与人文精神建构国家形象。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经济快速崛起，国产电视剧“走出去”仍然步履沉重，《从产品到资本——国产电视剧“走出去”的路径探索》（张斌、莫茵）一文在此背景下探讨国产电视剧的走向、策略，指出面对输出地不同，需要因地制宜探索的尝试，这不仅包括国产电视剧“产品”的走出去，还涵盖了“生产”“平台”“资本”等多元层面的走出去，为国产电视剧的海外传播提供新思考。中国电视剧产业链条不断完善，国际传播、营销能力日趋提升，《媒体融合环境下中国电视剧国际传播态势分析》（朱新梅、唐琳）一文提出通过长城平台或自建平台直接落地、联合开班中国电视频道或电视栏目、进入海外视频网站、加强国际合拍、参加国际影视节展五个方式搭建多元化融合化营销渠道与平台，传播中国优秀文化，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国产电视剧对外传播的创新策略探析》（汤天甜、李琪）一文对当前中国电视剧对外传播的成功案例进行整理分析、总结经验，提出拓宽创作视野，推动电视剧出口；立足海外市场，建立国际化制作模式。中国正值文化产业转型的关键期，随着国产电视剧制作水平的不断提高，已经具有相对稳固的国际传播基础，国产电视剧应以形成海外市场为目标，加强与国际团队的合作，制定相应的传播策略，扩大国产电视剧在海外的影响力。“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之下，中国优质国产电视剧的海外传播成为传递中国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渠道，学界对于国产电视剧“出海”进行现状分析、策略分析、环境分析，以期降低文化折扣，达到更好的传播目的。

中国电视剧目前产业规模化、集约化程度不高，造成中国电视剧多而不优、多而不强、良莠不齐的情况。近年中国电视剧年度累计播出逾9000集，现象级电视剧不断制造“全民话题”，成为热搜大剧，尽管国产电视剧因其整体质量不高一直遭受诟病，但不可否认电视剧仍然是一种具有全民共赏性质和拥有广大受众群体的文艺样式。作为大众消费的主要电视节目类型，电视剧的题材选择是电视剧创作的基础，从总体上进行分类，中国电视剧分为现实主义题材与历史题材，《2014年现实题材电视剧述评》（王黑特、陈友军）、《2014年历史题材电视剧述评》（郑淑梅、张利杰）、《多样化的题材·多元化的风格——2014年中国电视剧创作研究报告》（欧阳宏生、徐书婕）、《2015年现实题材电视剧述评》（王黑特、陈友军）、《2015年历史题材电视剧述评》（郑淑梅、廖宋倩）、《2016年现实题材电视剧述评》（王黑特、陈友军）、《稳步前行——2016年现实题材电视剧论要》（李勇强、李跃森）、《论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历史题材电视剧审美观照及历史观演变——电视剧的“祛魅”与历史正剧》（丁亚平、姜庆丽）等文章宏观论述了现实、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发展脉络。具体而言，2015—2018年间，农村、军事、革命历史、抗战、少数民族、法律、商业等不同题材的研究性著作文章对其题材电视剧的发展走向、叙事变迁与创作症结等进行思考。吴匀撰写的《中国武侠电视剧空间研究》以武侠电视剧的影像叙事文本为研究对象，以“空间”为切入视角，在阐述中国武侠文化的基础上，完整、全面地剖析了武侠电视剧的类型化特征与艺术结构，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电视剧研究的理论成果。杜莹杰著的《中国历史电视剧审美研究》从文艺美学、文化诗学与传播学的角度对中国历史电视剧的真实性、悲剧性、史诗性、陌生化、审美现代性、审美接受性进行阐述，对历史电视剧的艺术审美特征进行总结概括，深入研究其史学因素和审美因素的互动关系，为电视剧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角度。自中国电视剧发端以来，农村题材电视剧就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被遮蔽的乡村与被想象的农民——新世纪中国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批评》（张新英）、《农民工返乡创业历程的媒介传播研究——以中国农村题材电视剧为例》（成婧）、《农村题材电视剧的“乡村影像”叙事变迁》（张帆、黄婉彬）、《农村题材电视剧中的城市想象与主题建构》（王利丽、崔亦鑫）、《新农村题材电视剧的缺失》（马光复、吴蕴聪）、《新时期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审美突围与产业拓展》（丁莉丽）等学术论文着重指出当前农村题材电视剧整体质量不高，产量有所下降，创作趋于模式化，审美内涵不足，农民形象缺乏人性深度等问题，针对问题，学者们在文章中也提出相应的对策：拓展农业题材电视剧的产业生存路径；加强农村题材电视剧的精神启蒙意识和现实表达；强化农村题材电视剧的艺术观念，等等。作为展现中国农村变迁不可替代的电视剧题材类型，农村题材电视剧肩负着讲好中国乡土故事的自觉担当。抗战题材电视剧与军事题材电视剧在某种程度上有相似性，传递中国人民追求正义与顽强拼搏的精神信念，尤其是抗战题材电视剧近年来蔚然成风，但一些抗日“雷剧”的出现也令人忧思其深层的价值迷失。《谈谈抗战剧的作为》（丁亚平）、《抗战题材电视剧娱乐化对爱国主义思想传播的影响》（刘心）、《抗战题材电视剧述评》（孟繁树）、《新使命新担当：抗战题材电视剧创作的现状与反思》（徐书婕）、《全球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军事题材电视剧及走向》《论当代中国军旅电视剧的发展与问题》（丁亚平）、《军旅题材电视剧的五大元素》（杨洪涛）、《新世纪以来我国军事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的反思》（胡辉）、《对近年来军事题材电视剧创作趋势的分析与思考》（文卫华、胡婉媚）等文章，及时总结电视剧的发展特点，直指弊病，为题材电视剧更好地发展贡献建议。题材电视剧创作容易因其局限性造成同质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创作需要打破陈规、开阔思路，赋予作品更深层次的阐释空间与理解维度。

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优势互补、融合为一的运作理念与方式改变了传统电视类型节目的制作与传播，打破了原有电视节目受固定时段与平台播出的局限。承载新媒体的互联网平台既是拥有海量信息的多媒体平台，又是能够增强用户体验感、及时交流发表个人见解的信息平台。尽管借助新媒体的传播特点和互动便利，电视节目的时效性、内容生产得到了有效优化，但“山寨”流行与海外电视节目引进也在某种程度上“摧毁”中国电视节目的传统模式。以综艺节目为例，2016年是中国的综艺大年，各大卫视累计有400档综艺节目开播，涉及真人秀、素人选秀、歌手竞唱、游戏竞技等多个种类，涵盖面广、数量繁多，但其中高收视率节目集中于引进海外版权的节目。2016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出《关于大力推动广播电视节目自主创新工作的通知》，就电视节目加强自主创新、电视节目海外版权引进的管理模式、920时段编排等做出了进一步明确指示。新规定限制了一线卫视对海外版权节目的引进，迫使各卫视转向原创节目，却因此使得“山寨”海外电视节目出现。《神的声音》与《天籁之战》；Produce 101与《偶像练习生》；《尹餐厅》与《中餐厅》；Show Me the Money与《中国有嘻哈》；《三时三餐》与《向往的生活》；《无限挑战》与《极限挑战》，等等。这些节目早已超越了“借鉴”，据2017年韩国放送通信委员会统计数据显示，至少有29档中国节目存在侵权，面对韩国方面的质疑，中国方面并未给予回应。湖南卫视总监张华立在2015年表示：“对于电视台，未来出现伟大原创的可能性非常低，除非咱们传统的电视台进行破坏性、颠覆性的制度改革。网络媒体在可预见的一到两年之内出现伟大原创的概率也比较低，除非把他们（互联网公司领导层）专注于技术的更新，专注于资本运营的心思分出来，给内容板块更加合理的制度安排和环境安排。第三，社会公司在未来一两年出现伟大原创的概率也比较低，除非他们从现在流行的热衷于概念的、热衷于资本的急功近利的状态里解放出来。”^[4]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创爆款电视节目在全国掀起收视热潮，《中国诗词大会》《中国成语大会》《朗读者》《见字如面》等原创节目口碑极佳，在全国范围内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力，这充分说明中国自主研发的电视节目完全可以获得市场广泛认可。迈入“互联网+”时代，电视节目数量之多、体量之大、规模之巨，引起学界高度重视，相关研究的著作论文浩如烟海。《把脉我国电视节目娱乐化“症候”》《境外电视节目形态本土化中的文化自觉》《中国电视节目的形态演变》《电视节目低俗化批判研究》等著作从整体上论述了电视节目的发展演变，在当前电视节目的泛娱乐化现象严重的形势下，为电视节目健康发展提供学理支持和思想资源。

电视节目在媒介融合时代改变了原有传播渠道与终端，其题材类型、叙事元素、内容模式等更为多元化，在传播与接受之间与受众形成有机统一体。《多屏视域下对电视节目运作的新思考》（杨凯南、卜彦芳）、《中国电视节目跨屏融合创新态势》（叶思诗、周晶）指出，跨屏融合与媒介融合催生电视节目形态的不断更新；强化电视节目的IP精品与版权意识；优化电视节目传播环节与传播生态，在跨屏融合中实现优势互补。从固定终端到移动终端，在多屏竞争时代，电视节目应顺势定位，改变节目的制作方式与运营活动，针对不同屏幕终端进行系统化定位，开创电视节目在跨屏融合下发展新格局。《传统电视节目与网络自制节目的博弈与发展》（张蓝姗）、《论中国电视节目与网络节目的互动与促进——以爱奇艺、搜狐、乐视等为例》（张智华、李金秋）以传统电视节目与网络节目之间的较量为切入点，从内容上看，网络节目是电视节目的必要补充，同时，网络节目的强势崛起能够反向促进传统电视节目在这场博弈中汲取网络节目的新鲜血液，相互渗透，提升信息技术与内容生产，从而获取新生。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的电视节目更加注重正确价值观的引领、重视文化传承、强化公共服务，《我国电视节目模式发展的现状与创新》（黄楚新、彭韵佳）、《电视节目模式：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蔡骐、唐亦可）着重论述了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电视节目从独立研发走向联合研发，探索新的电视节目模式，利用本土资源、传达本土人文价值，真正实现了1+1>2的优质合作。

中国综艺电视节目在媒介深度融合的环境中，产业化运营初见规模，节目的制作编排与播放模式趋于成熟。中国综艺电视节目成为支撑收视率、铸造品牌的受大众欢迎的主流电视节目。当前中国综艺电视节目涵盖音乐、美食、竞技、喜剧、生活体验等类型。不可否认，飞速发展综艺电视节目仍存在产业结构不合理、未能实现价值引领、艺术旨归稍显欠缺等发展短板。李翔著的《电视真人秀体验式传播研究》与王小娟著的《电视综艺节目的平民公共领域建设研究——以当代中国电视真人秀为例》重点以中国真人秀综艺节目为样本，进行具体化分析和定性研究，阐述真人秀综艺节目的传播路径，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平民公共领域的具体措施。《浅谈2014年我国电视综艺节目的发展》（万钢）、《2014年电视综艺节目特点分析》（苗棣、毕啸南）、《2015年电视综艺节目的创新思考》（王晓红、姬蓓蕾）、《“极速前进”中的“极限挑战”——对2015年中国电视综艺节目的思考》（季静）、《2015年电视综艺节目竞争特征分析：繁荣与变局共生》（王莹）、《2016年中国综艺节目年度观察》（毕啸南）等文章以年度总结报告的形式对全年电视综艺节目发展现状予以观察、思考、总结，并对综艺电视节目的未来发展提供建设性意见。近年，慢综艺“异军突起”，在以娱乐、搞笑、快节奏的综艺电视节目中，文化类综艺电视节目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央视出品的《中国成语大会》《中国诗词大会》《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等节目播出以来，深受观众喜爱。《文化原创力点亮民族文化未来——以央视几档综艺类节目为例》（李琳）、《陌生化理论视阈下的文化综艺节目创新》（喻江玲、黎藜）、《浅谈电视文化综艺节目的人文情怀——以〈朗读者〉为例》（洪亚琪）、《浅析原创大型文化综艺节目〈传承者〉的成功经验》（冷凇、张丽平）、《探析传统文化与电视综艺节目创新融合——以〈中华百家姓〉为例》（贾月）、《〈中华好故事〉：用综艺语言传承中华传统文化》（隋津云）、《“慢综艺”：电视综艺节目的模式创新》（殷俊、刘瑶）、《我国电视文化类综艺节目的媒介生态学审视》（李正良、田淼琪）等文章基于对热播文化类综艺电视节目的内容创意、传播效应、文化内涵的考察，展现了文化类综艺电视节目文化魅力，创新节目形态，搭建公共文化交流传播平台。《网络综艺：互联网思维下的综艺新形态》（文卫华、楚亚菲）、《大数据背景下网络自制综艺节目的特征及趋势探析——以〈奇葩说〉为例》（唐英、尚冰靓）、《解析网络综艺节目中的“网感”》（吴位娜）、《当前我国网络综艺节目的发展现状及趋势》、《网络综艺节目过度娱乐化：问题、成因与对策》（张国涛、张陆园）、《形态创新：网络综艺节目特性与发展趋势——以〈明星大侦探〉为例》（邹欣、刘斌、吴闻博）等文章针对网络综艺节目的性质特点、生存现状、问题对策与未来发展形态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以“井喷”之势发展的网络综艺节目在数量与质量上实现了大跨步式的提升，内容生产力也不断增强，但繁荣的表象之下，过度娱乐化的问题也不容忽视。随着对制作主体、播出平台进行网台统一监管标准，网络综艺节目去芜存菁、去粗取精，专注于优质内容生产，坚守文化自觉。PC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式，智能时代网络综艺节目以其精准化、分众化、个性化更符合时代的逻辑需求，也是网络综艺节目革新发展的方向性特征。

纪录片作为艺术与文化高度集中的体现，相对于电影纪录片，电视纪录片拥有更广泛的受众群体，从现实生活中选取典型，对信息与状态进行提炼刻画，因此电视纪录片在内容选择、结构框架、叙事策略、文化视角等方面也更为直捷。2012年，一部令全国观众“垂涎三尺”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从中国饮食文化入手，深入观众内心深处的情感世界。继这部成功的电视纪录片之后，《我在故宫修文物》《长征》《一带一路》等都引发学界与业界的广泛关注。《镜头里的中国人——从〈话说长江〉到〈舌尖上的中国〉》（陈婷）、《基于新媒体语境下的电视纪录片融合创新之道——以江苏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你所不知道的中国〉为例》（周凯）、《电视纪录片中语言和画面的关系——以纪录片〈梁思成林徽因〉为例》（孟旭舒）、《浅析电视纪录片的价值——以央视〈舌尖上的中国〉为例》（杨议、王蕊）等文章，基于个案分析深入探究电视纪录片发展，分析纪录片的理念价值与形象塑造。电视纪录片是了解国民生活、体察国情、塑造国家形象的有效方式，《电视纪录片：塑造国家形象的有力武器》（王琦）、《电视纪录片塑造与传播国家形象现状分析》（武新宏）、《电视纪录片与国家形象“多元化”传播》（武新宏）、《“一带一路”语境下“丝绸之路”电视纪录片的跨文化传播》（张语洋、周星）等文章分析了电视纪录片与传播国家形象、跨文化传播方面的关系，着重论述了电视纪录片对塑造国家形象、传扬本土文化的重要性与可行性策略。“一带一路”为电视纪录片创作带来了新的发展与传播机遇，增强电视纪录片的文化内涵，不断开拓市场，弘扬中华文化精神，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此外，关于电视纪录片内容生产、叙事手法、发展态势的相关论文不胜枚举，《新媒体语境下电视纪录片话语方式衍变探析》（武新宏）、《历史记忆的再现政治：电视纪录片的“古村落”叙事分析》（季芳芳）、《电视纪录片故事化叙事手法研究》（王富祥）、《电视纪录片评论需要观照的几个维度》（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评论员）、《借势登高：电视纪录片产业发展态势探析》（张凌霄）、《管窥当代电视纪录片创新发展中的“微”因素》（徐莹、倪祥保）、《地域文化对电视纪录片视听呈现的影响》（袁源洁）等文章都从不同维度对电视纪录片进行观照，以期使艺术与产业更紧密地融合，不断激发电视纪录片在新语境下的生命活力，发出中国声音，传播中国价值。

社会进步、政策、体制、技术等诸多因素都可能影响电视产业的结构演变与调整，新技术的出现与媒介融合的环境之下，电视产业的发展面临全新的格局调整与战略转型。我国传统电视产业主要包括电视剧产业、电视动画产业、纪录片产业、节目生产与交易、广播电视广告、传输网络产业、广播电视会展产业。随着媒介融合的不断深入，电视产业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与问题。面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电视产业原有运营方式的经营管理停滞不前，资源开发有限，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环境中，电视产业不及时进行调整，会降低其与其他媒体平台的竞争力，减弱电视产业的创新能力。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发布的《2018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指出，目前国内网络视频用户付费比例持续增长，在总用户中占比超过40%，观众愿意为网络内容买单，令网络剧成为观众娱乐刚需，这无异于分流了电视节目的观众。观众对电视的依赖性越来越低，电视节目的观众严重流失，某种程度上也使其广告收益大幅减少。电视产业对广告盈利模式的过度依赖严重禁锢了电视产业盈利模式的创新，阻碍了媒介融合的推进。创建电视产业健康、良性发展的管理体系，顺应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培养媒介融合型人才，优化广播电视经营模式，进而增强电视产业的创新性。

当前，新媒体强势崛起，新旧媒体融合拓展了获取信息的渠道，革新了传播格局，增加了信息内容的丰富性，传统电视产业亟须借鉴新媒体的技术优势，在融合媒介的格局之下，积极进行战略转型。《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报告》（2015、2016）、《中国影视产业发展报告》（2017、2018）立足于整年度中国电视产业的整体结构，针对电视产业遭遇的市场、产业、舆论、风险防控等问题展开研究分析，并对未来电视产业的发展趋势进行研判。刘逸帆著的《中国广播电视产业资本运营制度研究》详细阐述了中国广播电视产业资本运营制度的规制语境、实证分析、发展阶段特征、困境问题与主要对策等，在经济全球化的风云变化之下，深入中国电视产业媒介变革的深层问题，分析新媒体技术为电视产业发展带来的新机遇与新挑战，为电视产业研究开拓了思考空域。靳斌、罗弦合作撰写的《影视产业概论》从全产业链概述、制作环节、资本运作、发行放映与播出、衍生片与电影节、政策管理与行业规范、新技术引发的革命性变化几个方面解析电视产业发展中的变化。在研究文章方面，《集约理性多元转型——2014年广播电视产业经营情况盘点》（李岚、黄田园）、《2015，中国电视产业的“四则运算”》《2016年电视产业新特点与新趋势》（陆地、靳戈）、《中国电视产业：危机中寻求转机》（李继东、赵京文）、《技术、资本与制度——中国电视产业数字转型的困局、条件与路径》（刘荃）、《广播电视产业发展的新格局和新趋势》（李岚）、《我国广电产业融合发展新问题与新着力点》（张允、董月婷、赵琴）、《供给侧改革，深化电视媒体产业改革的新路径》（刘红柳）等文章都集中探讨了体制改革、融合发展、市场竞争三大力量作用下电视产业的改革，有学者指出电视产业供给侧改革的路径，通过电视媒体产业结构转型优化供给侧改革，通过向全媒体产业结构转型提供多元化的节目供给，通过挖掘自身的利他价值转变电视媒体的赢利模式，从而达到电视产业改革，促进电视产业服务水平的整体上升。中国电视产业改革已经取得一定的成就，电视产业规模稳步扩大、结构日趋合理；电视产业内容转提质，专业化程度显著提高；媒体融合纵深发展，电视产业模式逐步形成。在未来，新形势、新任务引导电视产业形成新动力、新消费、新业态，网络整合与智能化建设全面升级，电视产业将朝着产品化、精细化、精准化方向发展，打造智慧广电生态，促进电视产业转型升级，形成新的发展格局。 (www.xing528.com)

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形成的三网融合打破了此前电视在内容输送与制作方面的传统方式。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三网融合在某种程度上发展为电视网、物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新三网融合。新三网融合之下的电视产业发展以大数据与云计算为基础，为受众提供个性化服务，从内容提供转型为数据管理，努力形成“万物互联、云端互通”的电视产业发展新格局。《电视产业大数据：“能”与“不能”两面观》（王斌）一文提出电视产业可以利用大数据精准分析和预测受众喜好；参与制作为电视剧锦上添花；及时精准的反馈形成电视产业的“闭环”；形成全新的赢利模式提升节目商业价值，在海量信息中发掘有效的数据，向电视节目发展的各个环节提供建议性策略，实现对电视节目价值的深度开发。同时，大数据只是一种工具，不能代替艺术创作，创作者更不能因数据而盲目跟风形成思维定式。不仅如此，大数据的“不能”更体现在数据需要真实监督和数据应该协同共享。大数据的运用加速了电视产业的转型，积极合理运用大数据可以洞察用户需求，驱动电视产业链不断完善延伸。《大数据时代电视产业的价值网建构》（刘斌、邹欣）一文中以大数据对传统电视产业价值链的冲击、从价值理论看电视价值链、电视价值网搭建三个方向进行阐析，最终得出电视产业应抛弃原有价值链模式，建立共享、合作和价值网的结果，这将有利于电视产业的良性发展，为用户创造更高价值。三网融合环境下，数字技术、网络技术、显示技术的融合发展，多媒体智能终端尤其是互联网电视正以传统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为载体，迅速产业化、规模化发展，引发了电视产业在信息传送、内容生产、广告营销等方面的巨变。《我国互联网电视产业发展瓶颈分析》（孙江华、王晶、戴建华）、《互联网电视网络状产业链整合研究》（江虹、程琳）、《困局与变局——对互联网电视产业的思考与展望》（陈倩）等论文阐发了现阶段互联网电视产业发展现状、发展之困、未来的发展趋势以及促进互联网电视产业发展的建议，期冀借此促进中国互联网电视产业健康发展。面对纷繁复杂的发展环境，电视产业努力调整自身产业结构，以适应三网融合与数字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剧烈影响。《新三网融合背景下电视产业的转型之路》（邬建中）一文从四个方面：从三网融合到新三网融合、从内容为王到平台为王、从人海战术到增加ARPU值、从经营城市到经营农村，探讨了电视产业的转型之路。《技术、资本与制度——中国电视产业数字转型的困局、条件与路径》（刘荃）一文提出，数字化引发的媒体革命改变了传统电视产业的发展模式，作者分析了电视产业的数字化努力、数字困局以及数字化北京下音视频产业的生态变化，据此提出：宏观上电视产业机构应树立大文化产业观念、中观上电视机构应克服传统产业模式的惯性、微观上每一位电视工作者都必须提高自己的全媒体素养，三条数字化条件下电视产业发展的应对思路。随着新媒体的发展，电视产业亟待从管理体系、内容生产、经营模式、人才培养等方面及时做出调整，探索新兴业务，实现内容到产品的转变。

媒介融合的发展终结了传统电视卫视“渠道霸权”的时代，电视内容产业获得了更广阔、相对独立的发展机遇。电视内容的制作模式分为自产自销与节目外包，依托电视产业的传播优势，发挥电视内容的自主创新性，提升电视内容制作的水平，创作出具有明显标示和影响力强的节目品牌。沈华柱著的《发展与动因：中国体育电视产业研究》一书将研究对象集中于体育电视产业，对体育电视产业形成的历史和发展进行研究，并以CCTV-5体育频道为例，探究其发展的主要节点，寻找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性动力，据此对体育电视产业发展规律做出解释。《互联网思维视域下的传媒产业变革——以电视节目产业为例》（王康）一文指出，网络社会下，生产成本、生产模式和产业链的变化对电视节目产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低边际成本到零边际成本、一体化格局到网络状产业链、封闭生产到大规模群体协作都为电视节目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与传统电视节目相比，网络自制剧、网络综艺娱乐节目等具有更多样、更丰富的形态和互动分享功能，更符合广大观众的欣赏品位等重要优势。网络电视节目与传统电视节目分庭抗礼，二者的相互竞争、相互进步督促电视节目产业的整体进步。《我国电视综艺节目产业链开发的优化路径》（曹惠）一文基于电视产业链视角，从内容为王、品牌运营、衍生片开发、版权运营、渠道拓展五个方面探讨电视综艺节目产业链开发的优化路径。《电视节目创意产业发展路径研究》（刘琛）一文分析了电视节目创意的产业价值、电视节目创意发展的产业环境与价值链构建，在此基础上提出有效建设电视节目创意产业发展路径：制定政策法规促进电视节目创意产业发展；完善市场机制推进电视节目创意产业运作；培养创意人才提升电视节目创意产业水平。近年来，以大投入、大制作、大营销、大市场为运营模式的高概念电视节目正在中国电视产业中初露头角，《中国高概念电视节目的产业创新与文化博弈》（战迪）一文以此为背景论述高概念电视节目在中国电视产业中历经模式引进、改编和本土创新三个阶段，正朝着模式输出的目标迈进。作者同时指出，高概念电视节目有助于电视产业的奇观化叙事，但高概念电视节目正处于起步阶段，在创新的道路上仍有许多不可规避的现实困惑与思想误区留待在发展中去摸索突破。版权在电视内容产业发展中一直没有得到电视产业应有的重视，在此基础上，邹举著的《电视内容产业的版权战略》提出电视内容产业版权战略的三个具体实施途径：完善版权保护的制度安排、优化版权交易的市场机制、加强企业的版权经营管理。该书认为，“版权在电视内容产业的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版权保护是产业发展的法律前提，版权内容是产业经营的核心资源，版权交易是产业链的连接纽带。”^[5]目前，在新技术的发展冲击，管理模式的不断革新、盈利渠道的逐步拓宽，国家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背景之下，电视内容产业实施版权战略确有极大的必要性。新三网融合环境为电视产业实现自身创新发展搭建新平台，电视产业积极采取针对性改善措施，提升自身运营能力与制作水平，以此推动电视产业健康持续发展。中国电视产业蹒跚起步，筚路蓝缕，力求在激烈竞争中求精、求细、求优，寻找突破，推进产业化改革，拓展新业务，优化产业链，栉风沐雨，砥砺前行。

中国电视事业自1958年起步，至今已走过一个甲子，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电视史学、电视理论研究和写作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电视史论研究作为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体系和学科建设的根基，电视史、论取得的成绩为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的全面性、持续性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多元化的格局。伴随着电视产业全面健康的发展，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建设也逐步完善，进一步对电视产业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和辨析，广播电视艺术学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研究水平上虽不断提升，但如何进一步完善学科建设，实现广播电视艺术学与当下的电视制作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还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2015年以来的中国电视史、电视理论研究延续了多重视角并存的状况以及分布与整体兼具的研究格局。史学观念的新变是电视史研究进步的不竭源泉，摆脱固有陈旧的史观的束缚，趋向于多元化、多向度的电视史观的构建，电视史研究和广播电视艺术学教学才能稳步向前。在史学观念更新、不断挖掘新史料的基础上，以全新的视野撰写更具客观性、真实性的电视史。理论研究作为电视艺术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电视节目文本为中心，兼顾电视艺术活动和电视现象的理论评析、价值判断。电视理论研究是指导电视实践的先导，影响着电视节目的总体制作水平，决定电视艺术性未来的发展前景与高度。电视理论与批评自身的多元化成为其显著特征，电视学术界的论坛和研讨会都能够面对现实，针对当前电视产业发展中的新现象、新问题进行充分探讨，集思广益、深入开掘，使电视理论研究问题意识得到切实深化。互联网与媒介融合使电视产业在制作生产、传播方式发生变化，在此基础上，应该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创作方针，构建融汇多元化观念的电视理论交流平台，在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不断提高电视理论水平的基础上营造一种积极、开放、宽松的学术氛围。

中国电视史研究已经不可避免地被纳入全球化文化，成为其中一部分，电视史研究如何挣脱全球化的桎梏而另辟蹊径需要专业学者们夙兴夜寐，以其匠心独具的洞见不断开拓中国电视史学研究。由张金尧主持的“经典电视剧珠串口述历史及理论溯源”项目的理论成果出版，作为中国第一套真正意义上的电视剧口述历史文丛，包含《蔡晓晴导演艺术研究》《张绍林导演艺术研究》《王扶林导演艺术研究》《潘小扬导演艺术研究》《仲呈祥影视理论研究》等，不局限于文本分析，具有一定的学术的史学价值与时代担当。历史研究有历史之机趣，既具有个体研究之“趣”，又兼备整体探究之“机”的“电视口述历史”将故事性与理论性有机结合，是影视学科和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2015年，由赵玉琦撰写的中国首部独著的中国电视批评史《镜像中国——20世纪中国电视批评史》问世，本书纵向考察了20世纪以来不同时期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学界、业界、商界、电视受众五种话语演进及其对电视批评发展的影响。梳理电视批评话语权的流变史，厘清中国电视批评史的关键，穿越历史并还原20世纪中国电视批评生态景观，是有意义的。王彦霞所著的《中国电视剧创作史论》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以美学、历史相结合的“最高批评标准”对中国电视剧创作进行研究分析。从电视剧创作史论研究的理论平台、早期电视剧的一体化叙事模式、“文革”后国产电视剧重整旗鼓、电视剧市场化的探索与管理四个方面关注国产电视剧的发展历程，发现问题、总结教训、汲取经验是推动电视剧史研究，促进电视剧发展的前提与基础。2017年，罗姣姣以当下电视节目中最活跃的类型——综艺电视节目为研究对象，著有《中国电视综艺发展史》一书。综艺电视节目的发展历史不长，但在电视产业中以急速发展、高收视率而引起关注与热议。该书通过梳理综艺电视节目发展历史，分别从准备期、起步期、成长期、发展期、爆发期对综艺电视节目每个发展阶段进行论述，同时，基于电视综艺节目发展的纵向历史变迁、横向分析探究，试图找寻电视综艺节目发展困境的成因与纾解策略。

中国电视理论逐渐摸索出自身发展规律，经历了向西方电视理论的学习和借鉴，以及本土化探索之后，虽然发展尚未成熟，但2015年以来的电视理论方面仍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综观近年电影理论、艺术批评著作，显露出学者们直面电视发展中现实与挑战的责任与担当。电视理论相关著作选题涉及领域广泛、视角立意新颖，及时、敏锐地反映了电视发展的全景观。梁波撰写的《理论电视学》从重新认识电视、电视学及其历史沿革、西方电视相关理论图谱、中国电视理论研究概貌、理论电视学建构的路径、理论电视学建构的框架六个方面构建理论电视学的框架，并试图通过此探讨电视的本质。张海涛主编的《广播影视行业组织的实践探索与理论思考》旨在改变广播影视行业理论成果数量少、质量不高、缺乏系统性，难以切实指导实践，发挥智力支持的现状。谭天著的《融合与转型：重构中国电视》对媒介融合下电视发展以及重构进行了深入研究，对融合方向、转型反思、未来重构加以详细论述，并提出新的理论观点：意义经济理论、媒介平台理论、节目空间理论、“体外循环”理论、网台理论以及“一体两翼”融合发展策略。该书描绘了未来电视产业发展的四种形态——新型电视、新兴电视、IP电视、生态电视，以及四项指导原则——融合原则、创新原则、发展原则、转型原则，希望对电视产业的具体实践有所启发和帮助。微观上，关于电视产业的具象理论研究也成绩斐然。姜燕著的《声音的力量——中国电视剧声音理论与创作研究》针对电视剧作品中声音的历史发展、理论发展、创作发展等问题加以讨论分析；朱荣清编著的《电视纪录片创作：理论、观念与方法》以扎实的理论功底、新颖的观念对当前电视纪录片创作有极强的指导价值；张斌、王玉玮合著的《电视新闻生产：理论与实践》通过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方式论述电视新闻生产；殷昭玖著的《电视剧认同机制研究基于精神分析与意识形态主体理论的考量》极具逻辑性、缜密性、周密性，在探讨电视剧认同机制的同时承认其具有两面性。电视学界对电视理论的关注最终目的在于指导实践，不同类型的电视节目尽可能地运用电视的艺术形式和光影技巧，真实描绘都市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人、五味杂陈的细腻情感，传递时代独有的最强音。

广播电视艺术是在20世纪伴随技术飞速发展而诞生的新兴学科，是艺术学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电视市场的不断扩大，电视产业的不断发展，广播电视艺术学教育也迎来其发展的黄金时期，然而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的迅速扩张和高速发展在“浅阅读”的读图时代和“娱乐至上”的境遇下应清晰、明晰，广袤的学域扩张并不等同于学科实现了伟岸学理的建构。20世纪80年代，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建设以来，中国电视史论建构却仍存在许多沉痼亟待进一步研究改善，目前中国各地高校电视史论的研究存在发展不平衡、资源差异大、软硬件不到位等特点，建立完善的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不是信手拈来的。电视具有大众传播媒介、影像语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等多重属性，所以建立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自有的理论范式成为电视产业研究的必经之路，也是认识电视的“敲门砖”，确定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研究的逻辑起点。电视理论来源于电视节目制作实践的升华，同时应用于电视节目制作实践的指导。在过往的高等院校的教学工作中出现学生的理论知识的接受度与理解度远高于在实际实践中的操作能力的情况，学生拍摄作品无法达到课堂教学的预期成果，致使理论学习和实践能力脱节。高等院校在进行电视史论的传授时应当实现“研究—教学—实践”三位一体的教学理念，摆脱之前重理论、轻实践的局面，将研究与教学相结合，彻底告别知识陈旧化、缺乏创新性、专业能力低下的尴尬局面。高等院校还应利用自身优势，为学生提供理论交流和实作平台的机会，加强理论学习的外延性和实作能力的创新性，在合理有序的教学工作中寻找理论教育与具体实践的平衡点，提倡优秀电视节目文本案例精读，扎扎实实培育具有自觉创作理念的电视专业人才，以紧跟时代步伐的文化修养和造诣迎接全球化下电视产业竞争带来的挑战。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的教学工作现阶段主要以知识讲授为主，缺乏对学生个人自主性学习力能的发掘，广播电视艺术学研究方法需要知识系统完善的学者对其革新，亦需要青年学生的个性探索，年轻人的接受能力强，吸收汲取的知识面繁杂，最关键的一点是勇于创新。教师在广播电视艺术学研究方法革新的过程中注重学生个人能力的锻炼，更加深入、全面、细致地投入电视史论研究之中，并将这种谨慎推广到更为全面的中国电视史论研究中，摒弃固有的定向思维，以客观性、包容性、建设性的态度，将中国电视史论研究推向全新高度。

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电视产业的改革，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建设进入跨越式发展阶段，目前有218所高等院校开设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培养专业人才是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建设的主体。在专业人才培养的层次上分为学士、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三个不同层次，广播电视艺术学教育须在优化整合电视教育资源的基础上针对三个层次的人才培养指定相应的培养方案，改变教学方式单一，机械化的人才培养方式。首先，规范科学研究。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体系下设子学科的不断增多要求根据学科方向制定和设计专属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由于高等院校的经费和投入不足导致现阶段出现了教学同质化趋向严重，从而培养了愈来愈多的“雷同”人才，缺乏明确的学科界限。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教育应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真正将学生视为教育主题，充分尊重学生所学所选专业的差异性，陈旧教学应向点式教学转变。一方面，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建设必须在艺术学学科建设和本学科特色建设的基础上制定有据可循的规则，否则学科建设缺少规范性和真实性；另一方面，学科知识的系统严谨、学科发展的明确目标、学科制度的规范条理成为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建设的基本框架与建设方向。广播电视艺术学建设应当主次分明，明确研究对象，严格划定研究范围，分清学科，从局部的不断发展健全促进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的整体建设。其次，完善教学知识体系。“知识形成中发生的以获得和确立价值为核心的某种行为规则、模式得以确立和维持的过程。这一过程体现为学科知识生产和产播中的标准化、结构化和系统化。制度化的实质是对某种预期的价值通过一定的规则和模式加以确定和合法化的过程，也是把想象中的制度变成现实的制度的问题。”^[6]广播电视艺术学研究领域的日益宽广，电视研究和其他学科的不断融合促使广播电视艺术学科建立综合研究体系，对广播电视艺术学进行总体把握，构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和市场需求的学科体系是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建设中的重要一环。部分高等院校课程设计的不合理性，知识传授的不系统性成为导致教学培养失败的重要原因。在互联网时代，获得信息的渠道不断拓展，史论教学应该成为一个战略性话题，硬件教学需向软件教学转化，根据教学对象应积极改进教学方法。高等院校的广播电视艺术学教育应以学生获取完善、系统的知识为根本目的，但由于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体系中跨界学科较多，使得边缘化交叉学科的知识受到弱化，最终致使广播电视艺术学教学与市场需求脱节。高等院校在完善教学体系的同时应努力构架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学科体系，主动了解社会需求，做出具体的准确的定位，及时调整培养方案。再次，分层次定向培养。根据我国现阶段专业人才层次划分，高等院校必须调整期教育方式及内容，根据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制定不同的培养方案和培养计划，具体到研究生阶段的学科教育应按照学术型和专业型具体细分，不应化而为一。陈旭光教授曾提出了史论教学中的三个重点——针对博士的学术型史论教学、针对本科和硕士的创意实践型史论教学、注重策划和创作的通俗评论型史论教学。在广播电视艺术学教育中，改变传统教学方法，督促学生全身心参与教学过程，鼓励学生参加广播电视艺术学相关学术讲座和交流活动。高等院校有其他机构无可比拟的发现、研究、探索的学习环境，其教学责任就是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培养人才，使广播电视艺术学人才通过对知识的探究和求索，培养出个人研究能力。

近年来，新语境下的中国电视的发展转型，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中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电视学术研究和理论批评在其中也起到了显著的作用。电视理论与批评成为中国电视生产新力量、新机制的形成和塑造因素，推动着电视业各领域的全面更新，使得中国电视人的知识、生产系统和思维方式根本改变，促进了中国电视生产和电视文化的拓展和深化，中国电视的存在状态和发展趋向由此截然不同，中国电视得以进入由新网络为中心所笼罩的世界。2015年以来的中国电视研究是“史”“论”同力协契发展的四年，电视史研究持续细化、深入，秉承“以史为鉴”为当下电视发展提供历史规律的原则；电视理论多元化、跨学科发展为未来的电视产业前行提供理论支持；电视节目的国际化传播和国内创作成为学界关注重点。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的系统建构，需要国家相关部门、科研和高等院校的通力合作与持续努力。在中国经济崛起、经济与文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和电视业的发展需要以一个长远的战略眼光整合目前的发展态势，了解现状，进一步检讨得失，把握未来，以期中国电视发展能够在一个健康、持续的格局中稳步迈进。

（作者丁亚平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史力竹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电影学与广播电视艺术学系博士研究生）

[1]T2O：TV to Online。“电视+”模式的两种实 现模式：“电视+ 电商”“电视+ 服务”。一方 面，是指观众可以在收看电视的同时利用电商平 台的APP 扫描电视屏幕出现的二维码或者使用微 信“摇一摇”电视功能直接进入电商页面，并可 在相关页面上购买该节目中出现过的商品的商业 模式；另一方面，观众亦可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相 关红包或优惠券，例如：2015 年起，中央电视台 在春节联欢晚会上和微信、支付宝展开合作，联 系大量品牌商为全国观看直播的观众发红包。

[2]CNNIC：第39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 计报告》， 见http：//www.cnnic.net.cn/hlwfzyj/ hlwxzbg/hlwtjbg/201701/P020170123364672657408。

[3]见2018 年8 月20 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在京发布的第42 次《中国互联网络 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4]《广电总局推动电视节目自主创新业内：山寨节目 或流行》，中国经济网2016 年6 月23 日，http：// www.entgroup.cn/news/Policies/2334047.shtml。

[5]邹举：《电视内容产业的版权战略》，北京：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版，摘要。

[6]李政涛：《教育学科发展中的“制度”与“制 度化”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 版）》，2001 年0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