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李海鹰对话：初心未改，少年仍然吸收民族音乐语言

曾经看到一篇文章，标题为《广州留不住李海鹰》^[2]。笔者想，这里的“留不住”大概有很多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或许是：对艺术的追求。李海鹰在写完《走四方》之后，他自己也踏上“走四方”的征程了，从那一年开始，他继续追逐着自己的音乐梦北上了。的确，李海鹰对音乐的探索始终如一，探索精神也充分地体现在他之后的音乐创作中，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音乐语言的丰富性、多样性中观察到。《走四方》这首由李海鹰作词作曲的作品出现在当时，或许是对作曲家今后发展的一种暗示，或者它本就是作曲家内心想法的一种表露，如歌词所写：“一路走一路望，一路黄昏依然，一个人走在旷野上，默默地向远方，不知道走到哪里，有我的梦想；一路摇一路唱，一路朦朦山冈，许多人走过这地方，止不住回头望，梦想刻在远方，一路走一路望故乡。”

2016年9月笔者在对李海鹰的第一次采访中，终于忍不住追问此事，才得知李海鹰从广州到北京，实际上并非刻意的安排和计划，而是完全由于创作的需要而起，后来在朋友的再三鼓动下他才决定定居北京。虽然是机缘巧合，但《走四方》仍然预示着一种转折，如果从一位作曲家的创作历程来看，这首歌曲具有明显的指向性和转折的意味，它不单预示了作曲家创作地点的转变（从南到北），也反映出作曲家音乐语言方面的变化（吸收民族音乐语言），甚至包括从一元到多元的音乐审美的转变。(www.xing528.com)

作曲家对民族音乐语言的吸收主要缘于其作品在音乐风格上的需要。当然，广义上的音乐风格，其形成过程非常复杂。通常情况下“音乐风格的形成和发展，不仅离不开所处时代、民族和社会集团的美学观点与艺术风尚的影响，也是和当时的演唱、演奏技巧、作曲技巧以及所使用乐器的表现性能密切相关的”^[3]。然而，在音乐风格具体实现的过程中，作曲家往往需要依靠旋律的起伏、节奏的张弛、力度的消长、节拍与速度的变化，以及和声、复调、调式调性和音色的差异，在不断运动中表现各种不同的心理活动与情感体验，从而反映出音乐作品的审美意境。因此，音乐中所包含的旋律、节拍、节奏、和声、复调、调式、调性、速度、力度、音色、音区、织体等音乐要素之间的相互配合，就构成了一个表情达意的体系，这个体系可以体现出一位作曲家的音乐语言。另外，“音乐语言是音乐表现内容的手段，也就是音乐思维的工具。它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因此，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流派、不同作曲家所用的音乐语言，甚至同一作曲家在不同时期或在写作不同体裁的作品时所用的音乐语言，都有风格上的差异。”^[4]李海鹰在创作上较为鲜明地反映出对民族音乐语言的吸收和运用，他通过对不同地区音乐语言的细致分析，创造性地以流行音乐为载体，使地方性的音乐语言与大众化的音乐体裁融为一体，不但为流行音乐汲取了更广泛的创作素材，也对民族音乐语言的表现形式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他在对民族音乐语言的吸收和运用上所体现出的科学性，让笔者想起钱仁康先生曾在《从传统、生活和艺术规律看西方现代音乐》^[5]一文中所提到的：“文艺创作和传统的关系包含着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文艺贵在创新，继承传统不等于墨守成规；另一方面，割断了传统盲目地创新，又会使文艺作品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6]对照钱仁康先生所讲艺术与传统的关系，李海鹰在音乐创作上也非常强调对传统中那些一脉相承的东西进行吸收。例如从《诗经》到唐诗、宋词中所体现的最真切的民风，或是民间音乐中所积累的千年来劳动人民的生活智慧，也格外在意作为当代作曲家应具备的创新意识。而如何将过去的那些美好的音调延续至今，转变成当下听众可以理解的东西，这当中包含着作曲家对历史、传统、创新、民族风格、时代精神以及自身创作特征等最深刻的认识。因为，如果文艺作品既要表现时代精神与创作个性又要体现民族风格，那么，它就必须在社会生活的历史长河中去寻求创作根源，倘若历史和传统不幸被割断了，实际上也就不存在时代精神和民族风格了。当然，对民族音乐语言的吸收和运用，每一位作曲家都有其具体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