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呈祥
内容摘要：文艺创作是人类的精神生产，是以审美方式把握世界的一种精神活动，必须坚持以文化人，以艺养心，以美塑像，重在引领，贵在自觉，胜在自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文艺如何正确处理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是攸关全面辩证地执行好党的文艺政策、确保文艺健康持续繁荣的关键。面对新时代，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文艺必须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之所以显得如此重要和紧迫，不仅是实践的启示，同时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要求。
关键词：社会效益；文艺政策；文化强国
实践雄辩证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文艺如何正确处理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是攸关全面辩证地执行好党的文艺政策、确保文艺健康持续繁荣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8月21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引导文艺工作者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自觉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加强道德品质修养，坚决抵制低俗庸俗媚俗，用健康向上的文艺作品和做人处事陶冶情操、启迪心智、引领风尚。”认真学习、领悟、践行好“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这一重要指示，极为重要。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改革开放40年来，党的文艺政策与时俱进，实事求是地及时做出重要调整。在我看来，第一次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工作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总形势下，聚焦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果断地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简称“二为”方向）取代了“文艺为政治服务”。这次重要调整，极大地解放了思想，激发了文艺生产力，拓展了创作视野，丰富了创作题材，开启了新时期现实主义文艺复苏的百花齐放新局面。从“伤痕文学”的兴起到“反思文学”的深化再到“改革文学”的勃发，从“文化寻根”到“文化反思”再到“东西方文化八面来风”，思潮滚滚，日新月异。人们记忆犹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和90年代先后发生的关于刘心武小说《班主任》、蒋子龙小说《乔厂长上任记》、谌容小说《人到中年》、路遥小说《人生》和话剧《于无声处》《报春花》、京剧《曹操与杨修》、电影《黄土地》《野山》《黑炮事件》、电视剧《走向远方》《巴桑和她的弟妹们》以及歌曲《乡恋》等一系列虎虎有生气而影响深远的文艺争鸣能健康开展，究其政策环境和学理依据，其缘盖出于这次聚焦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重要政策性调整。
本来，按照马克思所深刻揭示的，人类愈文明，社会愈发展，人把握世界的方式就愈多样化。人不只是物质动物，需要以经济的方式把握世界，更重要的是高级形态的精神动物，同时需要以政治的、历史的、哲学的、宗教的、艺术的方式把握世界。各种把握世界的方式彼此之间是相互联系、互为补充的，并不存在从属关系。但是，在20世纪40年代初的抗日战争环境里，毛泽东同志从民族解放运动大局出发，以革命领䄂的战略眼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了“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著名论断。应当承认，这在当时的战争环境里是正确的，是一种“历时性”的真理。但进入和平建设环境后，实践证明，继续坚持“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则弊大于利了。“文革”中，“四人帮”簒党夺权，大搞“阴谋政治”，简单要求文艺从属、服务于这种政治，那就必然成了“阴谋文艺”；即便在今天，总的政治路线、政治环境都是好的，笼统再提“文艺从属于、服务于政治”，也容易被那些不遵从文艺规律、急功近利地搞皮箱政绩的领导，和那些文艺工作者创作公式化、概念化的站不住、传不开、留不下的作品提供政策依据。因此，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石破天惊地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为防止出现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好走极端、不“左”就右的单向思维倾向，他又多次强调：“我这样讲，丝毫不意味减轻了作家艺术家的责任，相反是加重了作家艺术家的责任，因为归根到底，文艺是不能脱离政治的。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华民族当今最大的政治，文艺理应为此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市场经济逐步取代计划经济，在这种新的总形势下，文艺战线确实又出现了另一种值得警醒的错误倾向：纠正了那种把文艺笼统从属于政治、以政治思维取代审美的倾向，又盲目地出现了一种以经济思维取代审美思维、指导文艺创作的倾向。愈演愈烈的便是那种唯收视、唯票房、唯码洋、唯点击率即唯经济效益的衡量文艺成就的价值主张。 (www.xing528.com)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明察秋毫，全面部署，治国理政。他在2013年8月19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旗帜鲜明地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两项工作不能重此轻彼，甚至是此非彼；应当同时抓好，互补共进。他对包含文艺工作在内的文化建设提出了著名的“两个结合”的要求——“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 。他还提出了治国理政的著名的“四个讲清楚”——“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经济只能致富，文化方能致强。这便是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不移地走文化强国之路的庄严宣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植根于经济繁荣发展的沃土（当然也离不开经济的持续繁荣发展），也不是植根于西方文明的沃土（当然也需要学习借鉴西方文明中适合中国国情的有用内容），而是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的！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全面深刻地概括剖析了时下文艺创作中存在的种种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重娱乐快感轻精神美感的错误倾向的严重危害后，一针见血地指出：“凡此种种都警示我们，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他旗帜鲜明地指出，“同社会效益相比，经济效益是第二位的，当两个效益、两种价值发生矛盾时，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要服从社会价值。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在2016年11月30日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习总书记再次告诫文艺家“要遵循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牢记文化责任和社会担当，正确把握艺术个性和社会道德的关系，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严肃认真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要珍惜自己的社会形象，在市场经济大潮面前耐得住寂寞、稳得住心神，不为一时之利而动摇、不为一时之誉而急躁，不当市场的奴隶，敢于向炫富竞奢的浮夸说‘不’，向低俗媚俗的炒作说‘不’，向见利忘义的陋行说‘不’。”言之谆谆，其意切切！稍后，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进一步强调要“加快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要“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的文艺批评标准。再往后，在2019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他又提出要“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作品的生命线”，并再次重申“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所有这一系列重要论述，一以贯之的红线是“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都离不开文艺。”文艺创作是人类的精神生产，是以审美方式把握世界的一种精神活动，必须坚持以文化人，以艺养心，以美塑像，重在引领，贵在自觉，胜在自信。广大文艺家在学习、领悟、践行这些指示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伟大时代，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谱写中华民族新史诗，开创新时代文艺绚烂多彩的春天。
面对新时代，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文艺必须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之所以显得如此重要和紧迫，不仅是实践的启示，而且同时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要求。
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就必须坚持科学的文艺批评标准。恩格斯在《致斐·拉萨尔》中提出的“美学的历史的”观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到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一脉相承，都坚持在创作美学范畴里就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关系来确立科学的文艺批评标准。2015年10月19日，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播发的《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中也明确“坚持思想性、艺术性相统一”的文艺创作精神。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央电视台时强调文艺作品、文艺栏目要坚持思想性、艺术性相统一。这就廓清了那种误把本来属于接受美学范畴的观赏性也纳入创作美学范畴的违背逻辑思维法则的模糊认识。须知，理性思维上失之毫厘，创作实践则谬以千里。那种误解观赏性、盲目追求观赏性的思潮和做法，严重干扰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往往成为唯票房、唯收视即唯经济效益的依据。思想性、艺术性属创作美学范畴，存在于作品之中，取决于创作主体，是恒量。而观赏性属接受美学范畴，是观众的接受效应，取决于接受客体，是变量。同一作品因人而异，因观众的人生阅历、文化素养、审美情趣不同而不同；同一作品因时而变，因时代背景、文化语境变化而变化；同一作品因地而迁，因审美空间迁移而迁移。所以，所谓观赏性，主要取决于观众的人生阅历、文化素养和审美情趣以及观众与作品发生关系的时代背景、文化语境和审美空间的一种综合效应。这是极多样而复杂的。观赏性只能由全社会来提升解决：一是要着力提高观众的鉴赏修养，马克思说得好，“再美的音乐，对于不辨音律的耳朵都是没有用的”；二是要净化鉴赏环境，在良莠杂呈、浮躁喧嚣中难免会误导观众。倘若把观赏性挤入与思想性、艺术性并列的批评标准之中，那就势必令人产生一种误解：似乎艺术性本身不靠自身的美学品位和历史品格去吸引、感染、引领观众，而须加上自立于艺术性之外的观赏性。那么，符合逻辑的推论，这种观赏性便是如今某些唯经济效益的作品中的凶杀、打斗、床上戏、多角恋、婚外情和小鲜肉之类。进而逼迫创作者在市场经济大潮中，面对鉴赏素养下滑的观众和价值混乱的市场环境，为了追求观赏性和票房收视，只好放弃引领，一味迎合。愈迎合，观众鉴赏素养愈下滑，市场环境愈糟糕，反过来又再刺激缺乏信仰、责任、担当的创作者生产品位、格调更低下的伪劣之作。于是乎，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就陷入了可怕的二律背反即恶性循环之中，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就会被唯经济效益取而代之。此中教训，当深刻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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