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秀芹补述：白国富妻子故事揭秘

我们家爷爷白芳礼一辈子太不容易了，因为看到贫困地区的孩子上不起学，他看着心疼，就开始捐款教育。

感动中国的白芳礼（照片来自网络）

他为什么为贫困的学生捐款呢？是因为有一年，沧州老家一直守寡的姑婆婆去世了，而且老家的侄子侄女也要给我们爷爷办大寿，就这样爷爷奶奶就回老家一趟。他看到那里还是特别贫穷，孩子们吃的穿的都很困难，上学也上不起。于是，我们爷爷就想要资助这些孩子，就把老家的房子卖了，把钱捐给这里的学校。开始人家大队干部还不同意收他的捐款，那里人都姓白，沾亲带故的，看他都这么大岁数了，生活也不富裕，不忍心收他的钱。最后，他请大队干部吃了一顿饭，给人家送礼，人家这才收了他的捐款。

我从嫁到白家，开始不理解，吃饭拿秤来过秤，吃饭吃不饱，省着，一分钱掰好几瓣花。因为，我们爷爷从小就受穷啊，家里的孩子多，十几岁从沧州到了天津。他还要照顾他的姐姐，他姐姐十八岁就守寡，带一个孩子回娘家。老家有一个表叟给她点粮食，我们爷爷给她寄钱，接济她的生活。老家谁得病住院，都来找他。而且我们奶奶长期有病，家庭条件特别不好。可是他以身作则，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喝，攒攒攒，攒点钱捐款。

原来有一家报纸经常报道他的事迹，后来也不敢报道了，怕他捐的多，太影响他的生活。

我们奶奶有病天天躺在炕上，还得吃药打针。他七十多岁了，每天蹬三轮挣点钱，也不多，做儿女的也支持他，不讲吃不讲穿。他天天在外面捡，捡水果摊不要的烂水果，搁炉子上烤，择一个好一点的还让给我吃。你想呀，我这心里是什么滋味。很多人不理解他，这老爷子太不容易了。

以前老爷子给学校捐款，到了人家学校门口，就把钱给传达室，说给孩子们捐钱了，也不让人家打收条，嘛手续也没有。有人说，你这样捐款不行，捐款能不能到贫困孩子手里，如果让人家给扣下，到不了贫困学生手里怎么办？一定要收条！他也不以为然，捐完就走。后来，收到捐款的学校给打收条，捐给几所大学的钱，人家给登记开收条，正规起来了。给红光中学捐款，那里都是藏族学生，人家都是正规的给打收条，收白大爷多少钱。他就是这样，从来也不求名利，只是默默地奉献。

儿子、闺女给他买一双旅游鞋，转天一看又穿着一样一只的鞋回来，怎么回事，原来是把那双新鞋捐给一个打工的了。

东站那小亭子多冷啊，连个炉子都没有，你要看着照片，都做不到了，下边流着水，搭着一块板，上边搭着塑料布。我给做一个被子，明天再一看，这被子又没了，给一个困难的民工了。就是这样，家里的棉衣都给人，自己就穿着补丁的衣服，袜子让我补了多少次，还不让扔。我们给他买的新衣服，临到他死都没有穿，我们也给捐了。秋裤破了，给他买一条新的，不要！你就得给我补。我说你穿你儿子的旧秋裤行吗？这还行，新的不要！我们姑姑来一趟给老爹买一件羽绒服，明天一看羽绒服又没了，捐了！捐给一个没有寒衣的农民工。唉，心太善，总是想帮助别人。

感动中国的白芳礼（照片来自网络）

他每天吃饭不吃饱，说自己的肚子是无底洞，我吃饱了是浪费。他还是真这样，我不瞒您说，我熬的酱稀饭，他一吃就三大碗，他一天不吃东西饿着也过去了。我儿子住校不在家，有一天，我说咱们包点羊肉饺子。我们三口包了一盖帘，觉得够了吧。我煮出来，一看他们爷俩吃着不够，我都没敢吃，你说爷爷他肚子亏不亏？其实他也是馋呀，咱疼的慌啊！炖点肉，舍不得吃，晚上睡觉含着一块肉，咋嘛滋味，说真香！也舍不得吃下去，这肚子太亏了。

他从来没买过早点，有时候去捡人家吃剩下的馄饨汤。让他吃油条烧饼叫奢侈，夏天就是拌个粉皮黄瓜。剩下坏了，不让扔，明天接着吃，就介样儿。过的日子天天就是咸菜，大锅面汤。我们奶奶常年胆结石，需要吃白米稀饭，锅上面蒸馒头，下面熬稀饭，他说吃米多贵呀，吃馒头便宜。他如果回家早，不让我做饭，说我炒菜放的油多，包包子嫌我放的馅大。二两一个馒头，他天天拿秤称，亲自煮饺子，总是问够了吗？够了吗？看你吃，他疼的慌。

他的收入从来不给儿女，全捐出去了。我们大姑结婚时，没有好衣服穿，还是借我们老姑的一条裤子，大姑那时一个月工资三十八块钱，你猜他找人家要多钱？三十块钱！我们姑姑来一次哭一次，就是这样。

过年了，就买二斤肉，我们在一起过，我工资四十五块八，我对象工资五十多一点，饭钱我们就交四十五块八，吃嘛饭，嘛也吃不着。过年了，来个亲戚，热一碗馒头，热一碗肉菜，就这样。蒸一锅米饭，炒点菜，从来没有过。我那时候特别瘦，一家人都是营养不良。十二点了，我跟爷爷说，咱能煮点饺子吃吗？肚子饿呀。我们爷爷说，别煮呀，要不大年初一没有饺子吃了。这肉在那搁着，看有来拜年的，喊我：秀芹啊，来人了，做饭留人家吃饭，有嘛可吃呀。天天烩个饼，大葱蘸点酱，吃饭就是就乎。

感动中国的白芳礼（照片来自网络）

我们孩子奶奶常年有病，老家人来探望，给送点鸡蛋来，这鸡蛋他不让吃，他要提着出去卖了，然后捐款。我说，您别卖，您卖给我吧，我给您钱！呵呵，我交完饭钱，鸡蛋还得卖给我。他就数鸡蛋，大的一毛二，小的一毛一，就这样把鸡蛋卖给我了。他就把这些过日子钱都存着，劈点劈柴也换成钱，家里东西能换成钱的都拿走捐款了。

白松小时候吃饭，爷爷看着就说，你吃一口饭，就了好几口菜了，你看我，一口饭就一口菜就够了。我就说，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不吃哪行啊。可是，他给外面困难的人钱，他一点也不吝惜。

我再跟您说一件事，有一年，海尔集团搞庆典，赠了一个180升冰箱给我家。我们住在抗震里的五楼，楼道本来就狭窄，还堆满了蜂窝煤。人家找了四位大小伙子很费劲抬上了楼，爷爷说嘛也不要，说我不能让我的儿女享受。人家说，白大爷，不对呀，怎么是让你儿女享受，他们每天给您做熟饭，不也是伺候您吗？我们爷爷就是说不行，非让人家搬回去。总是这几句话，我是先有国后有家！这样做属于我自私，你们必须给我抬回去。人家不抬呀，大五楼，黑灯瞎火的好不容易搬上来的。最后，还是宁不过老爷子，归齐还是抬下去了。

执着的人都是干大事，脑子没有别的，只是这个。过年过节，我们爷爷从来也没休息过，白松很少碰见爷爷，孩子这么大了，从来也没给孙子买过东西。有一次记者采访时，问白松，你对爷爷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白松说，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爷爷给我一百块钱。那时孩子都上中专了，星期天回家，晚上要回学校时看见爷爷，爷爷给的钱，以前从来没有给过孩子钱。白松上班了，过年过节要给爷爷一百块钱，爷爷说别给我买东西，你给我钱，我还有用。买东西吃了就浪费了，他拿钱又去捐了。他在外边从来也没剃过头，都是回家我给剃的。给他三块钱让他出去剃，不要，就让你给我剃。

老爷子怪不易的，有几次冬天拉人，到了目的地了，那人不给钱就跑了。哎呀，你说咱们总有善心，现在没有道德的人也有啊，欺负老年人。他也没有过年过节的概念，一年到头的，一天也没歇过，就是出去蹬三轮赚钱，然后捐款。感冒发烧都不休息，只要能挣钱，不管多远多累都干。

有一次，他蹬三轮去杨村拉活，夜里三点都没有回来，儿子到处去找啊。大早晨，才回来了。看着他就很疲惫的样子，我们就问杨村这么远你怎么还去呢，他说给的价钱合适。唉，都不吝惜自己的老命了，我们家里人看着心疼啊。

在他去世的前四年，2001年，身体不行了，蹬不动三轮，腿脚不利索了，快90岁的人了。那也不闲着，找了个看自行车的活，赚了钱再去捐。最后一次捐款，是给耀华中学捐款，当时，还下着雪送去的。然后就回家休息了，因为我们两口子都要上班，爷爷在我们老姑家住了三年，老姑下岗了，有时间伺候他。2005年，老爷子93岁去世的。

康永顺

采访对象：康永顺（1947年生）

采访时间：2016年11月30日（星期三）

采访地点：黄纬路抗震里

我家最早以前在西窑洼住，在四马路口这，分为东窑洼和西窑洼，前边就到河边了，窑洼就是天纬路这块。这一带就西窑洼这块地方热闹，居民区也特别密集。

1949年前我父亲在西窑洼开粮店，前店后厂，后头推面，前头卖面。字号叫康记米面铺。在校场下坡，天纬路是上坡。天纬路有个杨家胡同，过去就是下坡。就说东窑洼，前边后边差一层房子那么多的高度。你在天纬路四马路这边站着，好像站在房顶子上面似的，是有一个台儿，前几年刚把那台儿弄平了，现在是大悲院后面的停车场了。是个大台儿，比别处高，是黄土的台儿都给清走了。天纬路东窑洼和西窑洼就差一丈来的高矮，元纬路的平房现在还有呢。

日本占领天津时期，粮食控制供应，粮食进不来城啊。听我父亲说，那时候，别处都没有粮食，就我们家粮店有粮食。我家有一个亲戚，是我父亲的表兄弟，在武清县是干列车员的，我父亲找到他，让他帮着买一批粮食，他说多了我办不了，买个三袋五袋的还行，给你送过去。就买了几袋子棒子，拿嘛车运呢，一合计，想了一个办法，用铁路修火车的人力轧道车，两个人嘎嘎地压，在铁轨上速度快，跟汽车赛的飞快。前面来火车了，两人把轧道车搬下来让道。到北站了，三个人、四个人一人扛一袋，车站都是日本人站岗，见他们几个人都是穿着日本铁路服装，带着日本帽花，就跟红灯记里的李玉和穿的差不多，就放行。隔三天五天就弄几袋粮食来，就我家粮店有粮食，别的粮店没有粮食卖。粮食进不来，不让进呀，老百姓只能买到三合面吃，没办法。

那会儿，日本占了天津。来了日本几个兵，就把北站给收了。咱们的军队也没在那，警察打两枪就跑了，打不过人家呀。

我小时候经常跟我父亲去三条石的万春斗店，过去就叫粮食市儿，满马路上都是卖粮食的，我们去那买棒子，拉回来磨成棒子面，那是五几年的事。五六年，公私合营，都变成国营了。合营以后，我家粮店没动，还在那经营着。我们一家人在粮店里居住，带卖粮食。上级找到我父亲说，你看窑洼这一大片的居民都是在你家的粮店买粮食，给你家找一间房子，把你家粮店的房子交公吧。就这样，我家就从粮店搬走了。

西窑洼天纬路那块地方比较热闹，小饭馆、豆腐房，小商铺特别多，说相声的马志存他家在那块儿开的马记包子铺，卖包子的。后来，他家也搬到黄纬路五马路了，住敏智巷。从大悲院到土地庙那一块商业特别密集，特别热闹。

我小学在大悲院对面的河北省师范学院附属二小，一小在保定。后来学校改叫西箭道小学，过去就是女子师范学校嘛，现在就是美术学院，我们学校开会都是去师范学院那院里去。学校里没有校长，只有主任，我问怎么没有校长呢？人家说，是师范学院的院长管咱们学校。大悲院旁边还有一个小学，叫西窑洼小学，又改为天纬路中学，改了好几回。就西箭道小学没动，一直到拆迁。我上中学是在三十三中上的，就是在东箭道的李公祠院里，那个院子大，都是古建筑，大悲院后面是西窑洼小学，后来也归大悲院了。

后来，我家搬到黄纬路这边来住，就是离不开中山路这一带，住着习惯了，哪也不想去。去年我老伴的学校分房，给住房费，让我找房本的底儿去，哪找去？去河北区房管局一查，在哪住，这没有底，你去市房管局里查去，在黄家花园那。也别说还真有，拿出来一看，还是五十年代的档案了。你想要吗？六十块钱复印，主要是给你盖那红章。还有你家的房子，是在东南西北在操场下坡哪个位置，胡同在哪，这个院子里有多少间房子，都标的特别清楚。原来房主是我父亲一个人的名字。后面又有一张图，五几年售出，卖出去了，张三李四王五上面全有。

你问在这里住的老住户，下午快吃饭的时候，老人下楼的多。天热时候，邻居老人都在我这门口坐着，都是凳子椅子，围坐一圈聊天。超市门口还有一帮老头，天天坐那打扑克下象棋。都是住了几代人了，问他们就行。好些岁数大的也是后来搬过来的，有投奔儿女来的，他们了解的不多。

殷世杰

采访对象：殷世杰（1947年生）

采访时间：2016年12月29日（星期四）

采访地点：南开区南城街公寓

我家地震以前住在黄纬路福厚里，地震后这里就成为天津第一拨危改建楼，叫抗震里。福厚里一共有八个院，我家住一号院，院里非常大，有三进院，是这个胡同里最大的院，住着九户。其余的院大小就不一样了。

我家是1949年前搬过来的，最早住北屋三间，西屋是两间。这个院大部分房子是郑茂林置办的，他以前开了一个作坊，有钱了就置办房产，投资在这。一号院、二号院、三号院都是他的，也不是特别有钱。按现在来说，就是个业主，房子租给大伙儿。1949年以后，就都归公了。他家在二号院，住了三间房。他特别胖，他这个人好打官司，房客不给房租了就去告状。文革没有受到什么冲击，因为他们家挺邋遢，家里五、六个孩子，生活条件不好。腾出来两间房子，他们一家就挤在一屋里。那时候，他家还不如工人家庭呢。

我们一号大院过去是日本人住的，日本战败后，日本人就都回国了。房子是日式和中式相结合，有廊檐，窗户比较低而且宽，采光好，房顶也厚，冬暖夏凉。院子挺漂亮的，房屋内全是地板，而且地板特别结实，都是厚厚的板材。我家住最后一道院的一间房子，二十五平米吧，挺大的房子。我小时候，地板有个小眼，我往里扔玻璃球，搬家的时候觉得太可惜了，想撬开，里面都是球啊，最后也没撬，因为撬不开呀，如果不是拆迁，现在也坏不了。院里的北房是三层石阶，挺高的，连四间，两边还有小储藏室，西屋东屋各三间也是带廊檐的地板地，就一号院讲究。

我们福厚里这些院里，过去住的人家都是有钱人，而且都有一些历史背景，都有一段故事。

就说我们院有一家，孩子跟我差不多大，他跟我说过他家的事。说起来，他们家就是有些复杂了，别提姓嘛了。他爸爸没上过班，从来没工作过。现在就叫啃老族吧，属于公子哥，人家家里有钱呗。最早他家在南开住，他妈妈娘家是东北的，在天津开织袜厂，电车房。你想啊，那时候他家里就有汽车。他爸妈结婚的时候，搬到黄纬路福厚里来。那时候，他家有钱，他妈妈娘家也有钱。只是到了后来，就逐渐没落了。

他爷爷以前是做生意的，挺有钱的。他有两个儿子，住我们院的他爸爸是头大的，嘛也没干过，一辈子到死也没上过班，他叔叔是黄埔军校毕业的，保定军校的教官。后来是青县第一任的公安局的局长，还任天津稽查处的处长。春风得意没几年，1949年后，就不干了。进去了几年，没受嘛罪，没把他搁到监狱里，后来出来了，他爷爷也得病死了。这样，他家就开始穷了，卖着家底吃饭。他叔叔在文革刚结束，快要落实政策的时候就去世了。听说他上小学的课本，写的作业本都留着，一个角都没有折过，整整齐齐的，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

他妈妈娘家的财产比他们家还厚了，他姥爷是俄国翻译，是东北沈阳的。他舅舅也是国民党军官，让苏联红军进沈阳的时候给打死了。

一道院住在北房三间的，是资本家姓张，我记得是叫张立仁，他们家是开铸造厂的。东屋两间住的叫王谦，是河北省饶阳的，文革给下放迁走了。他们家干嘛的呢？熟皮子的，有时候在院里熟皮子，在大木桶里熟，熟好了再卖，那家人挺厚道的。旁边的一间住的是姓陆的，1949年前是国民党警察，后来给留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转业到运输厂。挨着一间住的姓翟，是亨得利表店修表的。

二道院最神奇了，左边住的是茶叶李，1949年前他是跟黄敬一块的，是地下工作者，卖茶叶作掩护，因为作风不好，1949年后被管制。旁边是毛英的房子，他是民国的遗老遗少，我记得特别清楚。

院里边有个小茅房住的是王清俊，他是从河北省过来的，是搞缝纫的，跟毛英老对立，毛英是一个人住，光棍一条，门上的锁头眼里总被插进了洋火棍，老打架。

二号院，是房东郑茂林住的院，左边三间是东北来的姓张，都是大高个，一对夫妇，三个儿子。右边三间住的叫卢苇，他爸爸是宝坻县的，是逃亡地主，被管制的。1949年前，他家是宝坻县的首富。他的两个孩子都是当老师，有文化，都挺好的。

三号院有一家，一边住的是二医院的化验师，文革时期造反挺厉害，后来迁回农村去了。另外两间住的是新华橡胶厂的工人，两口子挺厚道的。对面住的是一位海军转业的，爱喝酒，娶了一个天津资本家的小老婆，没孩子。

四号院可就了不得了，仅次于我们一号院这么大，青砖铺地，房屋都是带廊檐的。有两道院，就是一个小院里面套一个大院，小院与大院之间有门楼，非常格局。他的正房不是北房，是东房，正房住的谁呢，原来是派出所警察，姓王，家里有姐俩，挺沉稳的。他的妹妹两口子都是大学生，被打成右派，男的就给轰农村去了。女的个性挺强，就带着两个孩子生活，男的偶尔回来一次。

院里北房是两大间，这家人可了不得，这家姓周，我去过他们家。那时候，我妈妈当过代表，胡同里每个月都要收水钱电钱，有时候我跟着去。这家男的特别精神，四十多岁，站起来特别魁梧，一看就是军人。屋里两间摆着两个钢丝床，金属的挺高的床帮子，其余都是放着皮箱子，肯定是经常外出。据说他是傅作义的部下，起码是团级以上的。文革前夕，就销声匿迹了，不知道哪去了。

五号院的正房三间，住户姓刘，是铁一小的老师。左边房子的住户也是在铁路工作的，挺好的人。对面的房子，住家是姓周的两口子，过去是剧团的。那女的一看就不凡，男的有自己的剧团，是从东北来的，赚了点钱。这媳妇是干包头的，就是给演员化妆，就像现在的化妆师一样。1949年后，这男的就在黄纬路的副食店里工作，就在我们胡同对过，仁田西里旁边。院里还有一家姓李，现在还在抗震里住呢，也是个老警察。

六号院是老韩家，是从山东来的，沾点小资本家吧，干纺织行业的，那个院差不多都是他们家的。靠外边住的是老边家，丈夫是铁路丰台机务段的司机，开火车的。那时候的火车司机，大部分都是两个婆，天津一个，北京一个，火车司机工资也多，火车到哪就去哪住。

七号院住的是张傻子，他们自己家住一个院，是个资本家。他的媳妇跟他是再婚，带着三个闺女，到了这又生了一个闺女。

八号院也有来历，姓星，是个知识分子吧，不知道干什么的。他家三间屋子隔开了，他住中间的一间屋子里。从来也不点电灯，点煤油灯，有电灯他也不点。五十来岁，屋里嘛也没有，特别脏。这个人来历不凡，听说是国民党一个高官，1949年以后，干嘛呢？蹬三轮。旁边住着他哥哥妹妹，也不往来。能隐呀，他不敢惹事啊，怕牵连别人。他吃喝就在这一屋里，脏极了。

福厚里胡同情况，基本就是这样。七几年时，胡同里每个院都挖防空洞，青砖都起了，时间不长又填上了。那叫什么防空洞，就是挖一个猫洞赛的，糊弄自己的，哪结实呀。从福厚里一出来，到黄纬路上，两边都是门脸，特别热闹，卖嘛的都有。

七六年地震时，就我们院惨，夹过道的房子都倒了。就是茶叶李，给砸伤了，送到二五四医院。正好，二五四医院在抢救唐山来的重病员，顾不过来他。那些天还下着小雨，他的伤口感染，没几天就死了。

你问橡胶四厂，以前是荣家的，荣子政是资本家，他儿子荣大鑫跟我是校友，三十中学同学，胖乎乎的挺精神的。娶了个日本华侨的媳妇，他们两家有关系，结婚后就出国走了。我看过他夫妻俩一次，那是多少年以前，还没改革开放了。他媳妇穿着日本的长筒袜，擦的香水，他们家以前住在橡胶厂对过小院里，我去过他家，院里特别清静，特别讲究。

黄道里的房子不错，很多是有钱人家住的，仁田西里房子也不错，东兴里的房子差一些。

卢广朴

采访对象：卢光朴（1946年生）

采访时间：2017年1月8日（星期日）

采访地点：黄纬路抗震里

我家1949年前就在这住，我爸爸年轻的时候从山东长清来到天津，在黄纬路上开了一家大肉铺，紧挨着福厚里，我爷爷在山东农村，没到天津来。门脸房也是租的，不是自己的房子，我家的房子是房主郑家的，福厚里百分之八十的房子都是郑家的，人家是干大买卖的，有钱了就买房子出租。后来，文化大革命批斗他，给遣送走了。他家所有的胡同里的房子和门脸房都归公了。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给我家定的小业主，后来改为独立劳动者，就是劳动阶级。你想啊，房子都不是自己的，就是在门脸房里摆个案子，刀具嘛的，也没雇人，就是自己家里人干的。

我父亲五几年就没了，出殡的时候，在黄纬路是出大殡，办的特别隆重，在黄纬路太扎眼了。从山东来的大马车拉走的棺材，老大的黑色大漆棺材，一直拉到山东老家去。后来，我妈妈一直守寡，把我们哥几个拉扯大，真是不容易呀。

我父亲去世以后，我老娘和我大姐接着在大肉铺干。五六年公私合营的时候，归到副食行业，就合进去了。大肉不卖了，我们老娘财迷呀，没交房钱，每月才两块一毛钱的房租。那时候这也是钱呀，房钱人家公司交，门脸房就归人家单位了。我家就住到门脸房后面的一间房子里。

那时候我哥哥弟弟还小，人家就照顾我们老娘，还在这个门脸房，我们接着卖肉，卖完肉，给单位交账。转天早晨，有送货来的，卖完肉拢账，卖了多少钱，给人家结账。文化大革命后，门脸房就分给职工了，还是把我们一家人轰到后面的一间房里了。

我今年71岁了，四六年生人，小学在黄纬路小学上的，就是马公祠。那时候，大殿还有呢，过了煤场，进了大红色的大门，前院迎面就是大殿，一溜房子。大殿后面是小院，长条的院，盖一溜房子是教室，那里有个后门，后门就挨着福厚里一号院。学校后面夹道有一座赑屃驮石碑，我去看的时候，那石碑已经倚墙上了，快要倒了。我那时候小，碑文写的嘛没注意看。那块地方背静，大伙都在那撒尿，尿完了就赶快跑了，怕那有嘛东西，害怕呀。

我是在恒源毛纺厂工作，是干保全的，以前上班在车间里干活也累呀，为了拿个奖金，大伙玩命干呀，一等奖八块钱，二等奖六块钱，一个月干出两个月的活，才能拿到最高奖金。

文革时期好友合影，后右为卢广朴，前中为姜德成

你问德厚里老星家，他家住8号院，离我家近。他爸爸1949年前是资本家，出身不好，用现在的话说，人家是有钱人。老星在第二医院后面的乳胶厂工作，从街坊邻居来说，人家比较老实，说话北京调，是个北京人，他跟邻居的关系都不错。文革的时候，他挨过斗，就是因为历史不太好啊。

我们经常走动的邻居，都是父辈时候的邻居了，几十年关系都挺好的，没打过架。直到现在，我们这一辈的还在一块聚会了。以前从小就在一块玩。那时候社会稳定，去谁家串门，推门就进，开门就走。现在住楼房就不行了，谁也不理谁，有的搬走了，房子租出去了，就更不认识了。新来的人不敢跟他说话，不知道是嘛人啊。

现在我的腰不太好，就是以前地震住临建，特别潮湿，做下的病根。你想啊，在河边临建过了两个冬天。我家住的临建房里，蝎子，蜈蚣都有，睡觉的时候，掀开枕巾一看，这么长的一条大蜈蚣，我戴上劳保手套给捏走的。我脖子后面的疙瘩就是蜈蚣咬的，现在还落个伤疤呢。

你要是写黄纬路，就画一张老的黄纬路图，这个门脸是卖嘛的，那个门脸是卖嘛。我以前想画一张图，就是现在脑子不好，记不下来了。

赵桐春

采访对象：赵桐春（1953年生）

采访时间：2017年1月8日（星期日）

采访地点：黄纬路抗震里楼下

我家地震以前在四马路橡胶四厂后面的高阳里住，地震后建新楼房，把我家分到抗震里来的。我家是什么时候住进高阳里的？告诉你吧，那可早了，从我爷爷那辈就住这，我上山下乡的时候，我奶奶还活着呢，那时候八十多了。我爷爷过去是干小买卖的，我们这边胡同里做买卖的特别多，过去讲究都是出去做小买卖，1949年后，我父亲一辈的都是有工作。

我从小是在那长起来的，从我记事的时候，橡胶四厂已经是国营企业了，那是公私合营以后的事，后来，到了文革时期，橡胶四厂改名叫永红橡胶厂。

我家院门对着橡胶厂的后围墙，其实，墙也不太高，特别破，看见厂里的房子特别旧，特别破。围墙以前是拆过一次，又用红砖盖起来的，好像不是从原地起来的，把胡同给挤了点。那时候，我才四、五岁。胡同里的黄鼠狼遍地跑，黄鼠狼在胡同有窝，到了晚上嗖嗖地跑。

橡胶厂车间的窗户也不高，大人的身高可以从窗户看到车间里面，机器嘛的都能看见，能闻到橡胶味。地震以后，随着军民里建起楼房，橡胶四厂也跟着建起了三层楼房的厂房。

橡胶四厂在1949年前后的私营老板是荣子政，厂子有他的股份。他小儿子荣大鑫跟我是中学的同班同学。现在他也有六十多岁，跟我一般大，胖乎乎的。据荣大鑫跟我说过，荣家几次运动中受到冲击，具体家庭是嘛情况咱不了解。为什么不了解？因为我没去过他家。不过，看他平时穿戴就比咱强。我知道他二哥一家子都去香港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一家子已经在香港了，跟一个华侨结婚了，人家有亲戚在香港。荣大鑫没走，还在天津了。

我小学是在元纬路小学上的，中学在三十三中学上的，地点就在东箭道，以前的造纸四厂，在大悲院院墙那边。以前的商家就是我们的学校，早拆了，现在建成窗帘城。最早，那块地有高台，比别处地高出一截，具体那有什么建筑就想不起来了，这么多年了。

我接着跟你讲讲高阳里，那条胡同的老住户不多了。前边住的陈二哥原来是住在高阳里。高阳里是单面胡同，胡同中间位置还有一个横胡同，是个死胡同。从仁田西里这边数，有四号院，六号院、八号院、十号院，死胡同里是十二号院和十四号院，然后是十六号院，这个院里是套院。后来把套院中间给截死了，里边的院门走后面的炭黑厂的大门了，我们管炭黑厂叫木材厂。十八号院也是套院，跟十六号院一样，然后就到胡同口，胡同外面就是元纬路。

同仁里胡同里特别僻静，平日看不见人，住过日本人，岁数挺大的。胡同拐过去有一个院住着印尼华侨，具体情况就不了解了。团结里那片儿，过去的胡同就数黄道里的房子是最不错的，房子带檐廊，院子也挺大，胡同也宽，别的胡同都是细长的。

1949年以前，我父亲是面粉厂的，就在堤头那边，那厂子在日本时期就有，生产面粉，厂子挺大的，跟粮店一样都是跟粮食局一个系统。

我是69届的，1970年初上山下乡，去的东北黑龙江建设兵团，不算太苦，有工资拿，就是冷点，零下三十多度。1979年返城，顶替我父亲进了面粉厂。

我小时候也没嘛经历，就是觉得住平房的时候热闹。那时候小，经常串门，邻居也和睦。进了院就像一个家庭似的，有嘛事了都是互相帮忙，谁家做好吃的，给那几家端去。不像现在住楼房死性，谁也不认识谁，住好几十年了，就连姓嘛都不知道。

现在知道过去事的越来越少了，像我们这一拨的都六十多岁了，现在活着的像我父亲那一辈的都是八十多岁、九十多岁了，大多数早没啦，都没有了。

其实，你们写这些历史挺好的，记录下来我们老百姓曾经的生活经历。老年人慢慢的都没了，现在你采访都晚了，这里都是楼房了，想回忆过去都回忆不起来了，上一辈儿的还行，像我们这辈的，还记得嘛呀。

阎兆奇

采访对象：阎兆奇（1950年生）

采访时间：2017年2月17日（星期五）

采访地点：黄纬路抗震里

我家最早住在马路对过的仁田西里，我在那生人，在那长大。小学在黄纬路小学上的，中学是在三十三中上的，那学校过去是李公祠，离大悲院海河那边近，前些年就拆了。我上学的时候，学校里的老建筑还有一部分，有大殿，前院有走廊，通到学校里面一圈。后面是两栋新楼，之间还夹着一个大殿，过去是祠堂嘛，有没有碑就没注意。那时候正是文革时期，大殿屋檐上面的砖刻什么的都给挑下来了。

黄纬路小学在过去我们上学的时候，里面还有大殿，改作办公室教室了，它过去是马公祠嘛，跟李公祠一个性质，那个大殿盖的方向特别正。地震以前，大门在前边对着黄纬路，现在这个楼房是个小夹道，夹道两边就是居民区。

1970年，我赶上了上山下乡，老三届的嘛。由于我体质不好，没跟着学校安排的一块走，自己到南郊。那时候，上山下乡不走的，不给安排工作，谁给安排工作就是破坏上山下乡运动。在1975年，我选调进了钢厂。到了2000年的时候，钢厂东移到军粮城，我就回来了。五十五岁特岗退休，一直在家待着。

我家是1949年前搬到仁田西里的，我父亲从河北省无极来到天津，在南郊区粮食局上班当会计，我爷爷还在老家呢，没跟着来天津，我奶奶来了照顾我们这些孩子。因为，我上边还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在农村生的，领着到这来的，就是我在天津生的。

阎兆奇在抗震里开的小卖部

我们胡同里的房子基本都是公产，地震以后盖楼房，分的公产房。仁田西里是两条胡同，从黄纬路进去通五马路和高阳里，跟四马路、元纬路都通着，胡同中间还有一个横胡同相通，就是说胡同里哪都通。胡同里有一个小五金厂，好像是做别针的。

四马路上有同仁里，右边有个大院，是二楼的砖木结构的房子，左边是橡胶厂，大概其是这样，因为时间太长了，记不清楚了。

介门口上岁数的还真少了，我那时才多大啊，天天上班忙忙乎乎的，好些事也记不清了。天天基本不在家，上山下乡去了五年，上班又是三班倒，不掺和外面的事。

地震的时候，我家房子损坏的不算厉害，只是二层顶子掉下来了，倒是没伤人。迁到铁路工程学校住临建住，还赶上着火，我家临建后面的三排临建都烧没了。从上风头着的火，一刮风，就火烧连营了。最后，烧的嘛也没剩，废墟里剩点东西，一家来个人，站在那谁也不许猫腰，喊一二三，一起找自己家的东西。你看水缸还有什么的，已经烧的热了，拿凉水一激就完了，再一摸就散了。我们住的这一排，特别幸运没烧到，房顶上的油毡都快烤化了。

我家在临建房住了一年多，就分楼房了。我家分房还晚，搬来的时候，楼里都住齐了。我们胡同那片应该分军民里，因为家里老人身体不好，就分到抗震里的一楼。

跟您说，我们这正赶上拆迁片，在2008年4月就要拆迁，拓宽五马路，这条马路通海河的永乐桥。一闹拆迁，家里东西都处理的差不多了，老照片也都找不着了。到了2008年8月奥运的时候，这块就停了，钱用在别处了。所以，我们这块这么多年了还没拆，不过，拆迁的人还没走，听说也快拆了。

王　春

采访对象：王春（1956年生）

采访时间：2017年3月10日（星期五）

采访地点：笔者家中(www.xing528.com)

我家以前住在福厚里四号院，胡同的左边是院子，右边是围墙，所以，胡同比较清静。从我爷爷开始，就在福厚里住，老家早就没人了。我爷爷哥儿好几个，东兴里有我家好多亲戚，不叫亲戚，都是本家。我爷爷1949年前是做生意的，按现在说就是副食店，可是做的大了，不是在这，在解放路，属于租界地，后来还在这三马路附近，开了一家店。

我父亲在1949年前，跟我爷爷学做买卖。一解放呢，做买卖肯定不行了，考了公安学校，后来就是警察，一直在中山路派出所当警察。到了文革后期，出身不好的就给转业到企业去了。我大爷去日本留学，我老叔在河北工学院读书，毕业以后去潜艇学院，一直干到训练部主任。当年我父亲给我老叔买计算尺，要进口的，过去没有计算器呀，一个计算尺能买洋面好几袋。

福厚里的胡同这么宽这么直，没有一家在院里盖煤池子，盖小屋的，都是规规矩矩的，有什么东西都是放屋里，没有占公共的地，占别人便宜的。那时候，三家也就有一辆自行车，有的家大人放手了，把自行车推出来，一胡同的孩子拿这个自行车练着骑。

你想问什么，我就说什么。福厚里所有的房屋里都是地板地，文革抄家的时候，把地板撬开，一看下面的龙骨足有一米多深，为了防潮嘛，我小时候钻进去捉迷藏玩。进院是高台阶，进屋门口也是高台阶。

王春的父亲穿着警服，20世纪50年代

您需要福厚里胡同的图，我给您画一下，我还有印象。这胡同特神秘，一号院在胡同最里面，左边是黄纬路小学。就是以前的马公祠，一号大院是个三进大院，院门特别宽。进了院，迎面就是影壁墙，人家有钱人的院子没有直给的。套院里边的房子，不论正房和厢房都是带走廊的，房子真大，五间正房，两边各是三间厢房。院里过道有门洞儿，没有门有顶子。上面有木头雕花，透雕的。那雕花雕的特别棒。现在古文化街商店里的雕花比不了。过道上还有藤萝架，特别是大门，是个大木门，夹壁墙里还有个大铁拉门，底下有铁轨，闹土匪的时候就把大铁门拉上了，门楼上边有字，忘了是什么字了。院里还有一个后门，就是有钱人遇到危险时，从那逃跑，磕灰的就是走这个小后门。出了后门，有一条小胡同通到后面的宇纬路，这个小胡同没有名字，没有住什么人家，只是为一号院的后门留的通道。所以说这一号院位置选的特别有学问，黄纬路进胡同，后门通宇纬路，一般人想不到这样的。

我讲讲胡同里，这几个院的情况，一号院里的五间正房的主人姓张，天津缝纫机厂过去是他家开的。文革抄家抄出很多银元，还有一大堆的外国香皂和缝纫机配件。他有个儿子一脸麻子，人们背后叫他麻三，可能行三吧。这个人特别有意思，进了胡同一背手就叫板，开始唱戏。那时候我们小，不知道唱的是哪派的。有时他在他们大院里穿上全部行头，高底靴，扎上靠，带翎子，唱戏玩，孩子们都去看热闹。哈哈，那时大人上班回来忙做饭，没有大人特意去看他表演的。

翟家是钟表匠，翟先生早年去世，老太太带着大女儿和两个儿子生活，家里有一个珍贵的钟表，不当好东西，孩子们拿出来玩，表里有小人儿会自动打点，就是西洋钟啊，类似故宫里的西洋钟。

二号院就差了，三间正房两边是厢房，都带夹过道。三号院跟二号院的房型是一样的。二号院住的郑懋林家，福厚里整条胡同都是郑懋林他们家的，老子给留下来这些房产。他媳妇喜欢穿高跟鞋，穿着旗袍，不带洗的，脏了一扔，买新的。他家以四九年为界，前三年就已经破败了。那胡同的房子他是怎么给卖的？人家租他的房子，房子漏雨了就去找他，说我交你房租，你给我修房子。他说没钱修，人家说你不给修我不给你房租。他就说，你也别这样，你给我二百块钱，房子给你了。今天卖点，明天卖点，房子全都卖了。所以，他们家从最主要的一号大院搬到二号院把边的一个小屋，五六个孩子，都挤在一屋了。一解放，别人都挨折腾，他们家没事，没资产就评不上成分了。

郑懋林的媳妇不会过日子，家里盆朝天碗朝地的，人们喊她郑太太。孩子问大人，他家那样破还叫太太？大人说，她家过去有钱。

王春的母亲，20世纪50年代

四号院里边的正房三间，带走廊，东屋两间、西屋两间，这里边的院全是我王家住。一进门有个门洞，旁边有个门房，是看门人住的。过了门洞，左手三间南房，是下人住的。右手进二道门，上台阶有门楼的，就是老话说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嘛，过去说有钱人不住东南房。我们四号院东屋是水泥地面。老人说，那是过去日本人住的时候，为了洗澡方便，把木地板改成水泥地面了。丰厚里四、五、七号院早年有水龙头，不用挑水，其他院子要到胡同口去打水，就是因为有日本人住的院子都有水龙头。

我姑姑、我大爷都在这住。我们家原来在东兴里住，后来人越来越多，又在福厚里买的房子。我父亲，我大爷，我姑姑三家住到福厚里来了。

我姑姑和姑父有文化，都是老师，姑父姓苏，吹拉弹唱都行。就是因为上大学的时候，被人拉进国军青年军，1949年后就挨整了。他爹是旧军队的师长，在泊头市有名气，他家哥哥也是当官的。姑姑家大理石镶嵌的红木家具，镶贝的一人多高的穿衣镜，在文革初期，怕抄家，卖给中山路的委托店了，现在只剩下一个大圆桌和一个花架子。

我们四号院有一家姓周的，是傅作义手下的，一派军人做派，不苟言笑，也不惹事，虽然是起义部队的，也是很小心处事。

我父亲在刚解放时，让他参加南下工作团，随着解放军南下，做接收刚解放城市的恢复工作。我父亲胆小没敢去，他当年的朋友有的去了后，基本都落户在江南了。

我们四号院有一棵藤萝，这棵藤萝有多大？隔几年得买一批房檩，重新换支架。到了解放那年，买不起房檩，藤萝就支不住了。后来捐给了北宁公园，北宁公园来人给刨走了。

我家住的四号院是北房三间，两边是厢房各两间，屋里都有灯池，房子讲究。房前带走廊，这走廊可不是一般的走廊，上边木结构是带瓦的，下边是木条吊顶的，走廊上跟公园长廊一样有可以坐的木栏，我们小孩就在上边玩。到了文革的时候给拆了，改成木板铺油毡。夹道有厕所。二道门可不是个门框子，上边有檐有瓦。外面的跨院是下人住的房子两间，大门下面铺的是石条，旁边有一个门房，现在就叫门卫了。

五号院住着周家老爷子，全胡同尊称为周先生，为了哄胡同里的孩子们，别和他的养子打架，经常分给孩子们块糖吃。五号院跟四号院是一模一样的，也带走廊，二道门是一个带半圆的过门，跟月亮门一样，外面跨院有一个下人住的门房。六号院跟七号院、八号院都是一样的房型。

八号院住的姓星，是在金刚花园后面的乳胶厂工作。男人过去是会计师，会画画。会拉小提琴，打篮球也挺棒。他的一个哥们，1949年前也是有身份的人，隐匿在他家，开始是拉洋车，后来蹬三轮干客运，常年戴草帽，帽沿压的低低的，戴着度数极高的眼镜。他屋里特别脏，黝黑的看不出来原来的颜色。哥俩没有任何的交集，正屋堂屋放三轮和破烂，两侧住人。另外的东西屋，各是一小间，会计师两口子住一间，他母亲住一间。

福厚里没有九号院，后来的菜铺门脸房，都是里外间，外面是菜铺，里面住人。公私合营收过去了，后边房子就成了黄纬路余门没号。

七六年地震的时候，福厚里房子塌的够呛，厢房全塌了，带走廊的房子都没事。走廊时间长了，早已损坏了，房管站也不给修。只有一号院、五号院保留着，我们四号院只保留着榫子眼。

福厚里的大院里是大青砖铺地，小院是小青砖铺地。青砖都是用桐油泡过的，结实啊。跟您说个事，我们这那么好的房子，也是给房地产商给坑了。七六年大地震的时候，房子带厦子的一间没倒，嘛事儿没有，再看东西屋都倒了，南屋也塌了，那墙是整个倒下来的，平拍呀。一看是怎么倒的，外墙是青砖磨砖对缝，里面是红砖，黄泥粘的，根本不结实，红砖一磕就断。你得佩服瓦工，里外墙谁也不挨着谁，如果是隔几个咬一道，压茬就没事了，这可好，青砖倒了，红砖让房顶压着呢没倒，里墙套着泥，外面抹一层薄薄的青膏，有多薄，跟一层纸差不多，一毫米那么薄。房前带走廊的挡着外面墙了，墙就倒不了。过去都是营造厂建的房，你主家拿来图纸，我给你干完活，验收的就没看出来，这房子不倒你看不出来，为嘛拆了呢，没法修。

福厚里在日据时期，住了很多的日本人。日本战败后都回国了，这里大批的房子都空出来。一号大院住进来一位大律师，后来搬走了。那开缝纫机厂的张家原来住在五大道租界里，由于内战时期生意不好做，就节约开支搬到丰厚里一号院住。南洋橡胶厂的荣家原来也是住在租界，就是为了压缩开支，二是为了离厂子近，才住到四马路、元纬路的那个院子里。

东兴里有一家子主妇是日本人，她家一个女孩跟我在一个学校。田中角雄访华后，她一家子都回到日本了。胡同里的小孩淘气，给人家起外号叫小日本。那个女人穿袜子是分脚趾的，看着奇怪，回家问大人，才知道是日本人落下的女人，没法子生活，嫁给中国人了。我父亲讲过，黄纬路住的日本人都是生意人，没有什么权势，日本人撤退时就没有人管了。以后就在中国住下来，女的多，只能嫁人才能活着。都是嫁给娶不上媳妇的穷人，有钱人也不要日本人。时常有人张嘴就是日本娘们儿，带有鄙视的意思。我父亲在中山路派出所工作多年，那时候要经常下片儿，对这里的情况比较了解。

贵余里是个死胡同，马路对面的河北区科技馆，原来是云贵会馆，跟贵余里有关。会馆就是办事处，来了人住哪呀，同乡投奔来的，不能让住旅馆去，有头有脸的乡绅来了，就住在贵余里。

现在的河北区法院原来是李纯的公馆。那院里是三层大跨院，院墙跟城墙似的，我小时候上去过，有坡道。一看就是懂军事的人家，上面还有马牙口射击孔呢。你说，这是老百姓住的房子吗？附近的孩子经常去里面玩。李纯死的时候，办丧事七七四十九天。后来，公馆就逐渐破败了，卖给别人干别的。

四马路小学是秀山小学，是大军阀李纯捐的，南开大学的秀山堂是他捐的，他一共捐了三所小学和大学的一个楼。

同仁里我知道，那个胡同住的人档次特别高。我小时候有一个同学，他姥爷住在同仁里，是师范学校的老师。我跟着去他姥爷家，看那一个个小院特别清静，特别干净。胡同里住过印尼华侨，那时候华侨出来，穿着小瘦腿裤，穿个拖鞋，在马路上走，骑着红色的自行车。这华侨是怎么回事呢？印尼第一次反华的时候，跑回来的，年龄还都不大，当时也就二十来岁左右。

我一直有个疑问，印尼华侨来之前为什么房子是空的，印尼华侨来了还就有地方住。因为那时候还在反特，肯定是监视他们呢。那个胡同当老师的当干部的多。胡同里有个女的外号叫小舞女，小孩淘气喊人家外号，然后就跑走了。文革的时候，斗他们家可厉害了。那个胡同特别神秘，平时看不见有人出来进去，特别清静，外人轻易也不进去。家家大门都关着，不像咱们大杂院的大门天天开着。挺奇怪的胡同，从四马路往胡同里走，一个院没有，只是右边有一个厕所，拐过去才有院呢。二号院住着一个老头，推着小车捡废品，最后他的眼球给蹦出来了，疼得在地上打滚，是得了一种病。

说小时候的事，其实也没有什么可说的。经常在胡同里抽嘎嘎，逮木头，扇麻号，推铁环，捉迷藏，就玩这些。说讨厌的事，下雪了在胡同里滚雪球，越滚越大，最后推呀推，老大个了，大雪球就堵人家门口，人家出不来。菜铺以前门口都是堆着卖大白菜的大方竹筐，没人收，下雪了，筐里坐几个孩子，连推带拉就在马路上玩，玩完了又给人家推门口去了。那是一段无忧无虑的童年，现在对老胡同特别怀旧。

上山下乡我去的是静海，河北区的学生都是去静海，我是在恢复高考时才回来的。静海那时候很穷很穷，一天工分也就一毛几分钱。在那有三年时间吧，回来上学，毕业分配到纺织工学院。

四马路的南洋橡胶厂，老板是荣子政，他家在新元善里，别看胡同挺宽的，院子里的房子绝对不一样，上档次了，房前带走廊，人家都是独门独院住着。他们家的荣淑珍，你看人家出来，那做派，一看就是大家闺秀。那时候人都穷，她不是那种邋邋遢遢的，非常干净利索。后来，被生活所迫做毛活、编篮子嘛。

南洋橡胶厂在我印象当中，我小时候就看到，这个厂子基建没停过。四马路原来就是石子路，他们厂子的煤在外头堆着，原料也在外头。文革当中，车间都跑到马路中间去了。炉灰倒的马路到处都是，那个味呀。橡胶厂的工人一下班，你是压胶车间的，橡胶怕粘了，用滑石粉，你就一身白；这人是掺炭黑的，你就一身黑；这个车间是做暖水袋的，暖水袋是红颜色的，你就一身红，都能分的出来。

何章起

采访对象：何章起（1949年生）

采访时间：2017年6月8日（星期四）

采访地点：黄纬路抗震里

我家在地震以前住在元和里四号，就是在原来的李纯公馆旁边胡同。1949年前从我父亲这辈儿就住在这，我们四号院1949年前是煤场，是高家开的。我父亲在1949年前是开织布厂的，也不怎么样，置办了两个织布机，两间房子，就是在自己家里的小作坊。后来，我父亲又在冈纬路弄了一间房子，把织布厂搬到那，雇了几个人。要不说，在后来搞运动的时候，定为小业主呢。织出来的布，也不是自己卖，百货大楼收，是给人家大商场加工。

到了五六年公私合营，我父亲给合到色织八厂，后来又调到第二染纱厂，在小王庄那。搞运动的时候，小业主在可斗、不可斗边缘，看单位了。我父亲沾嘛光了，要是在色八就坏了，色八没有大资本家嘛的，就拿小业主开刀。第二染纱厂里都是大资本家，所以资本家在头里，小业主是陪绑的，有时候站站队，后来也不站了，你就在一边眯着别靠前了。我父亲老实巴交的，就没嘛事。

我是五八年上小学，在东窑洼小学，就是在大悲院旁边。海河边还有一个分校，原来也是一座庙，一二年级是在那上的，到了五年级东窑洼和西窑洼合并了。中学在三十五中，该下乡的时候我是留城的，我二弟就下乡了。我在家是老大，当时家里生活比较困难，反正是留一个走一个。我家五个孩子，后来我分工作，去了人民农药厂，在引河桥那，修外环线的时候拆了。

过去干杂货铺的挺多，这附近就有好几家，都是比较小。四马路金老五杂货铺，在这一带挺有名。因为铺子大，货品全，嘛都卖。公私合营以后，金老五一直还在杂货铺干，一直到退休，杂货铺干到拆迁。杂货铺门脸两间房，不算太大吧，挺出名。这一大片一提金老五都知道，一说买东西去金老五杂货铺。为嘛呢？他卖的东西全。黄道里那有一个杂货铺，太小了。最后，都让黄二给收走了，黄二是嘛？公私合营后，是黄纬路二马路副食综合店，零零散散的小杂货铺都属于那管，都改名叫副食店，附近的人家还是习惯叫金老五杂货铺。卖的东西也多了，卸一车麻蛤，一毛钱一铁锨，西红柿一毛钱一簸箕，拿盆收去，买东西挺方便。

我家跟金家是亲戚，我何家来天津，也是沾了老金家的光了。一开始我父亲跟着二大爷投奔他来的，金老五是我舅爷，我父亲的亲舅舅。

金家写了一本家谱，《金氏家谱》，你可以参考参考。给我的那本找不着了，不知道放哪了。你可以采访采访他家，家谱写的金家从老家到天津，是有这么一段经历。写家谱不容易，家里材料得有，一点点的回忆，从老家是怎么来的，怎么发的家，家谱里都有。

黄纬路与四马路交口的牌坊，这个路口是四个居民区的交汇处。

韩金玉

采访对象：韩金玉（1944年生）

采访时间：2017年6月8日（星期四）

采访地点：黄纬路抗震里

我家以前住哪个胡同？黄纬路的福厚里。在我三四岁的时候，我家就住在6号院，一直住顶到七六年地震后拆迁。

我父亲在福利工厂工作，在望海楼那边，做秋衣秋裤的。谈不上资本家，属于资方代理，现在说就是经理。人家掌柜的入股拿钱，咱们给人家管理。文革的时候还给我家压缩房产，抄家，别提了。开始6号院除了门房和紧里头一间外，四间房子都是我家的，就是这四间房子才九十块钱买的。我们院里有二道月亮门，因为这个月亮门地震的时候差点砸着人了。

我家住的房子，廊檐有一米多宽了，屋里是木地板，地板下的龙骨有半米深。房子那么大呀，房上就三根檩，这么地震都没倒。房檩都是带榫子的，跟旁边屋的檩都咬着，屋的门前有石头台阶，隔断墙是单砖的。你看人家那活，青砖抹灰，质量真好。

那时候屋里一进门是大水缸，感觉小时候挺好的，无忧无虑，住房也挺豁亮。院里的房子一般是一明两暗，中间屋是堂屋，是来客人坐的地方。一边是老人住，另一边是儿媳妇住的。过去，在过年的时候比现在热闹，关键是从前的人情味相当浓。现在我住在闺女家，对门姓嘛也不知道，见面就是点点头，越不知道人家姓嘛，越不好意思问了。

福厚里胡同是单面的，属于比较清静的，要是双面院的就乱了。过去谁家有个嘛事儿，不用你叫，就过来帮忙。胡同里的人有困难借钱，借个两块钱，最多了借个五块钱。关钱的时候，先还两块钱，过些日子再还两块钱，然后再借。我母亲从来不驳人，实在没有了，我母亲让我去找周太太借，周太太开箱子，一箱钱。她过去是河北省评剧团的，六二年就返退了，家底厚。

四号院姓嘛的忘了，是个军人，跟着傅作义起义的军官，他小丫头两个脚丫子朝后。这院有我的同学，叫王芳慎，她的父亲挺有学问，给定了个右派，她姐姐考了大学。度荒的时候我还跟她去北仓捡菜去了。

我们这一块儿，我看就是同仁里的房子好，我同学李永清住在同仁里第一个院。胡同特别静，房子也高。比我们福厚里讲究，我们家那廊檐没法跟人家的比，人家都是砖雕木雕，讲究极了。要不说深宅大院呢，院子里四面都是带廊檐的房子。她爸爸文革的时候被贴的大字报，说是露划大地主，她爸爸是文人，大娘不生养，这些孩子都是她妈妈生的。

我上小学在哪个学校？不用问！这一片都是黄纬路小学。学校厕所后面的大石碑我还记得，五三年打老虎，把那些东西都放在那了，我们还去那墙头看。

中学我是在三十三中学，就是李鸿章祠堂。那时候，学校里还都是老建筑，进校门两边是长廊，通到后花园。到处都是石头雕刻的，特别精美。北宁公园有个湖中岛上的亭子，就是李公祠的。那时，大殿还有呢，大柱子特别高。学校的大礼堂，刻的都是花，就是有点庙宇的意思，好极了。我还记得七个小英雄在中心公园捉特务的事迹，到我们学校作报告。

马公祠胡同也有一个大院，我同学住那院里，前边是老派所。快要拐到五马路那，有一个大院，门口有个大影壁，那家姓邢，原来是有钱人家。

韩金玉（右一）1950年6岁时与哥哥弟弟合影

我分配的工作是盖房子，你知道为嘛分这个工作吗？我在六二年高中毕业，没考大学，我妈有病了，就想让我早点上班吧。学校的支部也找我，让我上升学班。天啊，打复习那天，我妈的腰就动不了啊，等人家考完试了，我妈妈的病也好了。我在家呆了七个月，没工作。等来工作了，是哪？大兴安岭伐木，不要女的，海洋捕捞也不用女的，第三个，拖拉机站，上农村了嘛，开拖拉机。最后一个房屋修缮，就是这么一个能去的，你看这学上的。我想，就当小工，干一天说一天吧。要是晚去呢，分配税务局、学校、档案室、统计局。气得我呀，这就是人的命呀。这一干就干到退休。也别说，第一年，我就提干了，以工代干。人家说，干部赚钱少，长级才五块，工人岗位长级就是六、七块，我就成天找领导去说，还是下组吧。下去了十年，九年也没长工资，白干这么多年。到了七二年才长了七块钱。可是一长工资，干部工人都是一个级。又换头了，赶快当干部吧。哈哈，人别跟命争。

陈学良

采访对象：陈学良（1959年生）

采访时间：2017年9月11日（星期一）

采访地点：黄纬路抗震里

我父亲8岁就在这住，我父亲要是活着的话是九十七周岁。我家原籍是北京，我爷爷在家里行大，有弟弟妹妹，那些人都留北京了，就我爷爷一家在天津。我奶奶是沧县人，我爸爸十几岁，我爷爷就死了。我奶奶就带着这三个儿子过，过去讲究守寡呀，不能再嫁人了。那时候，我奶奶还不到三十岁了，把这三个儿子拉扯大，就一直到七十多岁。

我父亲叫陈家启，是他在黄纬路开的小人书铺。我给你找了两张老照片，跟小人书铺有关的，这是我母亲跟小人书铺的人合影照片，照片上我就认识几个人，跟我妈经常联系的，总上我们家串门。过去一提租赁业，就是小人书铺。

小人书可以租回家看去，可以在铺子里看，租回家交押金。成套的，比如《三国》、《红楼梦》，交一块两块的押金。要是租单本的，最多交两毛钱押金，因为看一次才一分钱，厚的二分钱。还有一分钱看两本的，就是给特别小还不认识字的小孩看的。

那个时代，人们的文化生活太贫乏。以前黄纬路上有阅报栏，里边有个管灯，那时候人民日报、天津日报就四版，没有广告，人们吃完饭就站在那看去。剩下的就是看小人书，没有别的。字书都少，图书馆也少，借书证都不好办，因为书有限。

那时候，小人书铺里，靠着墙边上，摆着一溜挺窄的长桌子，桌底下是铁三角架，上边铺着木板，前边摆着长凳子，脸冲墙看。看完一本，拿到柜台，说给我换一本。墙上边挂着一个牌子，写着新来的什么书。看完了，你这一共五分钱，交完了就走人。那都是阔主才看五分钱的，一般看二分钱的就完了。要是看成套的，你看完第一本，第二本人家正看着了，你得等会，等人家看完了。

公私合营后小人书铺职工合影，后排左二为陈学良的母亲冯荣香

后来，公私合营我父亲就给合到新华书店了，就是在东北角的老楼，过去是商务印书馆。小人书铺跟书有关嘛，一直干到退休。退休以后又被请到图书发行所，在徐庄子。我母亲叫冯荣香，还留在小人书铺，因为我家孩子也多，可以捎带照顾家。到了文革时期，六九、六八年小人书铺就给取消了。你知道那些小人书都拉到哪去了吗？用菜店卖菜的大竹子筐，装在那个筐里头和麻袋里头。来一辆130汽车，停在门口，往上装，拉到西窑洼的造纸厂，现在是造纸研究所。我奶奶天天点炉子的时候，拿两本小人书，撕开以后，当引火。

陈学良二十岁时与同学合影，后排右二为陈学良

过去黄纬路上，这一溜的门脸房都是自己家的私产，门脸两间是前后门，从门脸进去通到我们家院，门脸边上是院门，进去也通到院里。进了我家院就是影壁墙，前院七间房，我们一家住，人口多嘛。我父亲有两个兄弟，都是在这个院结的婚，后来就陆续搬走了，剩下我们一家住。到了1949年后，我奶奶家的成分不太好，我奶奶的哥哥在沧县是地主。而且，他这个地主是有武装的地主。因为，那时候闹灾没吃的，经常闹土匪抢东西。他养了些看家护院的，买了枪了，盖的特别高的门楼，护院的在上边拿着枪护卫。1949年后，就打击这样的，这算是反动武装地主。

我们家后院可长了，从黄纬路一直到宇纬路这么长，长可是长，只是窄，后院里的几十间房都是我家的。不知你知不知道，这原来是马公祠，小名叫马三元，大名叫马玉昆。他是慈禧太后的干儿子，是个武将，杀长毛有功，所谓长毛就是义和团。听我爸爸讲过，用官职来说就是现在的国防部长，过去讲几品。后来，慈禧太后赏他一件黄马褂，为嘛给他盖祠堂？因为他有功嘛。

我为嘛要说他呢？为嘛我家房子这么多呢？因为马家的后人后来败了家了，人家的孩子嘛活也不干，北京有封地，到时候吃租子，租借地有人家的楼房，黄马褂就供在这祠堂里。日本侵略中国，把天津占了嘛，华北驻屯军司令、天津宪兵司令啊，都得到祠堂里毕恭毕敬地，朝着黄马褂磕头。后来，大少爷、二少爷、三少爷就败了家了。马家的四个樟木箱子现在还在我家了，是马家三奶奶存在我家的。我父亲在这一带比较有名，嘛名？用现在说就是玩闹的意思，过去的玩闹跟现在不一样，过去是真练功夫，说打就打，说闹就闹。马家三奶奶临解放的时候准备跑，就跟我爸爸说：“家启呀，我有四个箱子，存你这，没有我的亲笔信谁也别给。”我父亲答应了，就存在我家了。

我家的那几十间房子都是用拆马公祠的材料建的，马公祠整个卖，没人买，谁也买不起。怎么办呢？就委托人卖。我们门脸房隔两家是棺材铺，姓周，叫周仕瑞，娶两个婆。那时候，有俩儿钱的人都娶两婆，大婆在天津，小婆在北京。周仕瑞一看马公祠有不少木料，大房檩啊，都可以打棺材。就跟马家说，这得拆了卖才好卖。马家说，行啊！木料多少钱，石料多少钱。因为，我姥爷给马家看祠堂，我姥爷叫冯大山。马家人不总在这，就是到了祭奠祖先的日子，什么清明节、鬼节、春节到祠堂来上供祭奠。人家买石料都是要精美雕刻的，卖剩下的都是破砖烂瓦没人要的，我父亲找人就在马公祠的地，用这些砖瓦盖起来几十间房子。院子这么窄却很长，我家住前院，后边盖了这么多房子，租出去了。每个月收租金，有一块钱的、有一块五的。你租给人家房子，房顶漏了，你得给人家修啊。唉哟，这可要了命了，这要是一修，几十间房子，修不起了，不行。就跟租房户说，这房子我们不要了，就归你吧，你们自己修。人家租户都不要，还是交房租，你就得给我修房子。这可怎么办？

陈家启与孙女合影

到了文革前，我家就把后院的几十间房子都交给国家了，就是归房管站。房管站的人一看这些房子也没有修的价值，就落地重盖的红砖房子，我家前院还是青砖的，屋脊上还有五脊六兽，都是拆马公祠的东西，因为马公祠房上都是那个，一拆就没人要了，我家盖房子就给按上了，哈哈。

过去马公祠挺大的，大殿都是四梁八柱，主殿是在1949年前就给拆了卖了。可是，他的附属建筑没拆。马公祠胡同一号院，就是马家后人住的地方，门楼上的雕刻特别漂亮，进了院，迎面北房，前面出廊，三房两耳，两边是东西厢房，厢房也有耳房。我父亲吃完晚饭经常给我讲马公祠的事，说到为什么叫上厕所，叫下厨房。北房的耳房必定是厕所，左边厢房的耳房必定是厨房，这都是有规制的，盖房子不能瞎盖。

马公祠大殿什么时候拆的，肯定是日本投降以后，因为，听我爸说的，日本人去祠堂祭拜，我姥爷是看祠堂的。我小时候哪都去玩，大人进不去的地方，我们小孩也能进去，一钻就进去了。

我再说马家存在我家那四个箱子的事，我也是听我父亲说的。四九年解放，马家的人都跑没了，也不知道哪去了。存在我家的箱子贴着封条，不知道箱子里面是什么东西？也不能动啊，相信你才存在你这。到了1950年冬天，下着大雪，半夜敲门，我爸把门开了。好么，马家的三个少爷跑来了，穿的鞋都露脚豆了，冻的呀。我爸就问，你们都跑哪去了？那三人说是跑东北去了，老太太已经死了，老太太说存这四个箱子。我爸说，对，老太太可说了，得有她的亲笔信才能给你打开。三个少爷说，老太太死之前告诉我们的，存在这里四个箱子。这箱子不是从马公祠搬过来的，是从租界洋楼里搬过来的。

这哥仨没含糊，问有吃的吗？我爸说，现在要吃，只有嘎嘎汤，现给你拍。我奶奶起来，在我们家的大锅灶现点火。我爸给他们拍了一盆的嘎嘎汤。这哥仨狼吞虎咽就都给吃了。人家以前是少爷，哪吃过这个呀。吃完了，领他们进屋看那四个箱子，也不知道里面是嘛东西，以为是他们家的金银财宝了，反正是细软呗，哥仨准备分呢。嗨，没想到，把这四个箱子打开一看，都是他爷爷马玉昆上朝时穿的衣服，官服。冬天穿的、春秋穿的，夏天穿的，不值钱呀。这哥仨傻了，皮的袍子，毛都掉了。为嘛呢？民国有一年闹过大水，租借地叫下边，那边洼，紧底下箱子放的是冬天的衣服，让水泡过了。这老太太是有心人，别的都是身外之物，为嘛留下这些东西，是为了留下祖辈的精神。这三人很失望，也没办法。他们马家这一跑，咱就知道，嘛都不是你的，就是命和吃的是真的。马公祠后来没人管了，逃命要紧啊。

陈母与小人书铺的老同事在海河广场合影

这四个箱子一直就放在我家了，这箱子都是上翻盖的，得往上摞，你要是找中间的箱子，你得把上边的箱子搬下来，不方便。你知道，在七十年代末，家家都有会木匠的，我大哥就学了木匠，谁结婚就给谁打家具。我父亲说这几个箱子找东西太费劲了，我大哥说，咱能改，改成前开门的，摞那以后就可以不动了。然后，我大哥还有三姨奶奶的大儿子，他们都是业余木匠，一起就给改了。

箱子上边都有大铜片，我看怎么有的有，有的没有呢？上边有眼呀，过去小时候有臭虫，臭虫都钻那眼里去了，我拿针一扎，就能扎出臭虫。我奶奶说，这箱子上面铜的东西，在闹日本时，家家得捐献铜，就给拆下来捐献日本了，保长天天来催呀。咱们小时候学校让捐废钢铁，让孩子们捡去，家里有嘛就捐嘛。柜子上的铜件，有三个先落下来一个，交去。再要呢，就再落下来一个，哈哈。

我家过去有一个小铜盒子，打开一看，里面都是图章，是马玉昆的。后来，破四旧的时候就都糟蹋了。我跟您说，我们小时候，没拿这些当好东西，要是搁到现在就行了。我家床头上挂的大串珠子，看人家小孩跳房子，都是拿算盘珠穿。我们把这串珠子掐下来几个，嘛色儿的都有，现在知道了，有个珠子是红珊瑚的，一个是紫水晶的。我们家有几个算盘，都是红木的，我爸不让动。把算盘带到学校，老师说给你换一个新的吧，换没了一个，现在家里还有一个。

我奶奶每年过生日，我二大爷一大家子人从北京来祝寿，说我奶奶是有功之人，一个人把三个孩子拉扯大了。要说没文化真可怕，有一幅一笔寿字，那是祠堂里的，慈禧太后给马三元他妈妈写的，我们小时候记得那上面盖的大印章就这么大个。每年我奶奶过生日，拿棍儿把这幅寿字挂在中堂，这有条案、八仙桌子、两把太师椅。我估计也是从马公祠那搬来的。因为以我们家的财力呀，使唤不起这些东西。还有那磕头用的蒲团，不是草编的，是锦绣的，有大的有小的，我估计也是马家祠堂里的。我是最后一个磕头，是用最小的蒲团。

马玉昆后人寄存在陈家的樟木箱仍然在使用着

后来我二叔、三叔娶媳妇，人家媳妇是新女性，一看怎么还磕头呢？我奶奶一过生日、过年，必须给她磕头。条案上摆着的上供的器具吧，我估计啊，都是从马家弄出来的。每年我那几个叔叔，八叔叔、九叔叔、十叔叔，是我父亲姨表兄弟儿，因为我爷爷这辈都在北京，只有我奶奶这边在天津。几个叔叔过年来，我奶奶有个规矩，不能让妇女摸上供的东西，那时他们是小孩，一人给两毛钱，让他们擦，因为那是容易生锈的，得拿炉灰擦，擦的是蹭亮啊。

我二爷在北京邮票厂，是技师，因为邮票厂是英国人帮着建的，工程师都是外国人，中国人最高的职位就是技师，工资还高。你看这个厂子的特点，首都在哪，这个厂子就得在哪。他跟着国民党迁都，日本人进来那些年，迁到香港，没去重庆，1949年以后才回来的，落在北京了。我二爷让我父亲、我二叔、三叔念书，他每个月给我奶奶寄钱来，嘱咐好，这个钱不能用于生活，要用于孩子们上学。可是，我父亲只上了小学四年级，念了两年的私塾就不上了，我父亲写的字特别好，文化比我都高。

我爷爷是保定军校毕业的，后来在部队里当军官，因为他死的早，情况我也不了解，我三叔都没见过他。

陈学霞

采访对象：陈学霞（1953年生）

采访时间：2017年9月14日（星期四）

采访地点：黄纬路抗震里

陈家大姐在老宅与弟弟合影

我家离马公祠近，1949年前，这附近有很多日本人在这住过，跟我们住邻居。我奶奶总说，都说日本人倍儿坏，其实人家日本人倍儿规矩，日本小媳妇出来都踏着木屐鞋，见面跟你鞠躬，说话客气极了，说话声音还特别小。我姥爷给马公祠看祠堂，姥爷家条件好，还抽大烟。那时候，我们家齐白石的画，徐悲鸿的画都有，镶在镜框里。后来谁要谁拿走了。相框镶的大蝴蝶，特别大，以前我爸爸有不少好东西。

别看我爸爸在新华书店工作，他哥仨就他文化低，上到五年级，我二叔是五一手表厂的厂长，我三叔是化工研究院的总工程师。我奶奶28岁守寡，带这三个儿子，我爸爸是头大的，要帮着我奶奶，供养两个弟弟上学。我们家一个院的房子，二十多间，问这两个兄弟，谁都不要，都害怕，怕挨斗。我爸爸说，如果你们都不要，我把这些房子无偿捐献给国家，交给房管站。跟房管站联系，让我爸爸写字据。最后，我家只剩下前院了，院里有葡萄架子，有无花果，种了好些花。我家厨房都是里外屋，外屋是做饭的，里屋是储藏的。

陈母（左）与亲戚在后院合影

我们家的房子多，我爸爸自己住一间，我妈妈自己住三间西厢房，孩子都是自己住一间，还借给别人住。七六年地震的时候，我在烟厂上班，我们烟厂处理的烟，两块钱一大兜，用牛皮纸装着。地震后大伙买不着烟，这人抓一把，那人抓一把，可解馋了。有卖烟的商店，得搭东西卖，烟搭咸菜的，搭糖果什么的。

我家里人吃饭的时候都坐在院里，吃完饭坐在葡萄架子底下下棋，我们写作业、画画嘛的都是在院里，没有进屋的。那时候屋子也小，后院大多数人家都是一家几口人住在一间十平米小屋，不睡觉都不进屋，夏天都躺在马路上睡，弄个躺椅，铺个垫子就睡在那了，屋里都热啊。

陈家小人书铺

我给您讲讲我家的小人书铺，铺子大门在黄纬路，进门左边一溜桌子一溜凳子，都是长的桌子，凳子也是长的。看书的得坐呀，有朝墙坐的，有对脸的，右边是柜台，一把椅子，是我妈妈坐的，谁借书就登个记，迎面墙和右边墙是书架，小人书都是一本一本立着放着，有一套一套的，有散本的。书架上写着书的类别，一套的在一个牛皮纸盒里，比方说，《西游记》从一到多少，都标的特别清楚。来个人换第三本，想借第四本，借出去了，你明天再来吧，盒子上写着了都有条。那时候借书也要个小证件，学生证什么的都行，老街坊旧邻居的，咱就不要了。你想啊，看小人书的多数都是周围的邻居。

每天关门时，要整理一下书，因为好些孩子看完书放回书架时随便放，再找就不好找了。所以，就跟看书的人说一声，看完了就放在那吧。回来我妈再整理，把书放回原来位置。平时小人书铺总是有人看书，也不是太多，小学生放学时，星期日人就多点。

我家的鲜货铺子，干鲜果品呀，冰棍呀都卖。冰棍桶是直上直下的，我家有大冰柜，是厚木头做的，冰柜里头挂着大铁皮。送冰的每天都在我们鲜货铺子卸一两条冰，拿大钩子夹到我们大冰柜里。冰柜盖是一条一条的，不能都打开吧，怕冰化了。有卖黄花鱼的，卖对虾的，到了晚上都上我们家去，说您收了吧，便宜给您。因为他知道我们家条件不错，还有冰柜。

鲜货铺子、小人书铺都是自己家人干。后来，公私合营了，鲜货铺就不让干了。把我爸爸合到新华书店，我妈妈给合到小人书铺，就是给公家干了。以后小人书铺取消，改为新华书店，我妈妈给合到变压器厂，这个厂子的工人都是唱戏的、租书的，跟文化有关系的，都给合到这个厂里了。后来我老兄弟顶替我妈妈，在那厂子干了不少年。那时候，我正在河北中学上学呢。

我爸爸在新华书店工作，特别喜欢看书，只要这本书喜爱，就是看过的书也买回来，用牛皮纸包书皮，特别仔细。我爸爸的书店里，有一个福利，一年给你一个书证，可以优惠买多少钱的书。我爸爸买书都开发票，贴在书后面。就是说，别看我在书店工作，书丢了少了，不落嫌疑。

三姐妹在北宁公园合影

陈学霞二十五岁与母亲合影

小人书铺留下来不多的小人书，谁喜欢看，也给大伙分了，我们家以前有留声机，搁上唱盘，听戏曲。文革初期，我们家客厅有条案，上边放的大瓷瓶，我奶奶都偷着砸了，名人字画也烧火了，害怕抄家、挨斗。只剩下留声机，大铜喇叭里塞进面纱，声音就小嘛，自己在屋里偷着听。现在，那些东西都值钱了。评成分的时候，我们家给算的是小业主，因为我们家是有买卖，可是我们家没雇人，都是自己家人干。我们家是双职工，有的家庭只有一个人工作，家里有五六个孩子，家里就倍儿穷。

我家六个孩子，三个姐姐，三个弟弟。我们姐弟都是差两岁，跟楼梯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