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心未改，青春与李海鹰的音乐对话

李海鹰的作品广受大众喜爱，这一事实毋庸置疑，从他作品的传唱度即可得到充分印证。但如果追问其原因，或许要以李海鹰音乐创作思想为源头来找寻答案。李海鹰曾说：“创作首先在于真情实感，我的音乐是要写给身边的人。”他用通俗易懂的言语概括了自己长期坚持的创作思想与创作本源——音乐艺术的源泉来自自然以及人内心最真挚的情感。的确，音乐如此独特，它无法用数据来测量，为了理解音乐，人们需要调动出来自人类的全部经验和感情。因此，写出真情实感、写出身边的人能够理解的音乐，始终被李海鹰视为音乐创作的重要目的。他所认同的是：音乐动人的力量不单来自声音的巧妙结合，更来自人的智慧和崇高的心灵。就像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曾说的那样：“艺术为历史提供的最大帮助，是使之成为贴近一个时代的灵魂，从而也就触摸到了情感的源泉。”换句话说，艺术之于人类最本质的价值，就是对人类内在真实情感的保存。

纵观李海鹰的音乐作品，从《弯弯的月亮》到《我们的孙中山》，无一不是作曲家真情实感的流露。作品中的真挚情感，被作曲家看作是与听众产生交流的重要渠道，通过情感共鸣实现审美共鸣。因此，对真情实感的充分表达是作品能够广泛流传的重要因素。正如他所说“流行音乐的创作贵在一个真字，没有诚意就写不出好作品，就无法进入听众的内心。”^[1]事实上也的确如此，虽然“美”是所有艺术作品表达的一个重要命题，但在李海鹰看来，“真”是表达“美”的前提。真，一个层面是指艺术作品要以现实生活为基础，从真实的生活中抽象出某种艺术形象，它是有根可寻的；另一个层面是指作曲家要对现实生活作出真实的反映，既不阳春白雪，形成曲高和寡的局面，也不媚俗，造成刻意迎合的印象。因此，他认为真诚是所有艺术家应该有的创作态度。

试想一下，再美妙的旋律如果没有真情实感做根基，那么很容易就成了浮夸的昙花一现，无法使人感动，而且，美的旋律不仅具备美的形式，更重要的是它总是萌生于真实的感受与理性的思维，两者存在着内在辩证关系。观察李海鹰的作品，其情感原则首先建立在他对身边事物的切身感触和思考上。如李海鹰自己所说，“就像当年我写的歌一样，我是写给我身旁的人听的，我的《弯弯的月亮》绝不是写给香港人听的，绝不是写给台湾人听的，没有这个想法，因为当时港台的流行乐比咱们发达，比咱们国际化。那些歌就是写给你们听的，你们要是喜欢，那就有很多人喜欢。这样的音乐会作品，我相信，来的观众喜欢，你们喜欢，全世界都喜欢。”^[2]因此，一方面李海鹰的作品很少有矫揉造作的陶醉和缠绵，他更善于从身边人的故事着手，用音乐诉说着最贴近生活的、最真实的情感。《我不想说》《走四方》等作品中所流露的是对周遭事物经过反思后的真挚表达。当我们在分析和总结他的音乐创作时，不难发现，他的作品多是建立在对现实生活的充分理解和深入思考之上，从而避免了肤浅的无病呻吟，最终总是能够将听众引向作品的精神之美，由此获得最充分的审美愉悦，并从中投向对自我情感的关注与反思。另一方面在他的作品中也没有夸张的哀怨，没有做作的甜蜜，而是如同夏日午后一阵微风经过的不经意的凉爽，淡淡的，却让人不知不觉地陶醉。《弯弯的月亮》《七子之歌》等作品唱出的分明就是我们自己心底的情绪，多么真实。所表达的情感，就如同每一个人的遭遇，真切可感，道出了人人都可以理解的感情。这些也都源自“真挚”，就像李海鹰自己所说的那样：“光有好的、快的制作工具和传播方式并不能决定歌曲的流行，核心还是内容。一首不够好的歌曲就像在讲假话、空话一样，没人搭理你。所以，说话要真诚，创作更要真诚。”^[3]关于“真”的创作观念，源于李海鹰从早期创作就对现实题材加以关注，比如早期作品《我不想说》等，它们大都源于现实生活，具有强烈的写实性，它们都是以反映社会现实为基础，是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但这些作品的呈现方式并非是对现实的复刻与描摹，而是包含着李海鹰对周遭事物最真切的触碰与反思。以至于，尽管时间飞快地向前走，如今这些作品虽然早已成为我们的回忆，甚至某些作品已经根深蒂固地构成了我们关于那个时代的回忆的一部分，但我们对往昔的记忆却被很好地保留在这些永不褪色的旋律中，如同我们记忆中永不褪色的童年时光一样，使我们难忘。(www.xing528.com)

由此来看，或许所谓的经久流传之作，其根本要旨即在于对生活中一切“真”的探寻与表达，与之伴随的还有作曲家创作上的真性情。李海鹰作品中“真情实感”的流露，既是他的音乐创作思想的体现，也反映了他“真性情”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