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区图书馆简介：建于1956年，总藏书26万册

河北区图书馆建于1956年6月，接收天津市第三文化馆图书组3万册藏书，于1957年2月7日正式开放，图书馆坐落于河北区中山路289号和小关大街5临2，两处馆舍面积合并360平方米。1966年“文革”开始，被迫停馆，建制撤销，与原区文化馆、区儿童文化服务馆、区俱乐部合并为“河北区毛泽东思想宣传站”，下设图书组。1978年元旦恢复图书馆建制，1983年迁至新馆址：黄纬路三马路139号，并于1983年5月1日开馆。新馆舍占地面积近700平方米，建筑面积1600余平方米。1998年9月经区政府同意馆舍接四层，现馆舍面积为2100平方米，总藏书26万册。

牛　利

采访对象：牛利（1947年生）

采访时间：2017年6月10日（星期六）

采访地点：黄纬路团结里

我家以前不住这，最早在东窑洼那边，在李鸿章祠堂旁边的西箭道12号院住，整个四合院都是我们家的，我先给你讲讲那边的事。

从海河边开始说，金刚公园在民国的时候是天津市政府，门楼下边都是铁栅栏，斜对着金刚桥。刚建金刚公园我还去里边摘葡萄，后边盖了第二医院。沿着河边走是三马路，乳胶厂你知道吧，原来是安徽会馆，门楼讲究，磨砖对缝。门口哇喇里边有说书的，河边花园这块地儿，空场很大，耍把式卖艺的，锔碗的，耍猴的。再往前走是东箭道，旁边是收容所，专门收容没吃没喝的，收容进来都穿着蓝衣服，糊洋火盒，干那类活。旁边就是鱼市场，这个市场占了李公祠门楼前边的大广场，临河边有个大牌坊。河岸边过去很窄，跟爷爷奶奶去估衣街，回来坐胶皮，只能一辆胶皮车过那个道，一直到恒源那更窄了。到了五几年修海河，拓宽马路，拆迁的人家去了丁字沽一段。

李鸿章的祠堂，一进去太大了，四边都是走廊，就像颐和园的长廊，大青砖墁地。往里走是大殿，大殿后边的大建筑改成了三十三中学的体育馆，旁边有戏楼。紧后边花园，大水池里有湖心亭，就是迁到北宁公园的那个亭子。花园后来让光华造纸厂占了，这个厂资本家姓王，他的老闺女是我同学，她们家就住在亭子里边，亭子里边还有王八驮石碑。现在北宁公园亭子里有没有石碑我就不知道了。李公祠的石碑特别多，东箭道天纬路口有一个王八驮石碑，再往前边走，三马路，原来派所、面袋厂那块也有一个王八驮石碑。再走就是美院占的地界儿了，美院那学校历史上改了多少次名了。

屋里的家具摆设

李公祠多大？前边临海河，东西箭道，后边到天纬路，都是人家的。东箭道有李鸿章下人住的地方，建筑漂亮，那干过电镀厂。

五八年修海河的时候，原来那就是河坡子。倒骚，往河里倒，那时候没有下水道。西箭道有几个煤场，一个是竹竿煤场，这边还有三兴煤场。那边还有一个煤场，那个煤场占了李公祠的地方，就是在那小白石桥旁。打煤球啊，先拿铁锨把煤用水摊好喽，插成方块，铲进柳条筐里摇，下边放一个大花盆。

我家住的西箭道，河边有摆渡口，河对岸是三条石。在西箭道口这，还有一个启明小学，挨着三兴煤场，里边也是一个大花园。

西箭道往恒源这边走，越来越破了，道更窄了。那边有塘子胡同、中兴胡同，这个塘子胡同里有澡堂子。那时候，洗澡不像现在似的，是用木头舀子从大木盆的热水往小木盆舀，蹲那洗。再往恒源方向走，越走越窄，一直到恒源纱厂。恒源那边有炮台摆渡口，对着北开。五八年海河边改造，下大管子，我小时候比划比我高，然后四外打桩，挺好！以后一改造给破坏了，如果用下去，再有几十年也坏不了。

再说说天纬路，原来是土路，达赖喇嘛到天津大悲院来讲经，好像是五三年、五四年的样子，为了他修了一条石子路，铺的大石头子儿压平的。铺到哪呢，杨家胡同口，大悲院过一点，那时候还没有能力都铺了，刚解放穷啊。一过大悲院就繁华了，有照相馆，在马路边上照相，打草绳的，锔盆锔碗的，卖破烂的，还有警察局。再往前走，弹棉花的，马记包子铺，是说相声的马志存他妈妈开的，对面是姓魏的杂货铺。再走走就是小饭馆呀，酒馆呀，做花圈的，小人书铺。还有卖雁肉的，那家姓兰，他把大雁肉酱熟了批开卖。因为雁子大，有雁登，就是雁的架子，雁登也不少钱，胸脯、大腿、翅膀，雁子的翅膀也不小，一节就这么长了。

南六马路，北六马路实际不点短，挨着河边，那有一个状元楼，再早是个警察局，我大姑父在那当警察。那个小楼讲究，它的前脸在河边，后窗户在天纬路上，地震以后就拆了。

再说说恒源，恒源阔了！恒源纱厂的工人比三条石的资本家还阔。我大姑妈就在恒源上班，一月工资七八十块钱，到点吃饭，十人一桌，坐满就开。最后，吃的工人了嘛，不吃了，进食堂拿了一个馒头，拿块咸菜走了。最后剩的折箩呢，在恒源门口救济穷人，有特别穷吃不上饭的给一份饭，西窑洼这块儿好些人吃过这个的。所以说，那时候的资本家并不坏，他资助了很多的穷人。工人你只要生孩子，女工都是三班倒呀，只要你上班来，把孩子撂这了，穿的戴的，都给你。那时候的双面绒，白色儿的，都穿那衣服。恒源那时候相当好了，下班可以洗澡，对过是恒源的球场也挺棒，我知道恒源就是这些。再细致讲，你问到我嘛，我再讲给你听。

再有堤头有个恒大面粉厂，跟恒源纱厂是有血缘关系的。所谓血缘关系是一个东家，都是恒字儿的，东家在北京，一般人是不知道有这个关系。现在面粉厂也没了，铁道也扒了，房子都拆没了。

你问我家什么时候来到天津卫的？告诉您吧，是我爷爷的爷爷扛着我爷爷来到天津的，来的那年我爷爷6岁。我老家在南郊牛坨子，对对对，姓牛的多！我爷爷活到九十多岁。到天津后，以嘛为生呢，见西箭道那块地界儿比较繁华，有码头，那的人就指望着卸船。大漕船来了，也没有组织，你有力气从这扛到那。你要是从船上扛下来，给你个木签，有一个小木箱子，上边插着木签。扛一包给你一个签，扛两包给你两个签，一般都是手里攥着签。你扛十包，给十包钱，你就有饭吃，就能买棒子面，买点菜嘛的。我爷爷以后就指望着这个糊口，我爷爷身体好，那时候练大刀，一、二百斤的铁刀，耍起来飕飕的。可是呢，他五个儿女，都是指望着河边吃饭。后来，孩子都立起个儿来了，发财了！大儿子出去了，二儿子也出去了，三儿子是我爸爸。大儿子在河东警察局，二儿子呢？在天津市稽查处。到了我爸爸这呢，在天津市警察局，地点在东浮桥，水阁那。天津解放时，解放军打到东浮桥会师，把警察局拿下了，警察局的房子跟城堡赛的。1949年以后呢，都整编了，我爸爸变成天津市公安部队的警察。二大爷在和平分局，专门管三大商场。我大大爷有肺结核，在家里养着了，五五年死的。慢慢的我们家就破落了，我爷爷摆茶摊，还是在河边水产市场。五五年我爸爸改编，去了河北区区委，建国道74号，算国家干部。这是我家的情况，基本没受过嘛罪。

我是五四年上小学，在西箭道小学，原来叫河北省艺术师范学院一附小。是1949年以后盖的，在西箭道的口上，学校老师水平都挺高。那时候，大悲院后边还有一座高塔了，塔我也上去过，黑乎乎的盘着上，木板都老旧了。对，是瞭望塔。我小学上到五年级，中山路的学校开始合校，什么东窑洼、西窑洼、西箭道、中山路都合一块。把我们这班给分了，给我分到东窑洼小学，就是过去的尼姑庵。中学是在五十三中上的，正是六零年，那时候正挨饿呀，上到没毕业，我就不上了，在家一年多。六四年吧，我爸爸说，你上班去吧宝贝儿，街办事处给分的，天津市微电机厂，在柳滩，那是军工企业，不错！一直这么多年没动劲儿，直到退休。进了厂就是搞社会主义教育，后来是四清。没多少日子就文化大革命了，我那时候是保皇派。一点点的学生有点失控，派工宣队，到哪呢？各大专院校。我去的是师范学院，一个班才三十几个学生，我们工宣队就十几个，一个人看着几个人，别闹事。

西箭道拆迁，我就搬到团结里这来了，住了不少年，我身体不好，就说这么多，有嘛不明白的你再来问我。

阎　珩

采访对象：阎珩（1963年生）

采访时间：2016年12月28日（星期三）

采访地点：席场下坡阎珩寓中

阎珩百岁照

我家地震前住在三马路求是里旁边临街的楼房，在元纬路与三马路交口，对面就是现在的团结里。

我家是1949年前搬到这里来的，我父亲小时候在育婴里附近住。以前我家是很有钱的家庭，后来买的三马路这的房子，是楼上楼下，房子是这片唯一的一所楼，楼的形状是L型的，楼角在马路拐角是半圆型的，每一家都是楼上楼下，房里有独立的楼梯，周围就都是平房了。房子是日本人建的，现在我家用的洗手盆还是当年日本的，您看看，在厨房呢。几十年一直用着，非常结实。

我们住的这个楼，原来是一个外国人开的私人医院。临近解放时，人家不干了。以前医院诊所都是通着嘛，就用木板把每间屋给隔开，对外卖。后面还有院子、大露台。建筑上都是雕花的，院内有厨房。地震的时候，周围有的平房都倒塌，我们这个楼没事，房子建的结实啊。我奶奶跟我讲，是花了一千大洋买的房子。(www.xing528.com)

房顶上存放的砖刻

进去是一个大院子，木制的二楼，我们家住的楼房左边是一个胡同叫求事里，胡同里有一个大院子，就是过去的妓院。这里还有一个大院子特别有特色，院里的房屋跟福建的土楼相似，院中间是一座圆的建筑，周围的房屋围绕中间的圆建筑。这中间的房屋是两家住着，我的一个女同学就住在其中的一间屋里。那时，我经常去她家写课外作业。

现在这一片住宅楼的名字叫求是里，就是从这条胡同的名字来的，是历史延续下来的名字，打我记事就是这个名字。一直到黄纬路都是一个院挨着一个院的，现在的火锅店，就是过去的车锁厂，隔元纬路斜对面有一个大院子，围着院转一圈的二层楼房，1949年前在过去来讲，那是个低级的妓院，房子结构都是日本式的，木制楼梯在院子迎面中间位置，房内都是木地板。1949年后新政府成立，就分给了穷人。旁边还有一个小院，半圆形的院门，有楼梯上去，跟旁边大院隔开独立的，中国人盖房子没有这样盖的。

阎珩于1977年在北京留影

说起我父亲呀，按现在说就是公子哥，家里有钱不指他。我爷爷是做生意的，恒源毛纺厂是我爷爷还有两个朋友，三个人合股开的，1949年以后产业就都归国家了。

以前我家是持股分红利的，赚了钱了，我爷爷开了天津第一家出租汽车公司，地址在大胡同位置。1949年后那里是大胡同旅馆，挺长的小细胡同，进了胡同，里头是大场院子。在那里，我家开的汽车出租公司，买了两辆苏联的轿车，牌子叫吉尔什么的。跑天津到北京，老百姓也不拉，当时资本家、商人乘坐。我爷爷行二，人家有要出门的来说，二爷明天去北京，你拉我去一趟啊。我家就出车给送到北京。两辆汽车停在院里，我爷爷看着新鲜，在院里开，一脚油门就给顶墙里面去了。一下子就毁了一辆，哈哈。那时候家里有包月的黄包车，出门办事坐黄包车。

我再跟您说远点，我们家是从山西太原过来的，晋商，到了北京。在北京我们是大家族，发展起来后又到天津发展，是我太爷爷先到天津来的。所以，我们这一支儿就过来了。其实，就过来这么一支儿，其他的都还在北京呢，爷爷叔叔辈的在北京还有十几家。

1949年后，我爷爷因为是个有文化的人，在鸿顺里街里担任第一任的街办事处主任，他那时候挣多少钱，我跟您讲，600块钱，国家主席才拿400块，爷爷四十几岁就死了，肝硬化。我家就是在我爷爷死以后，就衰落了。

我小时候在这住的时候，爷爷身体已经不好了，我奶奶过来照顾他，照顾不了我。因为，我母亲生完我之后就死了。我就跟着奶奶生活，我爷爷一病呢，就把我放在武清杨村姑姑家了。爷爷50岁去世的，我奶奶守寡了近50年，94岁去世。

爷爷是一个特别务实的人，家教特别严，到他生病晚期，他让我们找了几个人用双轱辘送煤的小车送他到杨村去，几个大小伙子倒班推着拉着，走了整整一天也不要钱，都是乡里乡亲的。爷爷死了以后，就埋在老家了。

在和平路冠生园对面有一溜的底商，是我爷爷买下来出租的，那房子现在还有呢，也要不回来了，手续也没有了，落实政策也没法落实了，就算了吧。

阎珩在1988年结婚时照片

阎珩在刻砖

文革时，我家被抄家。我那年才三岁，黄纬路街的人领着红卫兵来到我家，就在楼下这大屋里，把家里存的字画，古籍，点了一把火，烧了三个半天，这么大的火烧了三堆，毁了多少东西。我那时候小，站在旁边骂街，拿脚踢人家，蹦脚啊。其实，那时候我也不懂，只说你烧我们家的东西不行。人家说，我看你小就完了，要是大点，就连你一块批斗去，把你也弄走。那时在天津收藏这些古玩字画我家也是数一数二的，你没钱玩不起。很多是明代的字画、古籍，一提都是郑板桥的，都给烧了。整捆的布匹，绫罗绸缎，软缎的被子几十床，都没有盖过的，拉了多少车，大解放车拉。落实政策时，真正退回来能有多少，只是象征性的。

我父亲在公私合营时归到开口销厂工作，因为我家还有一个私营企业是做发卡的，就是女人头上戴的发卡子。一把一把的黑卡子，跟销子的形状差不多，所以，就分到开口销厂了。我父亲是电工，天津市电业局、电力局所有单位的电工每年做年检，他是总监考，总检查长。

说起我在农村那阵儿，还小呢，背着筐，带个耙子，去搂柴火去，为了走近道，走芦苇坑，扑哧一下漏下去了，这怎么办？大冬天冷啊，大西北风刮的，棒子杆挡着，光着小屁流儿，举着两只小手，晒衣服，那样晒衣服不都冻上了吗。家里找人吃饭呀，找啊喊啊，一看光着屁流儿在这呢，哈哈。不敢回家，回家怕挨说嘛。童年时期苦有苦的乐趣，好有好的乐趣。

我在农村的时候，那时候是生产队，上学就跟大幼儿园似得，就那么回事。生活虽然比较清苦一些，但是，很淳朴。虽然我家也挨整，开批斗会什么的，坐在那，批斗你，大家就是糊弄一会儿，因为有来检查的，就是走个形式。就是因为咱们当地主的时候，没少照顾那些乡亲们，都是一视同仁，不是说你是给我打工的，就对你不好。曾经给我家打工的人，现在都跟我家成亲戚，当初我们帮了他们。过年时，我家买五斤肉，绝不会给你们家四斤半，按人头分，都是这样。大队书记乡亲们暗地里还是照顾我们的，邻居大娘晚上提着篮子把菜给送过来了。白天不敢，你跟地主有什么联系，怕找事。

在农村上了三年级小学，那时候是河北省小学。过了引河桥属于河北省了。他的教材水平比咱们天津，至少差一年。回到元纬路小学就上二年级，整好差一年。我上到初三的上半学期就退学了，那时候，我满脑子就是画画，我到美院上夜大，专门学画画，也要有文凭啊。于是，白天上日课，晚上也上课，给的高中毕业证。

美院的第一任系主任李洛公先生，福州人，日本留学回来的。美院的前身是河北省女子师范学校，626指示后，他在天津唯一的弟子就是我父亲一个人，到现在能延续他的就我一个，没有第二个，不是咱不往外教，是没有人学，因为这一门很冷，而且是咱们美协首任副主席，他是民盟的嘛，马达是正主席。

阎珩的砖刻作品

我是七五年回到天津的，到元纬路小学上学时，生活上是自己照顾自己。中学是在天纬路中学上的，在大悲院旁边。校办工厂就是在大悲院里，大雄宝殿那，做灯口，拉线开关，大悲院门口挂着五金厂的牌子。大殿里的佛像，都是紫铜的，放到院子里这躺着一个，那躺着一个。院里边有住户，生的煤球炉子，垒的煤球池子。我们下课了就在那玩，大铜像坐像都不高，如果谁能抱走就抱走了，那都是几百年的东西了。现在都在大悲院的库房里放着，那是属于文物，东西都没丢。所以，一落实宗教政策后，住户都清出去了。天王殿是最早的建筑，其他都是后来的。那院里我太熟了，现在要复建的建筑，建筑施工队有不明白当初院里情况的都来问我。落实政策后，首先是落实宗教政策。佛像需要贴金，美院雕塑系的师生重新塑像，不懂怎么贴金。就找到我和我父亲，其实我们也没有干过，就找到天津的一位老先生。他没儿没女没老婆，他教给我们怎样贴金，他已经很高龄了，不久他就去世了。我们贴金特别成功，然后就影响到全国，都请我们去。每年去五台山，也是去帮着贴金，后来就不干了。

大悲院分为东院和西院，我们在东院。天纬路中学，我们是最后一届毕业班。到了高二的时候，又把我们分开了，有河北中学的，五十三中的，周围几个学校，把大悲院这个院子给腾出来了。落实宗教政策，还给人家。

小时候玩的泥模子，二分钱买一个，用泥一叩出来，放到炉子上烧，烧红了。然后，用红粉笔、绿粉笔上色儿，做出一片一片的，消磨时间嘛。十二岁左右，跟着住邻居的小朋友天天在一起，画批斗林彪的速写。因为我们这儿几乎用不着从外面出来再到人家去，我们从房上就过来了，因为后面厨房都是联体的。找一块泥捏个人呀，画个人物呀，买毛笔，这是我美术的开端。

我小时候是一个很孤独的年代，有时候我跟我的学生讲，有时间了，你们毕业了，帮我写一本书，我口述，你们整理。我想就类似于高尔基的三部曲，我的童年、在人间、我的人生之路。所以，从那个年代就喜欢上了老砖，砖雕。因为是文革时候毁的砸的，得修复，包括粘接也好，拼接也好，切割也好，你得把它修复上。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喜欢老砖，一直到现在。天天就跟着砖头子打交道，在老砖老瓦上刻文字图案，今晚报在2013年给我发了12期的瓦当作品，后来老年报又发了几期。

我参加工作后，南开文化局有六个店在文化街，我去了“四宝堂”跑业务。我是由南开区文化局辞职出来的，工龄买断，一直自己干。我曾经在电影院画电影宣传广告，还骑摩托车送电影片子，也没跑几个月。后来，古文化街归我管，在那，我就经常出差，北京、安徽、苏州、上海，干了三年就不干了。国家号召下海，自谋职业。有小孩了，钱也不够花，搁到现在打死也不辞职。

天津日报找到文联，因为天津四绝，是哪四绝呢，砖雕、风筝、泥人、年画，砖雕没了，还剩三个，记者从文联要了我的电话，马上到我家采访，上房一看，哎哟，砖雕艺术馆在这呢，电视台也来录像。从屋顶到大悲院，红桥北大寺，新修建筑上的砖雕都是我指导做的，还原于历史嘛，砖雕得跟这个建筑的文化历史相辅相成，我就这么坚持了十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