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跨界音乐”[1]的概念,到目前为止,它的定义还不甚清晰,就形式而言,大多是指“古典”与“流行”的相互融合,常表现为用流行音乐的语言形式和表达手段再现古典音乐,或用古典音乐的表现方法演绎流行音乐,再或是自创一些融合“古典”与“流行”两种风格的作品,以此来定义“跨界音乐”。同时,在我国的媒体语境里,“跨界”与“跨界音乐”二词又有动词与名词之分,从产生的先后顺序来讲,先得有人去做“跨界”的尝试,才会产生“跨界音乐”作品。在我们目前已了解的世界音乐范围内,实际上已有不少作曲家尝试着将不同元素、不同文化中的音乐进行融合,比如:跨文化的地方民族器乐与古典音乐的结合、传统曲艺与流行元素的结合等诸多形式。总而言之,各种跨界音乐作品能够让人们在一定距离内获得不同音乐融合于一体的审美体验。现代已知的在跨界音乐领域具有影响力的人物有:在歌唱领域里较为突出的莎拉·布莱曼[2],她代表了广为大众接受的一种古典跨界模式——强调戏剧性的美声唱法与流行的编曲相结合,这个模式几乎成了她的专用手法,这一手法的使用不仅产生了音乐风格上的跨界,同时也促进了视觉与形式等方面的创新;在器乐演奏领域里我们熟悉的马友友[3],他则代表了另一类古典跨界,他用音乐来表现个人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他的作品更像是一种文化旅行式的音乐。他用声音描绘阿巴拉契亚山地的美国风情,讲述移民故事,使每一位聆听者在听觉系统的引导下像是做了一次文化上的寻根,这种音乐打破了一切界限,音乐中不会让人只注意到“模式”,因为“模式”已经在音乐思想的深度面前隐匿了。如果从上述两位作为跨界音乐的早期实践者来看当代中国作曲家的跨界尝试,其中善于跨界于“流行”与“交响乐”之间的李海鹰,则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李海鹰在跨界方面介入得较早,算得上是流行与交响跨界的先行者,他在“跨界音乐”方面的创作,并不仅仅是点到为止,而是以此为切入点,碰撞出一系列在“流行音乐”与“交响乐”创作意识上的新作品与新思想。
首先需要了解的是李海鹰对流行音乐与古典音乐二者之间关系的认识,我们才能对李海鹰跨界音乐有比较深入的解读。李海鹰曾说“在我看来,古典和流行,没界限。不管什么时候,人们对于比较有特点、有张力、大型的、精致的作品,都会有一定的期待”。因此,在他看来,无论是“古典”还是“流行”,其形式都是为作品的内容而服务,作曲家要思考的是如何行之有效地从不同形式中汲取所需要的表现手法,并能够将作品的内容与情感通过这种形式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也就是说,所有跨界的前提都要将情感放置于首位来考虑,而非以形式为中心,要将音乐创作的根本要旨放在表现人类最真实、最普遍的情感上。以上这一观点既是李海鹰音乐创作思想的体现,也是他对流行音乐与古典音乐二者之间关系的认识,而这一认识的直接指向则是,针对内在创作意识的思考,而非外在形式上的“东拼西凑”。比如当我们在聆听改编之后的《亮剑(前奏曲)》时,最为直接的感受就是由交响乐队所带来的全新的聆听体验,李海鹰恰到好处地将交响音乐的形式作用于作品中,使音乐作品的形式与内容产生内在的聚合力,从而达到高度的融合,通过流淌在作品中的“英雄主义”气质最终打动每一位听众。因此,跨界音乐创作首先要排除的就是来自形式上的浮华,应该从作品的内部情感出发,对内容主旨以及情感作准确的把握,将情感牢牢地系于作品结构之上,使作品形式能够最大限度地表现音乐情感。这一点,从“鹰交响”系列作品中所反映的跨界原则来看,李海鹰在跨界音乐创作上是非常灵活的。虽然这些作品所采用的形式是以西方交响音乐的组织结构为基础,但是推动音乐向前发展的却始终是旋律,而非纵向和声。在作品中,和声只是为了衬托旋律的特点而存在。换句话说,虽然是多声部乐队作品,但各声部所形成的和声依据却依然来自于旋律。从这一创作手法可以推测,李海鹰是将西方交响乐的形式与中国音乐的线性发展特征灵活地结合在一起,同时在旋律中加入了民族音乐元素以及流行音乐语言等,最终形成了具有个人特色的跨界音乐作品。在跨界音乐创作中,旋律的写作仍然是李海鹰的创作重点,他深谙旋律在音乐作品中的重要性,虽然音乐中的节奏、和声、调式调性以及曲式结构等都会对音乐的情绪产生影响,但是一切音乐要素中最能够直击心灵、引发个体强烈情绪体验的却是旋律,因此,旋律被李海鹰看作是构成音乐内容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尤其是当音乐作品的审美对象为普通音乐爱好者时。以《亮剑(前奏曲)》为例,旋律是用来表达作品中的英雄性格的,旋律是音乐作品主旨的外在显现,而交响乐的动机发展手法则增强了英雄主义的气质,使作品中英雄主义的主旨更加鲜明而生动。李海鹰将他在流行音乐创作领域中积累的创作经验与西方古典音乐相结合,完美地表达了他的跨界音乐创作主旨,同时,又以“旋律”的精准表现,超越了跨界音乐“形式外衣”的格局,直接指向跨界音乐更深层的创作意识。(www.xing528.com)
综上所述,李海鹰在流行音乐与交响音乐的跨界创作领域中,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并且为之后的中国跨界作曲家提供了可靠的经验,算得上是名副其实的“跨界音乐”先行者。在他的跨界音乐创作实践中,其音乐语言融贯古今、融汇中西,与流行音乐相比更加内敛,较之古典音乐又更为活泼。从聆听者的角度而言,他的跨界音乐作品使听众有机会接触到多种音乐元素,并在一定范围内,使原先的流行音乐听众借此重新认识古典音乐。另外,他的跨界音乐实践又为音乐的多元化创作路径提供了更多的思考方向,同时还将中国的民间音乐融入当下占主导的大众流行音乐文化中,借助“跨界音乐”的手段实现了跨文化尝试,不仅加速了流行音乐的多元化进程,也为中国民间音乐登上时代舞台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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