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极文化的生成与中国文化在新时代的世界角色

黄会林

内容摘要：当今世界文化呈现多元化格局，从影响力看，如将欧洲文化与美国文化看作世界文化的“两极”，具有数千年传统、深厚根基及强大生命力的中国文化，可称为“第三极文化”。它以倡导文化多元化为前提，尊重文化的差异，反对文化殖民和文化霸权。当代中国经济与文化在世界格局中存在严重的“不相称性”，要求我们继承并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吸收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世界文化精华。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生成需要实力，也需要必要的耐心，努力在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中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第三极文化；国际传播；影响力生成；人类命运共同体

就世界的现实文化影响力来说，我们认为，如今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和美国不仅在经济上，更在文化上拥有全球范围的强势影响力，构成了影响全球的文化“两极”。这种建立在强大“硬”实力基础上的文化“软”实力，正在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不同文明在交流、会通的过程中当然会有误解、抵抗甚至冲突，但同时还有更多的谅解、融合与创新。在这个多元的世界中，我们既要承认不同国家的差异性，也要看到共同的责任和命运。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不论世界是否愿意承认，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并在不断缩小和美国的差距，中国的经济和科技保持着较好的发展态势，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整体上不断提高，中国在世界上的角色正变得越来越重要，中国也在努力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同时，不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当代中国经济与文化在世界格局中的“不相称性”提示我们：中国能否并且应该贡献一种什么样的新文化影响力给世界？

鸦片战争让传统中国与现代西方在碰撞中形成新的世界认知，从历史的骄傲走向民族的苦难。在百年求索的过程中，新中国的成立，正是毛泽东创造性地把中国传统思想、革命现实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是中西方思想融合的典范成就。许多西方人对中国的高速发展感到困惑，那是因为他们很少能穿透经济现象，看到支持这种发展的由中国传统文化基因铸就的民族精神。

因此，今天的中国更渴望和平与发展。从“仁者爱人”到“天下大同”，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里的精华囊括了人与自己、与他人、与社会、与国家、与自然等各类关系的总和，帮助中国人构筑起强大的精神底线，战胜一切灾难，不畏艰难、不惧牺牲地建设美好家园。

中国的历史、体量以及在世界上的角色和责任，要求我们努力建设一种与之相应的当代文化，在现有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与欧洲、美国共存的“第三极文化”，其核心内涵是指当今世界文化呈现多元并存格局，每一种文化都应该得到公平独立的发展机会。但就其主流的世界现实影响力而言，目前大体可以分为欧洲文化和美国文化“两极”强势文化。而中国文化强大的历史根基、独立传统和绵长不断的生命力，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充分继承和发挥传统优秀文化资源，借鉴和吸收外来文化资源精华，总结和提升百年来中国现代化革命建设经验的基础上，以“和合”方式追求“会通以超胜”的当代中国新文化的伟大复兴。

“第三极文化”的第一层含义，是指首先要在中国文化自身系统内部进一步梳理、总结、继承和发扬其最为突出、最具特色、最有代表性的内容，这些内容成为中国文化自身范畴内的“极”。其第二层含义，是指在梳理、总结、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化中最为突出、最具特色、最有代表性的内容基础上，把中国文化放在世界文化背景下加以观照。需要指出的是，“第三极文化”借用地理学“极”的概念，仅仅是为了形象描述当今世界文化格局中影响较大、比较有代表性的三种文化，并不意味着文化的“三极”与地理学的“三极”关系完全等同。

从世界人类史的角度看，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现代热核战争灾难性的后果，促使人类愿意尽量先坐在桌前解决问题，有了更多通过文明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诸如联合国、欧盟、东盟等各类国际组织以及相应的各种宪章、宣言、公约，都体现了人类用文明谈判来代替暴力战争解决相关利益问题的努力。我们认为，这种变化趋势虽然不是人类最理想的共处状态，却也是通向理想的重要途径。尊重和促进世界文化多样性，沟通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可能是我们正在努力且仍需努力的方向。

从地理环境的多样性到生物多样性，再到文化多样性，这是人类必然的选择。从全球文明来看，地理环境的多样性和民族国家的文化多样性有着密切的联系。埃及人创造辉煌的古代文化主要依托那片被大海和沙漠围护着的，由尼罗河所滋润的三四万平方公里的冲积平原，所以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称埃及为“尼罗河的礼物”。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大体限于两河流域宜于农耕的几万平方公里，加上地中海东岸今叙利亚、黎巴嫩滨海地区，共同组成所谓的“肥沃新月带”。希腊文化起源于克里特岛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滨海小平原。由于负山面海，腹地狭窄，向海外展拓成为希腊诸城邦的出路，形成古代希腊生活的多中心、文明的游牧形态分布于东西南北的特点。印度文化是在一个较广大的地理格局里发展起来的，横亘于北方的喜马拉雅山脉和帕米尔高原，使印度人的活动范围基本限于热带印度半岛之内，气候的复杂性远不能同东亚大陆相比。^[1]

中国地理位置同外界相对隔离的状况，决定了中国文化独立发展的道路。幅员辽阔和自然条件又决定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和不平衡性，地理上的相互邻接加上长时期的互相影响和渗透，形成了中国文化既是多样的、不平衡的，又是有内在联系和相对统一的基本特征。

地理、生物的多样性也给文化多样性带来了直接的启迪。1992年，联合国颁布了《生物多样性公约》，保护“生物多样性”对于物种和人类生活安全都有着重要意义。比如1806年，爱尔兰马铃薯歉收造成100万人死亡，另有100万人移民。导致这次歉收的主要原因是当时爱尔兰人只种两种相当脆弱的马铃薯。而为了对抗1970年代印度稻田的草病毒问题，印度科学家在6千多种稻子中找到了一种有抗病力的品种，将它与其他稻子杂交并推广使用，^[2]这就是生物多样性带来的机会。

文化多样性也一样。它要解决的是在多元文化格局中，如何承认、尊重、促进各不同文化的发展，协调多元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问题，反对单一文化霸权的世界性覆盖。说得直观一点就是，我们不想在每个城市中心都看到相似的CBD，不想每块电影屏幕上都充斥着好莱坞商业大片。如果没有多样性，旅行的意义又在哪里？

文化多样性如何应对现代化、全球化、一体化、标准化带来的压力？在多样性和单一性、差异性和普遍性、民族性和世界性、独立性和统一性、区域性和整体性、中心与边缘、强势和弱势这一系列矛盾中如何平衡各方力量？在可持续发展的跨文化交流过程中，如何解决好文化多元主义与文化融合的问题？我们需要时间，更需要智慧去沟通和构建不同文化间的价值共同体：那些超越民族国家文化局限，可以作为全人类共同接受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

简要梳理一下世界史就会发现，15世纪的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打破了世界原有的平衡格局，19世纪初英国工业革命的完成开启了世界欧化和殖民的进程，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打破了殖民主义格局。“二战”结束后彻底瓦解了英、法、德、意等旧殖民帝国。从政治版图看，欧洲旧殖民国家大体上退回到了地理大发现时代之前的位置。

1960年代美欧日学生和市民的反体制运动中，以雅克·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就是要颠覆西方哲学在万物背后都设定了唯一的本质、中心、力量，一个潜在的神或上帝的传统，同时也颠覆由此衍生而来、盛行于西方的本质论、父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白人中心主义等。该运动一个客观的成果可能就是一种多元文化共存局面的形成，从遍及全球的反殖反资本主义运动，到实践层面的“去西方中心”，然后才是多元文化观在国际主流舆论中的形成。^[3]

冷战结束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发展促使很多学者从文化或文明角度探讨21世纪的世界格局。比较著名的有“文明冲突论”^[4]“历史终结论”^[5]“文明共存论”^[6]“文化摩擦论”。^[7]我们知道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一样，都主张以西方文明取代其他文明。米勒的“文明共存论”则批驳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认为当代世界各大文明之间，不是对抗和冲突，而是共存与对话。只有对各种文化表现出宽容，全球的和平共存才可能得以实现。

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共同保护和促进文化多样性，探求人类共同价值和行为准则的脚步也从未停止。

从“二战”后美国、法国关于电影市场的“法国例外”到后来提出的“文化例外”，既是法国文化政策的跨越，也是法国对世界的一大贡献。1993年，针对美国要求欧洲开放文化产品市场，法国正式提出了“文化例外”的原则，反对将文化、视听及服务产品等同于一般商品任其自由流通。

“9·11事件”后，法国认为加强对话、增进文化交流是反恐的一个重要基础。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正式将“文化例外”的提法改为“文化多样性”，将有关文化产品问题的讨论从世贸组织转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该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文化多样性宣言》，指出捍卫文化多样性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于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标志着国际社会形成了关于文化多样性问题的一系列重要共识，保护人类所依赖的、以多样性方式存在的“文化生态”。

中国作为“第三极文化”，和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关系是：首先，从尊重和发展自己的文化开始，同时承认并尊重了包括俄罗斯、印度、日本等世界多元文化。其次，在强调不同文化间共处的同时，也正视了世界文化多样但不平衡的现实格局，即话语权问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文化的内部同样有多样性，在国内也要促进不同类型、风格的文化发展，避免文化过度地商业化和市场化。最后，它突出并强调了中国在世界文化多样性中的角色和担当——虽然这种文化建设将更难于经济发展。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指出，世界的未来在中国，人类的出路在中国文明，因为中国文明倡导和平主义和世界主义。^[8]

中国著名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16个字来表述多元文化之间的关系，对我们仍然有很好的启迪意义。从尊重和发展自己的文化开始，再到了解和欣赏别人的文化，然后是获得不同文化间的共处和共识，最终实现天下大同。但我想，这里的“天下大同”并不是指某种强势文化消灭了其他文化多样性，变成单一的新文化殖民霸权，而应该是指各种文化主体能容忍不同文化价值观念，进而在多元文化中能够生成人们普遍认同的新多元主体文化价值。我认为这才是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共存发展的未来图景。尊重文化多样性，加强中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话语责任，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自己的贡献——这也正是“第三极文化”追求的最终目标。这当然是一条艰难的出路，但所有的道路总是从迈出第一步开始的。

中华文明自诞生以来从未中断，历久弥新，不仅成为世界文明的重要构成部分，更是当代中国文化再次崛起最为宝贵的传统资源，也是当今世界和平共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

当今世界的发展波谲云诡，正处于新的格局变化中，不论是朝鲜半岛还是叙利亚局势，和平与战争的力量胶着缠绕。一些局部的国家民族利益冲突，甚至权力斗争，都很可能引发危及全人类命运的战争行为，世界的不确定性正在增加。这些都会引发各国爱好和平的人士，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关心与思考。

在人类没有形成“全球”概念之前的历史中，也发生了许多局部的民族国家战争冲突，尽管惨烈，却很难引发人类学意义上的危机。而当人类经历了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至19世纪初英国工业革命的完成，形成了相对明确的“全球”观念之后，尤其是在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警醒后，包括联合国在内各类国际组织的成立，相当程度上说明世界各国已经认识到：人类是个命运共同体，必须寻找和平共处的准则。

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源里有许多宝贵的思想，对于解决人类当下的困境仍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比如我们强调个人的德行：“仁、义、礼、智、信”“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轻诺必寡信”“言必信，行必果”等，并且往往会把这种个人修行外化为一种更宽广有益的关系。

比如人与人之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和而不同”等，既充分尊重个人权利，又强调人与人之间要互相理解、尊重、帮助。

再如人与社会、国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苟利国家，不求富贵”“居安思危”等，我们传统文化的基因里就有个人为民族国家的责任与牺牲精神。我们很早就认识到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对于解决今天的环保问题富有启迪。不论是个人还是国家，我们强调“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源丰富多样，儒、释、道是其主流应该是学界共识。如果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里抽取其精髓，那么应该就是“天人合一”。它包含了人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不同层次的复杂关系，其最终目标都指向了“合一”。其中包含的“和谐”“和合”思想，也是中国哲学传统的一个基本范畴。

“和合”最早见于史伯与郑桓公的对话。史伯说：“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9]意思是说，商的祖先，一个叫契的人倡导和合五教。而“五教”是指父义、母慈、子孝、兄友、弟恭。从中可以看出，“和合”最初的含义是指协调各种关系、各种规范以使人们有序相处，治理国家。《国语·郑语》中对“和”的解释是：“以他平他谓之和。”不难看出，所谓“和”，正是不同的“他”平等相处的结果。

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和”与“同”不一样。《国语·郑语》里讲“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就是强调了阴阳和而生万物，即异质事物相生出新，同质事物相克停滞。这里的“和”首先承认了“异”，是一种包括了各种不同矛盾互为依存、互为排斥的动态和谐，就像太极阴阳鱼在共同生存的世界里（圆），互相排斥又互相依存。“同”不能容“异”；“和”不但能容“异”，而且必须有“异”，才能称其为“和”。^[10]“和”的内涵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相异，即非绝对同一；二是不相毁灭，即不相否定；三是相成而相济，即相互维持；四是相互之间有一种均衡。^[11]实际上，“和”就是指差异事物有冲突矛盾，然后融合。

“和合”思想在中国的许多古代典籍中都曾被讨论，并被后代思想家不断发扬光大。如《周易》讲阴阳和合，“保合太和，乃利贞。”《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尚书》中有“协和万邦”，佛教讲“因缘和合”等。

中国宋代哲学家张载在《正蒙·太和篇》中承认“和”是充满矛盾斗争的，并非很容易到达的境界。但不论是一个社会，还是整个宇宙，正常状态都应该是“和”，不论过程多么艰难，最终的出路只能是“仇必和而解”。

这些思想针对当代人类社会的三组基本矛盾——人与自我的矛盾、人与人的矛盾和人与自然的矛盾，尤其是协调人与人的矛盾，形成和谐社会，维护世界和平，显然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中国传统文化从根源上就非常尊重差异性，并寻求通过承认、相济、融合以实现“合一”的新境界。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向世界宣告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由理想变为现实，开辟了人类探索社会发展的新道路，并使马克思主义传遍世界，也传到了俄国的近邻——中国。 (www.xing528.com)

就在中国刚刚结束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讲话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指出：马克思至今依然被公认为“千年第一思想家”。因为在人类思想史上，没有一种思想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产生了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至今依然是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思想体系和话语体系。

从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从1949年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到当下进入新时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成功指引我们走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康庄大道，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所以，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并将深刻改变整个人类的命运。

作为一个亲历了新中国几十年时代巨变的老知识分子，我赞同马克思是“千年第一思想家”的判断，因为他的思想理论是以解放全人类为理想和目标。我也深信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基因有着深刻的内在统一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了如此大的成功。

不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都产生过关于人类社会美好命运的思考与探索。中国《论语》里讲“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希望全世界的人们亲如一家人；《礼记》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为我们描述了一个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无盗贼、不闭户的美好“大同”世界。孟子以“仁政”为根本出发点，创立了一套以“井田”为模式的理想经济方案。墨子提出“兼爱”“非攻”，提出“尚同”的政治思想，主张天下人都要相亲相爱，反对以强凌弱的战争。晋代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描绘了一个与世隔绝、怡然自乐的和平幸福的世界，唤起多少中国人世外桃源的梦想。清末思想家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勾画出一个消灭等级和私有制、天下为公、一切平等的人类未来社会的蓝图。

古希腊的柏拉图在《理想国》里也描绘了他心中理想国的构建和治理，集中阐释了他在国家管理、道德和教育诸方面的观点，表现了一种浪漫的理想主义色彩，可以说是近代“乌托邦”思想的源头。16世纪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描绘了他所憧憬的美好社会，那里没有堕落和罪恶，一切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生活用品按劳分配，人人从事生产劳动，而且有充足的时间从事科学研究和娱乐。从主张实行公有制的早期社会主义学者如康帕内拉、摩莱里、马布利、巴贝夫、欧文，到主张仍然保留私有制的早期社会主义者的圣西门、傅立叶等，不难看出，世界各国各时期的人们都怀藏着人类走向共同美好未来的理想。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世纪以来，由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倡导并推动的一种具有国际主义价值理念的理论实践。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由两岸“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到“亚洲命运共同体”，经历了一个由萌芽到发展再到系统化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自十八大以来在各种讲话中提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达100多次，充分体现了它的重要性。

就个人理解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来源既有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也有马克思主义里共同体性质的国际主义思想，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里“天下和合”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

正如我们在前文已经提到的那些中国古代先贤的思想一样，中国传统文化里始终都有类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比如我们强调“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意识，形成了“天下为公”“协和万邦”“亲仁善邻”“和而不同”“兼济天下”等具有深远影响的价值理念。中国普通老百姓更是形成了期盼天下太平、一切以和为贵，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普遍性的观念，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和中国结合并不断发展的重要原因，中国特殊的文化基因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念本身就有着高度的契合性。

马克思作为始终关注人类命运的思想家，早在青年时代就意识到理想的共同体对于人类解放的重要性，并且不断丰富着他的共同体思想。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早期著述中将资本主义社会视为虚假的共同体。随后，他在《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提出构建作为人的道德和人的本质的“真正的共同体”。这一思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更充分的阐述，又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著述中对“共同体”做出了历史性阐释，还在《资本论》中解析了货币共同体和资本共同体的抽象特征。总之，马克思强调共同体是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个人生存与发展的内在前提。

人类社会发展最终将何去何从？是不断的战争轮回，灾难重现，强弱更迭，历史重复吗？还是彼此平等，和平共处，求同存异，多元并存，努力实现全人类的解放？这确实是值得任何一个有国际担当意识的国家首脑，有公共关怀责任心的知识分子深思的问题。

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的当今时代，各国之间仍然存在利益竞争和观念冲突，每一个国家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的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以世界视野和共赢思维探寻全球治理模式，在公共利益和价值共识中求同存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有利于本国社会稳步发展，也有助于国际社会和谐安定。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已有一百年的历史，中国在这一百年实现了民族国家的独立，经济发展的奇迹，人民生活的小康，这些伟大的成就再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早已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人民的理论、实践的理论，是始终站在时代前沿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更是指引着人民改造世界的理论。

在世界各国的文学和电影中都出现过很多种人类未来的想象，在人类的历史实践中也出现过很多乌托邦的实践尝试，但从世界范围看，中国正在以一个民族国家的智慧和力量结合自身的具体情况，成功实践着马克思主义。虽然通向“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前路漫漫，但中国的尝试值得世界期待并重新思考人类发展的走向问题。

为什么当代中国文化影响力生成成为一个今天中国知识分子需要思考的问题？我们知道，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对世界文明发展有过巨大贡献和影响；但作为当今世界经济大国，其当代文化影响力却相对严重滞后——就像一个演讲者登上了舞台却不发声一样，这也意味着加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成为一项必然的任务。

相对于传统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当代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非常有限，处于边缘。一个民族的文化，往往要经历较长的时间筛选，才会慢慢沉淀出公认优秀的成果。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当代中国文化确实无法和传统文化相比，但和当代欧美文化的世界影响相比，我们显然也落后了不少。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我们可能相对缺少可以和世界接轨的文化成果，所以需要考虑对内促生具有世界性的当代中国文化；二是我们有优秀文化成果，但没有找到合适的渠道被其他国家了解和理解，因此需要摸索更容易被海外国家接受的中国文化国际传播机制；三是我们可能还没有熟练把握当代中国文化国际交流的共同话题和话语表达方式。

中国历史上产生过很多伟大的文化，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某些时代的文化走向，会对一个民族国家的发展起到关键的转折作用，甚至可能奠定未来的世界历史格局。所以，我们需要以一种面向未来负责的态度来思考当代中国文化，诚实地面对其实绩与问题以及相应的发展可能。

强大的经济发展确实会为文化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但文化的特殊性却使得很难仅仅靠大量资助就实现优秀文化成果的产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国在经历了这么多的艰难困苦后，有能力取得如此辉煌的经济成就，勤劳智慧的中国人也一定会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基础上，迎来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个发展新时代！让我们如此自信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是国家正以多元化的方式推动和促进当代中国文化的全面发展，可以说改革开放的成效已经开始全面辐射到包括文化在内的方方面面。其二也是更为重要的，中国的教育整体水平不断提高，教学科研条件也和国外差距大大缩小，通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当代中国学人拥有更好的发展平台和历史机遇，理应有更大的文化贡献。我们期待更多年轻人能够“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在继承中国深厚传统文化的同时，吸取一切人类的优秀文明，就一定能“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本段引语皆出自韩愈《答李翊书》），为新时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文化影响力的生成绝非“毕其功于一役”的工程，不可能采用“大跃进”的发展模式。这就必然涉及几个关键的问题：其一，优秀的世界文化影响力究竟有哪些内涵和表现；其二，制约当代中国文化影响力最关键的原因是什么；其三，我们应该如何和外国朋友们有效地表达和讨论当代中国文化影响力。

我们认为当代中国远未形成真正的对世界的文化影响力。这是对当代中国文化在世界格局中实事求是的定位，这样的判断有助于从正确的起点出发，避免盲目乐观、好大喜功、不切实际的宣传。从长远来说，越从接近客观真实的事实出发，越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这种当代优秀文化成果的“生成”既包括国内生成，也包括国际生成。国内生成主要解决的是如何创造优秀文化成果的问题，国际生成主要解决的是优秀文化成果的传播问题。中国传统文化首先因为产生了《周易》《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等伟大的著作，然后才是如何被翻译和传播到世界各国的问题。当代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亦然，没有优秀作品，何来传播影响？文化交流最终往往是通过非常具体的人员和文化成果进行的，我们要有宏观的顶层思考，更要在微观层面扎实地推进具体问题的研究，比如哪些当代中国文化成果传播到了海外？它们究竟表现如何？我们希望中外学者们能在专业对话中慢慢展开这些研究内容，最终将学术交流落到实处。

有人说，中国用了三十年的时间改变了挨打的局面，又用了三十年的时间改变了挨饿的状况，那么我希望下一个三十年它将会逐渐改变目前这种经济文化极不相称的现象，这是下一代、两代甚至三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所有的改变都需要强大的实力，而实力的生成需要时间，需要个人和国家的耐心。

关注当代中国文化的国际表现与影响，最终目标是反观和加强自身的文化建设；是通过与“他者”平等自信的对话交流，反思和提高自己的民族文化，追求的是整个人类的共同未来，而绝不是去获得某些强势文化的国际认同或者赞赏。这也需要有“平常心”：首先做好自己，而不是总关心别人怎么评论你。

《礼记·大学》里讲：“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段话道出了人与自己、家庭、集体、国家甚至世界的辩证关系。“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不论是一个人或是一个民族，要了解自己，并不容易。

中国从鸦片战争到现在一直在追求富国强兵，一百多年来，我们学习世界文化精华，在新的融合中重新崛起。但中国的崛起仍然需要文化的支撑，需要在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吸收西方文化精华，总结近百年以来中国革命文化和当代建设文化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建设可以和当代欧洲、美国文化相鼎立的当代中国文化——“第三极文化”。

（作者黄会林系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

[1]冯天瑜：《中华文化多样性及文化中心转移的地理基础》，《广东社会科学》，1990 年02 期。

[2]王汎森：《文化多样性》，《南方周末》， 2011-01-27F30。

[3]祝东力：《“文化多样性”的起源》，《人民日报》 （海外版），2010-03-23。

[4]［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 序的重建》，周琪、刘绯、张立平等译，北京： 新华出版社，1998 年版。

[5]［ 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 人》，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2003 年版。

[6]［ 德］哈拉尔德·米勒：《文明的共存——对塞 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郦红、 那滨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年版。

[7]该论由日本学者平野健一郎在1996 年出版的《国 际文化理论》一书中提出来。

[8]［ 日］池田大作、［英］阿·汤因比：《展望 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荀 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 公司，1985 年版。

[9]《国语·郑语》。

[10]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第 八十一章；也可见于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251-254 页。

[11]张岱年：《哲学思维论——天人五论之一》，《张 岱年全集》（第三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3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