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李海鹰音乐对话初心未改的少年

跨界音乐在我国经历了由简到繁、从模仿到创新的发展过程。它挑战传统，开启了古典与流行之间的对话；它颠覆现实，打破了不同艺术风格之间的樊篱。从表现方式来看，跨界音乐融合了多种艺术表现形式，使创作者在不同形式中创造出全新的风格。从内容和主题来看，跨界音乐作品常常包含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它能通过融合多元文化表达出更加丰富的内容。从创作本质来看，跨界音乐体现了古今中外多种音乐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它融合了古典音乐与现代音乐、民族音乐与西方音乐等不同的音乐文化，使作品既具有古典音乐的气质，又带有现代音乐的魅力，达到雅俗共赏的审美效果。因此，它更容易受到大众的关注与喜爱。前文提到，李海鹰是中国跨界音乐的先行者，他的跨界音乐作品不仅通过以上几个层面丰富了流行音乐的审美经验，还为我们提供了以“跨界”的眼光观察古典音乐审美精髓的新视角。

虽然20世纪初中国就开始广泛接触并引进西方文化、西方音乐，出现了向西方音乐学习的热潮，一时间了解西方古典音乐的人也越来越多，并培养了不少古典音乐爱好者。但是，这些爱好者普遍集中在知识分子或高校学生当中，而对占有中国大部分人口数量的普通大众而言，西方音乐仍然被视为他者文化的一部分，无法真正融入。其中有不少人对西方音乐既想靠近又无妙法，始终徘徊于西方音乐的“门口”。而另一部分人，一想到走进音乐厅聆听古典音乐时的“西装革履、正襟危坐”，也望而却步，被听音乐过程中的各种“形式主义”弄得失去了兴致。由于这些问题未能受到关注，大众逐渐疏远了音乐厅，与西方音乐的距离越来越远。如果排除上述因素，单从音乐本身来看，西方音乐真的难懂吗？交响音乐作品中所表现的内容与情感真的远离了中国大众的艺术审美吗？也许并非如此。仔细思考，西方音乐所强调的普适性本就是建立在人类普遍的情感之上，基于普适性的情感表现，西方音乐的审美原则必然会与人类普遍的审美原则具有一致性，也就是说让西方音乐与大多数人产生距离的根本原因，也许更多的是来自于审美形式。看到这一现象的人并不在少数，而对这一现象作出回应的人则不多，李海鹰算是其中之一，他通过打破流行音乐与交响音乐的局限形成的流行与交响之间的跨界尝试，曾吸引了不少普通大众走进音乐厅，尤其是平时很少接触交响音乐的人开始喜欢上了这一艺术形式，无可否认，这是李海鹰跨界音乐的又一重要贡献。那么，如何用“跨界”的眼光重新观察“古典”音乐的审美精髓？我们试着从李海鹰的跨界音乐观念中寻找一些启示。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李海鹰喜爱西方音乐，也迷恋于西方音乐作品中潜藏的永恒价值与其中所体现的对人类终极命运的关怀。基于对西方文化和西方音乐的了解，他认识到无论是西方音乐还是当代流行音乐，抑或是传统民族音乐，它们都是要服务于当代人，更要被当代人所理解。而当代人所具有的各种情感又是人类历史上各种情感的再现，无论是对爱情、对苦难、对生命、对死亡的情绪，在人类情感的发展中都具有永恒性。音乐能够联系到不同时代、不同人群中的任何一个个人。对此，我们可以回想一下，18世纪的奥地利音乐家莫扎特，他的音乐不仅曾经轰动整个18世纪的欧洲，被那个时代的人们所热爱，到如今仍穿越时空、跨越地域被其他地方的人们所理解。其根本原因在于莫扎特音乐中所表达的人类情感不仅丰富，而且具有很强的普适性，能够得到不同文化、不同人群的喜爱。再如19世纪的柴可夫斯基^[4]，他的音乐创作也首先是要满足本时代、本民族人们的喜爱，他音乐作品中对命运、对死亡的探讨，亦是任何一个个体都需要面对和深思的问题，同样是具有普遍人文关怀的情感主题，因此，19世纪的人们喜欢它，当代的听众也同样与它产生了共鸣。由此可见，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的作品首先流行于“他们的时代”，可以说是属于他们时代的流行音乐。再比如中华民族的诗词歌赋，我们现在常常说，诗、词是我国文学史上的瑰宝，但是，实际上曾经的诗人、词人一开始创作出来的诗词就是让人填曲，然后供一些歌姬传唱的世俗歌曲。大家或许听过“旗亭画壁”的典故，它讲的是唐代开元年间（713—741），诗人高适、王昌龄、王之涣三人在一个下雪天来到一个叫作旗亭的地方饮酒，有数十位伶人登楼表演，于是，三人打赌谁的诗被唱得最多，谁就是胜利者，伶人先后唱了高适、王昌龄的作品，于是，王之涣指着最漂亮的伶人道，如果这个最漂亮的伶人不唱他的作品，他就甘拜下风。话音刚落，那个最漂亮的伶人轻启丹唇开始唱：“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5]听闻，王之涣得意至极。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高雅、古典、经典的诗词最初也是在市井、娱乐场所流传，它的欣赏对象既可以是文人雅士也可以是普通大众。如今它们之所以还能被我们品味、赏析，也是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检验才最终完成了由俗到雅的华丽转身。因此，无论中西，世俗与雅致追求的根本都在于“美的感受、美的表达”，曾经在市井间流行的诗词艺术能够成为现在的艺术经典，必定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另外，经典作品之所以流传到今天，其根本原因还在于，一方面作者在研究前人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能够表达个人思想与体现个人审美的新形式，从而脱离了模仿，具有了独创性；另一方面作者用独特的形式表达自己最真实的情感、甚至人生经历，而不是依靠程式化的情感模式。因此，虽然莫扎特是独一无二的，柴可夫斯基也是无法复制的，但是，他们留下的作品中最为丰富的情感，却是人人可感的。人性中的各种情感总是在一代代人中循环往复，虽然形式不同，而本质却从未改变。因此，古典音乐的审美精髓不在于其形式，而在于以普适性情感为基础，使用符合时代审美习惯的语言，借以恰当的表演途径，最终在与大众产生的共鸣中实现其审美精髓与价值。对照李海鹰的创作，他习惯于以一种身边人都能听得懂的方式来表达，他厌倦于无休止的技术堆砌，却兴奋于将不同风格的技术局限点打通。如他在《亮剑》中的各种表现手法，打通了流行与古典在创作上的技术障碍，消除了二者在听觉上本应产生的不适之感。总而言之，不同文化、不同族群、不同时代、不同地区都有其特有的音乐语言，只有了解它们中所存在的差异，才能找到适合于当下听众的音乐语言。(www.xing528.com)

21世纪的中国音乐，需要的是大众都能听得懂的高品质的音乐，作曲家要做的是将优秀的思想、丰富的情感、科学的技术整合起来，为当代听众开辟出一条聆听的新道路。或许，我们不必像理论家一样懂得何谓古典音乐，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换一种视角，在当代音乐作品中去感知古典的审美精髓，李海鹰的“跨界”音乐思想不正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吗？在他看来，中国作曲家最大的幸运就在于，有很多空白可以填，而观众也期待着今天的中国音乐界能涌现出像《梁祝》和《黄河大合唱》那样的经典作品。优秀的艺术作品一定是创作者生活的经历以及反思的结果，任何优秀的艺术作品被创作出来，都建立在艺术家对生活的真实感受之上，而生活却总免不了“俗”，艺术家也并非生活在云端，只有那些愿意把耳朵贴近大地仔细聆听的人，才能接近艺术的真谛，领悟艺术的精髓。但无论如何，音乐艺术作品需要听众，作为听众，不妨也以跨界文化为视角来重新认识“古典”音乐的审美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