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天四里巷：民间语境下的历史变迁

在河北区黄纬路中段西南侧，是一片楼房住宅区，地名为团结里。在三马路、四马路之间，是在1976年大地震后建起来的。改造前，这里是由多条胡同组成的地块。追溯起始，这里原为荒地，1901年，英商怡和洋行买办、宝兴房产公司股东梁炎卿在此建成多条里巷：黄道里、三益里、三三里、四知里、四勿里、元善里、元和里。1924年后，在临近四马路建起新元善里。此块地段范围：北到四马路，东到黄纬路，南到三马路，西到元纬路。

黄道里，胡同口在黄纬路，与四知里、四勿里、三益里相通，胡同的取名意为黄道吉日。黄道里胡同比其他胡同宽，可以开进去汽车。左侧的六个院子为单号，从一到十一号院，都是单排的北房，没有南房。胡同右边为双号的院子为私产，多为大杂院，私搭乱盖很严重。

三益里，胡同口在三马路，是一条从三马路通到四马路的胡同，并与元善里、元和里、三三里、黄道里相通。其胡同名，以《后汉书》：友直、友谅、友多闻为三益，故取名为三益里。

三三里，胡同口在三马路，紧靠李纯公馆高高的围墙下，胡同不长，呈L形走向，左转与元善里和三益里相通，胡同取名为《三字经》中的：三才、三光、三纲，故名三三里。

四知里，胡同口在四马路，与黄道里和元和里相通。胡同名取自《汉书》：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名为四知里。

四勿里，胡同口在四马路，与黄道里和元和里相通。胡同名取自《论语》：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元善里，胡同与三三里、三益里相通。胡同因靠近元纬路，胡同名取自与人为善之意。

元和里，这条胡同在这里是最长的，从三马路直通到元纬路，一侧为李纯公馆的高围墙。胡同名，因靠近元纬路，取之以和为贵，故名。

新元善里，为两条胡同，属于这一带的高档宅院。胡同口在四马路，与元和里相通，胡同取名，是以元善里派生得名。

在黄道里与三益里胡同交口处，曾经有一所上世纪初开办的女子学校，为天津女子教育的先河。

1927年，三益里开设了一家被服厂，是江苏督军齐燮元在就职后，在天津三益里开设的江苏被服厂，委李馨为总办。其制作的军服、鞋子、背包等源源不断地运往南京。

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天津，黄纬路一带的房屋震损严重，黄道里及周围七条胡同被拆除。1978年，这里建成了大片楼房居民区，取名团结里至今，很多老住户还迁后仍然住在这里。

荣大成

采访对象：荣大成（1942年生）

采访时间：2016年10月8日（星期六）

采访地点：黄纬路团结里家中

我父亲荣子政，在十几岁的时候，是从农村来到天津。开始以卖雪花膏为生，非常艰苦，经过自己的努力，赚到了一些钱，后来在南市开了一家药铺。我父亲非常聪明，对医药知识一学就会。干了没几年，就攒了不少钱，想做更大的生意。适逢日本快要投降的时候，听说南洋橡胶厂要转让，觉得橡胶产品有市场，就将厂子接了过来。那时厂子里有六十多名员工，生产的产品是各种轮胎。

荣家大院

新中国成立后，我父亲积极恢复生产，上缴财税，为新中国建设出力，成为进步的资本家。1955年，国家号召公私合营的时候，我父亲积极响应，南洋橡胶厂是天津最早合营的工厂，国家也表彰了我父亲，同年经过选举，我父亲成为河北区政府的第一任副区长。

1956年我父亲母亲一起到北京，参加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是代表天津市去的。我母亲也是沾了父亲的光，在中南海接受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我家住在橡胶四厂马路对面的新元善里的一所大三合院，共一百多平米，院内宽阔，迎面正房四间，每间16平米，东西厢房两间，每间12平米，厕所10平米。院中央有花坛、鱼池。宅院幽静，房屋高大。我家的孩子多，共有九个孩子：三个女孩，六个男孩。当时提倡多生孩子，一时成为了模范。我们一家人生活在这里，生活富裕，其乐融融。

我在上小学时，不认识的字，去查字典，父亲脑子特别好，能马上告诉我，这个字在第几页上，而且特别准，教我如何才能快速查到。父亲下象棋也是常胜将军，作什么事都是样样在行。

可是，到了1957年父亲被错划为右派，写检查，靠边站，受到政治迫害，被迫离开了政界。分到橡胶三厂，在食堂卖饭票，文革前调到天津乳胶厂，是从集体单位调到国营单位，做后勤工作，就是在厂里干基建，递个灰，和个泥的活。心情一直很郁闷，父亲的头脑聪明，从此却再也没有了用武之地。

新元善里，右侧大门为荣子政家

文化大革命开始，是我家最倒霉的时候。父亲因为是资本家身份，1966年8月26日，街道在我家院内给我父亲开了第一次批斗会，然后，在厂里也经常挨批斗。

接着就是抄家，家里所有的东西都被抄走，父亲与毛主席合影的照片也被红卫兵抄走了。我们一家人被赶出大院，被迫搬到元和里8号的一间不大的房子里，家徒四壁，一家八口只能睡在搭起的大通铺上。那时，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已经出嫁了。

元和里这条胡同左边的院墙高耸，比别处的院墙高出很多，此处的居民称为大墙胡同。这里原是军阀李纯的公馆，外墙为城堡式，跟长城似的，当年李纯公馆里有一个排的兵力护卫，警戒极为森严。李纯公馆在1961年改为天津外贸职专，如今已经是河北区法院。

荣子政宅院平面图

我们荣家在胡同里是阶级斗争的对象，我们这些子女都受到牵连，走到哪里都是歧视的目光。不能上高中，上大学更别想了，到了该工作年龄了，工作也找不到，只能干临时工。家里三个孩子上山下乡，其中，四弟荣大有和五弟荣大发去内蒙古，老弟荣大鑫去了大毕庄。

1970年，下达了国家新政策，像我们资本家家庭，没有正式工作的家人都要疏散到农村，没有工作的母亲杨俊云和在三建做临时工的我被疏散到大毕庄务农种地，我父亲荣子政因为是国营企业职工，就一个人留在天津工作生活，真是历经坎坷。

1977年1月8日，我父亲荣子政因患脑溢血去世，终年64岁。那时还住在临建，团结里的楼房还没有建好。

我母亲住在团结里，我自己原来结婚时住在地纬路，因为要就近照顾母亲，拆迁时我买的团结里的房子，一直住到现在。2004年，我母亲去世，终年87岁。

如今，我大姐在美国定居，今年80岁了。大弟于1981年到香港定居，找爱人去了，他爱人是华侨，先去的香港，直系亲属才能去，就把我大弟弟也带过去了。我和其他姐弟一直在天津。说起我的老年生活，是孤单了点。因为我一直没有孩子，妻子在四年前因患肺癌去世了，我一个人生活。说起养老问题，我今年七十四岁了，等到身体实在不行了，就去一家好一点的养老院，度过晚年。

团结里早年胡同图

陈宝明

采访对象：陈宝明（1941年生）

采访时间：2016年10月18日（星期二）

采访地点：黄纬路团结里

想听胡同过去的事呀？那就先从我家说起吧。

我家是1946年，也就是在日本投降的第二年，搬到元纬路90号，挨着元和里。原来我家在三条石住，我妈嫌那边太乱。我家元纬路这房子原来不是买的，是租的。那时候，催房租的人姓董，房主是大军阀李纯，一大片房产，人家就是吃房租。随着社会变化，房东在天津解放前夕，将房子卖给原住户，谁买就归谁，还特别便宜。比如说，那时候一间房子二百块钱一间吧，就收六十块钱，便宜卖，等于把自己的负担给卸下去了。住户觉得便宜，以后又不用交房租，白给一样嘛。人家有学问、有眼光，就是不当房东了，要不解放以后也给压缩房产，私产交公了。

我父母是做什么的？做纸盒，就是做包装盒，不是现在这样的包装盒，以前是用马粪纸、纸甲子，糊的点心盒、寿桃盒。做好给人家点心铺送去，一百个盒多少钱。小作坊都是自己一家人做，也就是维持生活。我家也就过着一般的生活，也没那个本事，如果没那脑子，想干大买卖，开大工厂，门都没有，得有那能力呀。

我以前在修配公司工作，做保全，后来调到中药厂，也是干保全，修水暖什么的，咱没嘛能耐，就是干活呗。退休以后，我就在三马路干黑白铁。

黄纬路在1949年前是死马路，到了五马路就是一面墙，被日本陆军医院封的。我们过新开河桥，还有过汽车嘛的，都是从元纬路绕过去。新开河上的津京桥，我记得是在我11岁左右，51年到52年之间建成的，那时候的市长是黄敬，大桥落成，黄敬市长来剪彩讲话。我那时候还跑去看了，黄敬市长那天穿着一件土黄的风衣，我还记得特别清楚了。以前津京桥是木桥还是石桥，我就记不清了。

后来在1955年，国家建设，改善交通环境，打通了黄纬路。军队也得听地方的，把二五四医院分成黄纬路左右两部分，在黄纬路之间挖个地下通道。现在地道早填死了，在那块儿位置建了一座天桥。

文革时期，我们这一片，高成分的挨批斗也不少，胡同里有一家，厂里来抄家，批斗，头上戴着高尖帽子、罐子什么的，让他站好了。南洋橡胶厂经理荣子政家，受到冲击比较大。荣子政在刚一解放，是工商联的负责人，后来又给他升为河北区的副区长。他比较开明，在抗美援朝的时候，捐献了一架飞机，资本家们出钱。

1957年，号召向党提意见，荣子政就是说了几句话。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大鸣大放。他就在会上提了，合营私方定息二十年少点，还应该再延长一点，就是资本家的工厂有多少财产，实行赎买政策嘛。

没有几天，报纸就登了，坚决打击荣子政向党进攻的反动言论，定息二十年嫌少，多少才达到目的，这是向党和国家进攻。这是在反右范畴，就把他打成右派，副区长也撤职了，嘛也不是了。让他在乳胶厂上班，就是三马路海河边那个厂子，给厂里扫厕所去。唉，这么一个人还是挺有本事的，做成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橡胶厂容易吗，以前的南洋橡胶厂兴旺极了。

刚解放的时候，南洋橡胶厂右边是庆兴铁工厂，在公私合营后，庆兴铁工厂迁走，合并别处去了，庆兴铁工厂的厂院也并到了南洋橡胶厂。

橡胶厂从海南、东南亚进来的橡胶原料，都是堆在马路上，没人偷。1949年前就做汽车轮带，等1949年以后，再到公私合营，就什么都做了。再后来，橡胶四厂合并到陈塘庄橡胶总厂。

抗震里那边有新华橡胶厂，现在也改成旅馆了，那厂子1949年前是环球橡胶厂，资方是三股合资干的，马玉良有一股，1949年后公私合营改名叫橡胶三厂，改成集体企业了。文革后，改为新华橡胶厂。

我们这一带最怀念的是中医潘一先，还有西医林士海，人家是医学士，全科大夫。林太太是护士，后来在新元善里买的一所院，他儿子林培森也是大夫，也是一把好手，在京津医院当院长，现在也过世了。

邓伟堂

采访对象：邓伟堂（1935年生）

采访时间：2016年10月20日（星期五）

采访地点：黄纬路团结里

你问以前这里胡同的历史呀，我家几代人一直住在这里。地震前，住在临近元纬路的元善里，我老伴早年是这里街道居委会主任，负责这一大片胡同，这些胡同的人没有我家不熟悉的。

我家的房子最早是在民国年头先租的，后来买下来，不是花现钱，是用一袋面买下的。当时我家困难，院里的一家人替我家出了一袋面，把房子买下来。那时候房子不是太值钱，不能跟现在比。

我爹1949年前在天津市政府里工作，就在金刚桥旁，现在是金刚公园。我爹毛笔字特别好，作文书工作，收入不算高，生活还过的去。到了一九三七年，日本轰炸了市政府，那里就成了一片瓦砾，等到天津沦陷，我父亲就失业回家了，另谋生路。

我老娘和我姐姐在地纬路的军队被服厂干活，锁眼、钉扣子，就乎着生活。我从小摆个小摊，买点小红果，在家里头串糖堆，拿糖稀一蘸，卖一分钱、二分钱一只。后来嘛都干，只要维持生活就行，卖鲜货嘞，卖干货嘞，卖水产嘞。后来我就在胡同里的公聚兴铁工厂学徒，铁工厂就在老元善里，我家住三号院，铁工厂就在二号院。也是有亲戚关系在那边。工资十几块钱，年轻那阵也不觉得累，有力气也不在乎，小厂里有车床，我就干车工钳工，学技术，到了五三年开始单干了。

仁田西里那边有个小粮店，1949年前，经常是多半宿就去排队，粮店发号，拿粉笔在你袄袖上划上号，等粮店开门了，就卖一百号人的粮食，他规定数，多了不卖，一人卖二、三斤。也就是棒子面，这就算已经好的了。如果家里没有干个买卖，日子就是不好过。我们这一带，条件特别好的有，林士海、林太太，这是当大夫的，南洋橡胶厂的荣子政、还有一个姓孙的，也是干橡胶厂的。

我还记得，日本投降那阵子，拿汽车拉日本兵，到码头去吧。日本人在天津太遭恨了，大长汽车，拉七八十口子日本兵，市民们站在马路上，拿大砖头子朝车上砍去，反正是日本人太缺德了，无恶不作，我们就是站在三马路三益里胡同口那看，被砍的日本兵说，我是韩国人，我是韩国人，能说一两句中国话。

天津解放的时候，我们胡同三号院里，手榴弹扔的没响的就多了，一堆，子弹壳好多了，老百姓也不敢动啊。后来，解放军来人都收拾走了。

四马路口那有哥俩，在那边院子一间房里住，军人在外边喊，院里有人吗？那哥哥就想答应一声，他那兄弟就不让言语，因为不知道外面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结果，两个手榴弹就扔过去了，哥俩都炸死了。中山路川鲁饭庄那块地界打仗热闹极了，我那时候胆子也大，跑去看了，打的邪乎极了。机关枪打的，房顶那有一条腿耷拉着。死多少人呀，地上都是死人，就是金刚桥到元纬路这边打仗最激烈。

打仗的时候，我在三益里惹了一个大祸，那时候把你弄死了，也就死了。我跟胡同四号院的一个比我大一岁的发小，出去看热闹。那时，打仗还特别激烈呢，看见在三马路上停着一辆拉军火的马车，不像咱们现在开的汽车。发小对我说，你敢把车轮轮胎的气门芯拔了吗？我也是逞能，上去就把气门芯拔了，整个带瘪了。当兵的就把我抓住了。拉军火的车呀，那不是别的，当时说要弄死你，不就像玩儿一样嘛。当时也找不到大车店修车去，打仗了没有敢开门的。然后，有人给我父亲传信了，我父亲出来，看军人在拉着我不让走，过去就给军人跪下，这才放过我，差点我就没命了。

三年度荒的时候，粮食不够吃的，就得想办法呀，我骑车到一百多里地的北郊去买山芋，骑车都没有劲，饿的慌，没办法，又买了人家蒸熟的山芋吃。粮食是买不到的，国家统一收购走了，郊区农村又不像咱们城市里，有粮食定量。山芋、土豆呀，都是农民偷偷种的，种的多点了，偷偷卖一些，换点零钱做别的用处。

对，去北郊过新开河，原来京津桥是木头桥，通小王庄，不是摆渡，摆渡在闸口那边了，这一带就那么一个摆渡。

说起文革那会儿，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这一片胡同里挨批斗的不是太多，是有几家，这里住的人没有太大资本家。橡胶四厂荣家是这一带最有能耐的了，成了运动的对象，挨斗抄家了，多余的房屋都被充公，在这胡同谁都知道。这胡同里也就是小业主比较多，开商店的，摆摊卖货的。

就说胡同那边有一家，因为他在工厂里书法不错，替别人写了几份大字报，等到被批的人恢复了官职，就找机会打击报复，他心直口快，说了一些对现实不满的话，被人抓住把柄，打成现行反革命，被工厂的革命委员会关压起来，工厂派人开着卡车来抄家，因为他家里挺穷，没有什么可抄的，就回去了。批斗挨整了大约一年时间，放出来回家后，街道居委会也实行监督，在胡同里贴满了批判他的大字报，让他一家人抬不起头来。那时候，人们的觉悟都很高，对坏分子很反感。所以，那家人的境遇很不好，孩子也受到歧视，那时候讲究株连，孩子的档案里都有他父亲的案情资料，以后的升学就业都受到影响。到了文革结束后，公安局才下了定论为犯了言论错误，也就稀里糊涂了事了。

我们这里离曹家花园近，现在的二五四医院。听我爹说过曹家花园的事，日本侵占天津前，改的第一公园，公园里的人工湖水面挺宽，亭台楼阁，还有西洋式建筑，假山堆石成山，沿着湖边一排垂柳，长廊绕园子转，好风景啊。公园新添置了游船，儿童娱乐园，图书馆，游泳池，饭堂。那阵子游人挺多，都是从远道赶来玩的。我们胡同里的几个小孩子经常一起去那里玩耍。有一次我跟几个同伴在水边玩，其中一个掉到水里了，好在水不深，扑腾几下上来了，浑身湿透，不敢马上回家，在园中晒干了衣服才回家。

好景不长，转年就天津沦陷了，曹家花园被日本军队占为后方医院。还将附近的一些地块也扩充进去，黄纬路在五马路口被截断了，普通百姓不得靠近。花园不能去了，园林这么一折腾，大部分房子也就不存在了。听大人说，里面住的是日本士兵伤病员。后方医院的大门在五马路那边，门侧有岗亭，每天有日本兵和警察站岗。我们这些住在附近的人只能望墙兴叹。中山路上的中山公园也不能去，只能在胡同里玩耍。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着用日本后方医院的设备改作陆军医院。天津解放后，这里还是延续陆军医院，就是现今的二五四医院。

现在的医院院内，还留着当年曹家花园的一小部分老建筑，医院后边保留着一个大湖，湖水中央的湖心亭还是当年的遗存。经过那么多年了，保存的还挺好，我们叫他“挺（亭）坚强”，呵呵。可惜的是，大部分的湖被填埋，那里的公子楼、小姐楼早就没了，建起了好多楼房。剩下的园林部分被职工私搭乱盖成宿舍了，显得杂乱无章。前几年，政府进行了修缮，院里一部分又恢复花园的样子，令人高兴，我们住在这附近的人可以去那里散步了。

赵久富

采访对象：赵久富（1948年生）

采访时间：2016年10月21日（星期五）

采访地点：黄纬路团结里家中

从我爷爷奶奶那辈就住在黄道里，很早了，住了快一百年了。我老娘就是在黄道里娶过来的，我老娘今年98岁，1919年出生的，名叫于建英，身体还挺好，耳朵不聋，五脏没毛病，一点不糊涂，就是腿脚不太利索。经历了这么多的历史变革，孙中山、国民党、日本侵略、建国后的历次运动，改革开放。经过多少事，快一个世纪了。我去给我老娘领老年证，人家一看是1919年出生的，愣了，这么早出生的，还能动的了吗？我说你别管动的了动不了，该办就给办。

我老娘为什么能活到98岁，就是因为她想得开，有什么烦事，睡一宿觉转天全忘了。家里有什么困难，还是非常乐观，这是性格决定的，你说是吧。

我爷爷叫赵殿清，最早是东北角一家药铺的职员，字号叫“上池馆”药铺。最近的电视专题片还介绍过“上池馆”药铺，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暗地里给八路军送药，当时是抗日嘛，药品都是从“上池馆”送出去的，这是听我爷爷讲的。

听我老娘讲，日本进来时，为了躲日本的炮弹嘛，我家在院里挖防空洞，后来我们躲到小关，是我姑奶奶家，大院里有防空洞。就是在院里挖一个坑，上面盖上木头盖子，其实什么也防不了，一个大石头都能砸着了。

赵久富的母亲已经98岁

我老家在北仓，祖辈是“燕王扫北”，从安徽过来的。我们的老祖宗就落在北仓了，值守卫边，他拿着围裙自己围了这么一块地，就是他的领地了，有几百年了吧。到北仓一提“同胞三颗甲”姓赵的，就是一个老祖宗。到我父亲一辈，名字带“志”的，我大爷叫赵志彤，我父亲叫赵志明，一提志字的，在北仓是长辈。这是我奶奶给我讲的。

老北仓村就是现在北仓公园的位置，依傍着北运河，京津公路左边是北仓村，公路右边是庄稼地、果园。过去一提把人送北仓了，那是埋死人的地方，北仓公墓设在那边。说去小王庄了，那是枪毙人的地方。

我父亲1949年前是参议院的参议，说到这打住了，别说了，哈哈，反面人物。那时候的参议，都是请客，包饭馆的酒席请大家，就选上的，参议在天津就那么几个。参议院是三方举荐，电灯房、自来水、报社举荐这个人上去了。参议院是政府机构，属于政府部门的，众议院是群众组织。现在外国不也是这样嘛，有参议院，众议院。我父亲在黄道里算是最大的官了，住在这里没有特殊人物，有能耐的就住五大道了。那时候，我们家就有电话、小汽车，车到中山路那停，走回家。所以，街坊邻居都不知道我父亲的情况，我父亲特别廉政，不廉政要房子还不是一句话吗。

我姥爷以前在英国电灯房，在黄家花园那，就是现在的抗震纪念碑那块位置。过去就是小型发电厂，只供应五大道租界，那住着的都是大资本家，有钱有势的人家，供他们电，别处贫民窑也用不起电。电灯房的发电机才多大，烧煤烧柴油就行了。电灯房除了英国人就是我姥爷了，英国人不在，我姥爷是主管。这么着，家里有点钱，原来的宅子在公安医院旁边的洋楼里，那楼现在还有呢。

以前我们大院，地震以前，谁家人出门了，没有挂个锁头的，家里没人不要紧，来了生人，邻居们就问了，找谁呀？他没在家。对吧，邻居就出来了，在黄道里没听说过谁家被偷了被抢了，我家门上连门鼻儿都没有。你看现在防盗门、防盗窗还嫌不安全呢。我们这些胡同里的孩子都比较规矩，没有到外面惹事的。

我们这附近，留下名来的，是潘一先大夫，就我家房山后面，自己的一个三合院，有五间房子。人家行医那叫一个积德行善，有钱没钱的都给治病。四马路的南洋橡胶厂是日本开的，荣子政当时给橡胶厂日本老板拉包月，就是专车。后来到了日本投降时，日本老板准备回国，他觉得荣子政这个人挺好，关系也不错，就把这个橡胶厂给了荣子政。这也说明那个日本老板会看人，看出荣子政能干。也说明这个日本人也厚道，不厚道买卖给人。这样，荣子政成了南洋橡胶厂的老板。所以，在搞运动时，给他定为资本家，也就倒霉了，被批斗抄家。其实他过去也是穷人，后来自己干买卖赚钱了。他曾经也救济过不少比他还小的小资本家、小业主、独劳，有些活让他们干，这附近很多小作坊得到他的帮助。荣子政的小女儿跟我同在黄纬路小学上学，我对她家的情况有些了解。

黄道里11号曾经出了一个有名的人，就是救火英雄向秀丽式的人物——彭文珍，彭文珍在农药厂工作，电台、报纸都宣传过，她的事迹轰动全国都知道了。学校里的学生都去她家里慰问，那时候她还没结婚，二十来岁吧，现在彭文珍还健在呢。她家里哥六个，姐两个。彭文珍是老五，基本都是做领导工作的，彭文珍的丈夫是化工局的局长。

我们4号院，还有一个挺有本事的人，是唱京剧的，尚小云的徒弟，叫王荣林，是“荣春社”的。尚小云的徒弟几乎没有了，只有他儿子尚成荣，还有王朗舒，已经89岁了。“荣春社”开始不叫这个名字，后来经过学习，就改了这个名字。

9号院最靠里的老王家，运动的时候遣送回老家。到了老家，那里的人远接高迎，回来落实政策要返城，人家不回来，老乡对他特别好，他技术好，能把农村扶持起来。

黄道里9号的李万芝挺有名气，南洋橡胶厂日本老板特别喜欢这个聪明能干的青年，是个人才，是在日本投降后，把他带到日本去了。他在家行大，他媳妇是上海人。橡胶厂的日本老板是日本神户人，李万芝后来成为神户市华侨学校校长，是知名爱国人士，神户与天津是友好城市，他是为此做出过贡献的，要不咱们国家怎么欢迎他呢。

黄道里4号院的门三爷，闹日本的时候，在西安做生意，倒腾轴承。有一次他卖的轴承犯法了，有人从日本人仓库偷出来的轴承，卖给他了。日本人知道后，就把他给抓起来了。把他捆在一个大柱子上，日本人坐那喝酒，两边大狼狗准备把他拆了。门三爷一想，反正要死了，想喝酒，对日本人说，米西米西要喝酒，日本人说给他喝，不是酒瓶子，是酒坛子，几口就都喝下去了，还要喝。日本人一看他酒量不小，接着给他喝。他连着喝了三坛子酒，没事。日本人一看厉害，给他松绑，让他陪着日本人喝酒，真能喝呀，把日本人都灌醉了。他扶着日本人进屋，要求放他走，说这么多站岗的，我怎么出去。日本人给他写个纸条，他就出去了。转天，日本人去找他，又给带回去了，说我不抓你，日本头儿要跟你交朋友，去陪人家喝酒。门三爷说，我天天来陪着喝酒可不行啊，我们家里人还得靠我养活呢。日本人一听，就说我给你开个条，到仓库领轴承，拿到你店里去卖好了。就这样他发了！后来他回到天津，还是一直喝酒，一边说着话一边喝酒。一瓶子酒喝完了，嘛事没有。最后，还是死在酒上了，他的肺跟筛子眼一样，都透了，现在他儿子门三伯还住在团结里。

我是1948年出生的，文革时，我17岁，我是六五年初中毕业，当时不允许上高中，分配我到发电设备厂工作。

我年轻的时候嘛都爱好，滑冰、拉胡心儿，打球、照相、钓鱼，现在岁数大了，就以钓鱼为主了。那时的照相机都是借的，找同事借照相机，自己买不起，120的胶卷和135的胶卷，135的还得放大。洗像机、放大机都是自己做的，晚上把窗帘拉严了，定影洗像，晒照片，特别有意思。现在都是数码照相了，虽然方便了，没有了过去的那些乐趣。现在，家里的老照片都没有了，地震那年，在铁路工程学校住临建，那场大火烧的嘛也没剩下，火烧连营啊，我们住的临建，用苇子中间夹一层席片或一片儿油毡，都是易燃物，救都救不了。那些黑白照片不少了，真是太可惜，要不，能给你提供好多老胡同的照片。

我家老少三代住在一起，非常和睦，曾经被评为“五好家庭”。我爱人曾经在2002年区里评选中，得过“好儿媳妇奖”。在这样和睦的家庭环境里，我母亲才会这么长寿的。

高学文

采访对象：高学文（1941年生）

采访时间：2016年11月30日（星期三）

采访地点：黄纬路团结里

我家是在什么时候搬到这里来的？我记不住了。我父亲也没跟我说过呀，反正我是四一年在这出生的。我家在地震以前住在元和里，我们元和里这大片房屋是李善人的房产，就是江西督军李纯。

我知道嘛就告诉你，因为我小时候我们家就在李纯公馆高墙底下的院里住，公馆的侧门也在我们胡同里。李纯公馆的院墙特别高，墙顶上跟长城似的，砖垛上有枪眼，真正是森严壁垒呀。

我小时候，天津还没解放呢，李纯公馆改成针厂，做缝衣针的。针厂老板的儿子跟我是小学同学，他经常让我去他家玩。那里深宅高墙的大院，一般人你进不去。大门在黄纬路上，是高大券门式样的门洞，那气派劲。我进去一看，里面这么阔了，还真好啊。我在大墙外面住，不知道里面的情况，这才知道天上人间的差别呀。

院内有好几进院落，房檐下有精刻的砖雕、厅房楼座、两侧有游廊，曲曲折折的，太幽静了。院里中间才是西洋式的洋楼了，上面都是欧式雕刻，特别讲究，太好了！是督军李纯住的地方，洋楼周围都是房子围着，也是非常讲究的传统平房建筑，砖雕什么的也是好看极了，不像咱们老百姓住的房子，应该是副官、护卫士兵、佣人住的房子。

同学带我上那墙上面去玩，院子四个角都有楼梯可以登上墙头。上去一看，好嘛，跟天津老城墙似的，特别厚，得有好几米厚，不上去看不出来这么厚的墙。不说悬了，墙顶上可以跑汽车，当然是小轿车了，卡车跑不了，整个围墙上边四周都是通着的，小汽车可以转一圈。过去公馆里保护李纯的士兵特别多，人家是军阀，有的是士兵啊，白天夜里在院里墙上持枪巡逻守卫。

那厚墙拆掉的时候，我在家门口看着，拆下来的大青砖这么长，跟老城的城墙砖那样大小。墙里是夯的黄土，特别结实，真可惜给拆了。公馆在元和里还有一个挺大的侧门，成天关着。这几十年来，谁来谁拆，公馆里的建筑就陆陆续续的给拆没了。我都快八十岁了，看到过公馆原貌的人，现在恐怕都没有了。

1949年前，公馆大院里改成嘛了，我不知道，那时候我还小，就知道干过针厂。1949年以后，李纯公馆改成了外贸猪鬃公司，加工猪鬃刷子。后来，改成外贸中专学校，培训干部也在这，九几年又叫国际商务职专，出国人员培训中心，现在是河北区法院了。

我再告诉你，李纯为嘛叫李善人，别看人家是大军阀，却对天津的家乡做过不少善事。比如说他支持教育，他在前边四马路、河东关帝庙、尚师父坟地创办了三所秀山小学。给南开学校捐了几十万元，作教育基金。南开学校曾经建了秀山堂和秀山铜像纪念他。早年他曾经在春节前，拿出来四千大洋在大经路一带冬天发钱抚慰，接济贫民，出巨资扶助天津老乡。据说他的遗嘱上还说要用百万资财，救灾兴学。所以说，我们这里的老人都是称他为李善人。

李纯是咱天津人，他是在咱们河北区水梯子东兴里出生的，家里是卖鱼的商贩，就是在海河边趸来鱼摆摊卖。所以，他发迹后在天津黄纬路建的房产也叫东兴里和小东兴里，就是不忘自己的出生地嘛。在南开区还有李纯祠堂，是从北京的庄王府搬过来的，那就更大了。

元和里这片，大多数都是住的穷人老百姓，新元善里那边胡同的房子讲究，院子也大，住的都是有钱人家，像荣子政、林大夫那样有能耐的人。

1949年以后，李家的后人就把胡同的房产卖给住户了，给钱就卖，一袋面就买了一间房子，人家怕产业太大，减轻压力呗。

我父亲在1949年前，在元和里与四知里交口的院子里开了一家煤场，字号叫义顺煤场。有两个四合院那么大，后来不干了，就盖了房子自己住。1949年前就不干了，为嘛呢？干不了了，让国民党那阵子给糟践了，抢了。我听我父母讲的，晚上来几个警察，说查户口，进屋在你椅子底下放一把手榴弹，说这是嘛？掏钱吧，不给钱就把你抓走了。他们专门敲诈商家，这还怎么干，一看不行，不干了呗。

我家的义顺煤店，现在这里住的老人还记得呢，这一片住户家里烧的煤，都到我家来买，咱们也厚道。三益里10号院还有一家煤场呢，干煤场辛苦，弄点煤灰摇煤球。怎么摇？就是煤灰用水和好了，当当当切成块，跟切豆腐似的，撒上煤末放在筛子上边摇，摇出来煤球。和煤的时候，得掺土，按比例，比如说一吨煤掺半吨土，不掺土煤球团不到一块，掺土太多了，不好烧着，这也有技巧呢。后来，开始用机器压煤球了，再后来又发明了蜂火煤。卖煤赚钱吗？你想啊，这里附近好几个煤场，小煤场子能赚多少钱呀，你看马公祠前面老姜的煤场，干了一辈子煤场，给这一大片住户送煤，七十多岁了还背煤上楼了，他那身体真好。这片胡同里小工厂不少，大多数是小作坊。

因为我家煤场在1949年前就不干了！所以，也没有赶上公私合营，也不算资方，后来的运动，小业主、资本家我家没沾上边。荣子政干南洋橡胶厂，就赶上了，算是大资本家，抄家后，就搬到我家附近，元和里8号，一大家子就住一间房子，那房子原来住的是一个律师，受到冲击，遣送回原籍了，房子就给荣子政家住了。律师是个长胡子老头，以前出门有胶皮车坐，管打官司的。

马路对面的马公祠你知道吗？我上小学在马公祠里面，上学的时候，大殿还有呢，挺高大的，殿里没有马公像，也没有牌位，改成学校办公室，老师在里面备课看书。大殿两边的配殿改成教室，1949年以后在后面又盖了一溜教室。院里早年还有一个王八驮着的大石碑，后来让人拉走了，现在不知道在哪。

解放前夕，学校里面是安置国民党伤兵地方，少胳膊瘸腿受伤的兵特别多。在那里救治的，都是城防前线送过来的，最后怎么弄走的咱就不知道了。

学校的校长是大高个，是反动派，教导主任是个女的，是地下党，1949年以后亮明的身份。所以说，一个国民党，一个地下党，两人能不顶牛吗。解放天津的时候，地下党知道哪有国民党兵，当当当，打信号弹提供情报。我是车辆厂的，我们厂就有地下党，厉害极了！是摔跤的头，跟着他一起学艺的不少人，都发展成地下党，为解放天津做了不少事。

这胡同我也讲不出来嘛历史，要说以前打水的事，也成历史了。黄道里与三益里口那有自来水，我们这一大片胡同的人家都是在那挑水，在很早以前是买水牌，自来水在小屋里，专门有人看着，黑白住人，冬天怕冻了，夏天怕有人祸祸水。后来没人看着，自来水周围就冻成个大冰坨子。

王庆芬

采访对象：王庆芬（1960年生）

采访时间：2016年12月18日（星期日）

采访地点：在笔者家中

我家地震以前在黄道里9号住，院里的房子特别讲究，房屋前带前廊，木头方柱子，屋里是非常结实的木地板，跟这附近胡同的房子比起来，也算是好房子了。黄道里胡同特别宽，可以开进来汽车。

我家兄弟姐妹共六个，两个男孩，四个女孩。我爸爸1949年前是卖水果的，过去卖水果不用投本钱，都是赊账。那时候的人讲究诚信，连车带水果先拉走卖去，卖完了，再把车送回去，把账结了。每年就是到了秋天，水果收获季节，就卖一季儿，其余时间就在家歇着，一家人可以吃一年。1949年以后还卖了几年的水果，公私合营以后，我爸爸就进了动力机厂当了工人，干重活，头一次干重活，累坏了，我们一家八口就靠我爸爸一个人的工资生活。

我爷爷是开菜店的，菜店在三马路和元纬路交口附近，公私合营后归到副食店工作。爷爷在六几年一脚踢后，在胡同里看自来水，自来水管是在一间小屋里，没人用水了就上锁，冬天自来水管冻了，还得负责用热水浇开。那时候，几个胡同就这么一个自来水管，到了做饭的时间，就得排队等着打水。我爷爷的口头禅是：瓦房不济大坯垛，穷人美，光棍乐，多么大的财产，多么大的祸。

黄道里

我爸爸生性胆小，日本占领天津时期，四马路附近日本人多，我爸爸一看到日本兵就躲起来，不敢出来。天津刚解放，我爸爸一看到解放军，又躲起来。一位解放军战士觉得奇怪，就注意起来，问我奶奶这小伙子有什么问题，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我奶奶忙解释说：这是我儿子，他胆子小，见到当兵的就害怕，不是坏人哈。我奶奶这样解释，人家解放军才不怀疑。

胡同里形形色色的人，各种各样的事很多。我们院有一家人，男人叫四哥，平时跑运输，是拉水产的。他经常买回来活的海螃蟹，吃不了放进院里的大缸里养着，他还经常送给院里的邻居，院里人家都能吃到螃蟹。有一次螃蟹爬出来了，院子里到处都是螃蟹在爬。四哥两口子人非常好，后来，四哥不幸发生车祸去世了，你说多可惜呀。

我们旁边七号院有一位叫宋五爷，得病了去医院检查，查出肺结核，吓的回到家就卧床不起了。后来去医院复查，说以前是误诊，没有得肺结核，可是五爷还是去世了，是被吓死的。五奶奶没有孩子，一个人孤单，我跟五奶奶关系不错，就去陪着五奶奶睡觉，五奶奶病了，我就一直伺候她。五奶奶感激我，要把房子给我，我也没要，咱不是图钱才管的。

七六年大地震那天晚上，我因为有事，没有陪五奶奶，我在她家睡觉的床铺上方的房顶塌了。那天晚上，我要是在那睡觉就得砸死了，躲过了这次灾难。五奶奶说，还是好人有好报啊，不该你死呀。我那时候还是十几岁的小姑娘，就是爱伺候老人。现在，我退休后到一家养老院工作，还是干伺候老人的活，我觉得这是一种修行，是做好事。

我再说一件事，我的大姐夫，在58岁的时候去世的。特别令人难过的是，是在他儿子结婚的前夜。那天傍晚，他与儿子一起去浴池洗澡，回家后突发心脏病死亡了。因为明天就是结婚日，只能先不发丧，拉到殡仪馆。然后继续办婚事，转天在饭店举行婚礼。后天才办丧事，这样的事情，连办多了的大了也觉得不多见。

我们院李奶奶家，跟我家房子紧挨着，李奶奶的大儿子叫李万芝，在南洋橡胶厂上班，特别聪明，无论干什么都能干出成绩来，日本老板特别喜欢他，当时李万芝二十多岁。

1945年日本投降后，日本老板准备回日本的时候，就要带李万芝一起回日本，李万芝跟母亲商量，李奶奶说你走可以，必须带上你已经订婚未婚妻走，他未婚妻在小关住，就匆匆忙忙的结婚了，两口子一起跟着日本老板去了日本。当时日本战后特别艰苦，李万芝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多年的艰苦努力，在华语学校当上了校长。

中日建交后，李万芝带着妻子回国探亲，是跟着访华代表团来的，先去北京得到周总理的接见，还跟周总理合影。然后，回到天津探亲。

李奶奶已经七十多岁，已经双目失明了，大儿子一走就是几十年啊，还一直不通音信，生死未卜，还以为在有生之年见不到儿子了。李奶奶在炕上，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用颤抖的双手不住地摸着李万芝的脸，才相信了是自己的大儿子回来了，就开始嚎啕大哭起来，李万芝也抱着母亲痛哭。

我们这些邻居看着李万芝夫妻俩穿着的衣服特别新鲜，没有见过呀。那时候是七几年，咱们还都穿着统一的蓝色、绿色衣服呢，李万芝穿着西服革履，打着领带，他妻子穿着裙子，特别漂亮。

我们这些胡同的孩子，都去四马路的橡胶厂门口捡没烧净的煤渣，煤灰还冒着热气，一帮孩子就围上去捡煤渣。那时候穷啊，小孩子除了上学，也就干点力所能及的事了。(www.xing528.com)

说起七六年的大地震，那天夜里，地震太剧烈了，我们惊醒了就跑出来，在黄纬路上躲避。天亮后，大家都不敢回到家里去，在黄纬路上搭起临建棚，用的材料五花八门，大多数是用木条搭架子，上面覆盖塑料布，临时遮风避雨。余震还不断，人们更不敢回房里去，吃饭也成了问题，后来有馒头供应，居民排队购买。黄纬路这一带有些房子倒塌，有砸死的。我亲眼看见东兴里有一对夫妻被砸死，被人抬了出来，孩子因为在别的屋睡觉才幸免于难。

因为马路需要恢复交通，在马路上搭临建棚的居民，被统一安排搬到北宁公园，我们家在宁园的动物园区附近搭的临建棚。我天天看着狼在笼子里转悠，所以，我们说谁不稳当，就说他像下午的狼。

有一次，一个小孩子淘气，拿着一个长木棍在猴子区玩，伸出长棍子逗猴子，猴子竟抓住长棍子爬上来，在园里到处乱窜，吓得附近住临建棚的居民一片慌乱。后来，园林管理的人赶来，费了很大劲，才把猴子捉回去了。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举国悲痛，我家里正在煮面条，不敢吃了，只得换别的吃。后来，我们这片胡同要拆，准备建楼房。在当年，安排我们搬出北宁公园，统一安排到铁路工程学校的校园里，搭临建房居住。到了冬天，住在临建房里特别冷，薄薄的苇席不避风寒，天天盼着搬进新居。

第二年夏天的半夜，我们住的这一排临建房，有一家着火了。这家是因为孩子上山下乡问题，街道让他爸爸去街道办事处，给他做思想工作。到半夜了，他爸爸终于同意让孩子上山下乡，街道人员这才让他回家。他老婆见他还没吃晚饭，就用煤油炉做饭，当她听说他已经同意让儿子上山下乡的时候，生气一脚把煤油炉踢翻了，顿时着起火来，火势没法控制。因为，临建房都是用易燃物品搭建的，很快便火烧连营了。

居民尽量抢出一些东西，我爸爸一听外面着火了，一个人把大衣柜给背出来了，你说厉害吧！平时哪有那么大劲呀，赶上紧急的事，人的能量真是无穷大呀。这一排火烧连营的临建房有几十间，消防队的救火车来了也救不了，消防水管子只是喷对面没有着火的临建房。

有一对新婚夫妇，没有穿衣服就跑出来了，抢救出来的一包包东西，被学校外趁火打劫的人，从院墙扔了出去直接偷走了。消防队来后，也没法扑灭这么大的火，只是给对面没有着火的临建房喷水，防止大火蔓延。这次大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只是有一个十七岁的男孩子受到惊吓，口吐白沫，没过几天就死去了。

大家气的都想打那肇事的人，你想呀，这一场大火一下子把全部家当都烧没了，也没人给赔钱，那时候都穷，置个家容易吗。当时也没有社会救助，只能临时用塑料布搭简易棚子，过了几天，被安排搬到新建成的黄纬路抗震里，没有回迁到团结里片。因为家什都已烧光，搬进新居也没有多少家什可搬，家徒四壁，慢慢才置办起来。

李建国

采访对象：李建国（1955年生）

采访时间：2017年1月2日（星期一）

采访地点：黄纬路团结里

我家以前住在三马路门脸房，靠现在团结里这边。离元纬里近，挨着过去的三益里胡同。我父亲在这门脸房是干修理自行车的，公私合营的时候，就不让个体干了，让我父亲进针织厂上班。

我们家后面的几条胡同我清楚，小时候总在胡同里玩，有黄道里、三三里、三益里、元善里、新元善里、元和里、四知里、四勿里。黄道里是最宽的，元和里最长，从黄纬路到元纬里，这么长的胡同，院子多，住的人口也多。

我小学是在元纬路小学上的，现在学校没动，还在那呢。上中学了，把我分到五十三中学，那时候正是文革时期，学生都不好好上课，上课的时候，老师找不到人了。一问，都到新开河里游泳去了。学校后墙也不高，跳过去就是河边，河里游泳的都是我们学校的学生，那正是乱的时候。我哥哥和姐姐赶上了上山下乡，到了我这，一点一点的，下乡的政策就没了。

我小时候不在马路边玩，在三三里、三益里胡同里跟邻居小孩玩，得木头、砍劈柴，有抽嘎嘎的，弹球。没玩推铁环，大跃进的时候，沾上铁的东西都上交，大练钢铁了，找不到粗一些的盘条铁丝。等我再大一些了，就经常去新开河边钓鱼，也就不在胡同里玩了。

我父亲今年92岁了，身体还好，脑子一点也不糊涂，就是耳朵背了，听不见你说的嘛话。要不这里过去发生嘛事，你问他，他嘛都清楚。我天天在家伺候老爹，又养了两条大狗，哪也出不去，把我拴住了。

李建国家里的摆设

我们这一带住的大多数都是普通老百姓，过去有能耐的就是那么几家，要说资本家，橡胶厂荣子政算一个，再有些名气的是过去的老中医潘大夫和西医林大夫，林大夫过去就住在橡胶四厂对过的新元善里，荣子政也住在那，都是一家一个院住着。按现在说，那个胡同就是高档住宅区，院子大，房子漂亮。他们的后代还住在团结里，林大夫早就过世了，他的孩子就住在团结里前面一排，是医术人品不错的大夫，现在这里居民还念叨他们呢。

三马路对面的胡同，有大求是里和小求是里。进了小求是里，里面有个圆门洞子，进去就是大求是里。这胡同里有个缝鞋的老头，他家的两个孩子，地震的时候，房子塌了，他闺女和对象都给砸死了，就那老头跑出来。求是里这片有三家地震砸死人了。刚地震完，听说求是里把角的小二楼的墙倒了，砸死人了，就是现在图书馆那位置。天还没亮，我们三个人就马上去救人，摸着黑，过去一看，人都砸在里面了，我们上了二楼，刚把人救出来，房子哗的一下子又塌了，差一点把我们几个人砸死在里面。当时就想着救人，不知道害怕，等看到房子塌了，就觉得后怕呀，就差那么一点时间。

现在求是里居民楼，在地震拆迁以前有几条胡同，邻德里很多是第一毛纺厂宿舍，还有黄鹤里、何氏胡同、二吉里、大求是里、小求是里。

我知道你说的意思，我倒是想帮你找一些岁数大的老邻居，可惜不好找了，搬走的不少，去世的也不少，再过几年更难找到1949年前出生的老人了。

马书锦

采访对象：马书锦（1937年生）

采访时间：2017年2月26日（星期日）

采访地点：黄纬路团结里家中

我过去是这一片的街道代表，对这片的胡同过去的情况还清楚一些。我家以前住在元善里，这里的胡同连着胡同，都是有历史了。

前些日子我们这来了一拨人，推着的轮椅上坐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先生，有九十来岁了。到胜天里找他曾经住过的旧址，说很早以前住在东兴里胡同，这老先生现在定居台湾，是年轻的时候走的。还带了一个翻译，因为说话听不懂。在马路边上跟居民聊，老先生不走啊，非要过去看看。我说现在已经盖成楼房了，嘛也看不出来了，也就是从那楼口进去，旧址是在这。老先生说，那我也得去看看，大老远特意找到这里来的，这个年纪从台湾来一趟不容易。这位老先生在台湾可能也是一个人物了，来了三辆小汽车。

以前我们这一带最有名的院子要数李纯公馆了，高高的围墙，后门就在三益里八号院，公馆改成学校后，八号院通到学校里面。李纯公馆一进去，从两边楼梯就可以上高墙，那墙倍儿厚。当年在墙上巡逻放哨，四周围一圈都是一样厚，而且都是大砖，特别大。1949年后改成猪鬃厂，没看见过出什么成品，只是看见大包大包的猪鬃运进去。这里后来又换了不少单位、厂子。还有一阵儿，部队也在这里，门口有站岗的。

文革时，胡同里有几家挨斗的，有黄娘家，安大爷家，五号院老高家，其实他们都是小手工业的。拿报纸糊高帽子，在胡同地沟那低着头，一站就站多少时间。黄大爷挨斗才冤呢，安大爷的哥哥干的买卖，起照起的是黄大爷的名字。可是呢，黄大爷他一点享受也没有到，一揪就把他给揪起来了，冤案。

南洋橡胶厂的荣子政挨斗挺厉害的，原来他家在新元善里靠近元纬路第一个独门独院住，文革给扫地出门，搬到元和里去了。他家的院子里种着一棵芙蓉树，就是因为这棵树，把他斗的不轻。就是开的那粉绒绒的大朵花的树，现在有的马路上也有这样的树。

离此不远的林大夫家倒是没有挨斗，因为林世海大夫死的早，四十多岁就去世了，得的癌症。林家也是独门独院，院子特别大。一进院门，迎面就是搭架子的爬藤，遮盖了半个院子，爬藤下，有石桌子、石凳子。院里还种着一颗大树，树下摆着很多花盆，种着各种的花，开花的时候很是灿烂，诊所设在东厢房内。北房四间，房间轩敞明亮，右边有一间厢房，左边有一间洗澡间，放着大浴缸，有一间厨房，一间厕所。那时候的大厨房都比现在的住房大，得有二十五平米。林家七个孩子，长大了都是学医的，其中一个是医院的院长，大姐在美国了。林太太是药剂师，你知道她的西医水平到什么程度？桌子上的药品都混着，没有药名，拿起来用舌头一舔就知道是嘛药，这么专业的大夫可不简单。

林大夫是日本留学的医学博士，多高级的人也是死，死的还特别早，多年轻啊。也不是说医不治己，林大夫得的是癌症，得病住院在和平路渤海大楼后面的人民医院，后来一看不行了，就转到金刚桥第二医院来了。我老头子去医院看望他，林大夫说，我这病好不了了，我家里以后你多给照顾照顾吧。我家跟林家关系特别好，经常走动，这么多年了。他们家孩子多，困难了，我家有时候送点粮食，那时候你就是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因为都是要副食本票证。林太太八十多去世的，她儿媳妇还住在对过楼里。

新元善里在我们这一片是最高级的院子了，两条胡同那些院子都是一模一样的，住的人家都是最有钱，最有能耐的。每个院落基本都是一个图纸设计的房型，院子大、房间多，在这里住的都是比较殷实的人家。

过去胡同里的居民生活怎么样？跟你说，过去年代不用走脑子，见面别问你家吃嘛饭？你家吃嘛，一个胡同里的人家都吃嘛，副食店来一种菜，大伙儿排队买回去，来橡皮鱼了，胡同里家家吃鱼。那时想买嘛买不着，现在下楼邻居见面说话，不知吃嘛饭呢，不知买嘛菜好呢，因为现在东西有的是，发愁的是不知吃嘛好了。

就说以前的衣服，给孩子做一条裤子，明年短了，接一块，里面挽两个格，再短了，放出一格来，再短了再放出一格。一条学生蓝裤子，膝盖破了，补上接着穿，现在又兴起来了，裤子露大窟窿，哈哈。

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有臭虫，街道给居民发药，不能一家家治。否则，过不了一礼拜臭虫又回来了，歇礼拜天，家家户户一齐打药，那时是打敌敌畏、六六六。后来才知道为什么现在没有臭虫，因为现在比过去卫生了，以前是穷，家里的床上铺的木板，上面铺着草帘子，就是稻草。现在这东西一去了，臭虫就没了，草帘子本身就生臭虫，一方面平房屋里也潮。过去屋里没有水泥地，都是土地，好一点的是砖地。

过去家家都有一个存水的大缸，闹日本的时候，日本人烧杀抢掠，有一个东西他不砸，就是大水缸，知道为嘛么？日本人讲究洗澡，日本人不管房子多小多穷，都有一个洗澡的水缸，或者是椭圆的大木桶。胡同有挑水的，你喊他一声，他就挑着两桶水送来了，倒进大水缸里。

王建新

采访对象：王建新（1955年生）

采访时间：2017年3月10日（星期五）

采访地点：黄纬路团结里

四马路62号图

四马路阅报栏

我家以前住在同仁里胡同旁边的大院里，是四马路62号。这是一个高知大院，院里是木结构的二层楼，文化大革命前，院里住的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工程师，还有印染厂的工程师。我家为嘛住那呢？因为我爸爸是工程师，而且那时候，我们院里有电话。等到文化大革命以后，这些臭老九都给打倒了。这些人有的就遣送了，有的挨斗了，房子就给腾出来了，空出来的房子和杂物间，搬进去很多特别困难的没有房子住的人家，还搬进来南方人。厕所也给填平了，当住房搬进来住人。

我们院里的房子特别高，听说以前是日本人住的，你看我们家以前刷浆，你搭高凳根本就够不到，都是用喷浆机喷。我家在屋里搭了一个阁楼，阁楼上边的人都能站起来，阁楼下边人站起来还有一段距离呢，你算算房子有多高吧。

我们院的马路对面是潘一先中医开诊所的院子，潘大夫的医德口碑特别好，我们这附近住的人得病了都是找潘大夫看，潘大夫遇到生活困难的病人，分文不取。旁边是炭黑厂仓库。

四马路粮店内景

我们院拐过去就是黄纬路，在仁田西里旁边，也有一个大院，院里是一座二层小楼，比我们的院子大，1949年前是国民党被服厂，是做军用物资的，做过皮鞍具。所以，后来改成皮革厂了，以前枪套子都是皮的，不像后来做成尼龙的，皮革不走形。部队穷了养不起了，就上帆布的，后来就是尼龙的。现在又倒回来了，战争的时候，死在军装上的兵特别多，一个炮弹来了，没炸着，把尼龙衣服引着火了，就化在身上了。再后来，这个院改成了制革厂宿舍。旁边是副食店，把角是粮店。在这住，买东西方便。

我家最早在南市住，因为房子太小了，孩子多，就给调到这个地方来了。房子又高又大，是两大间，楼下还有空房当杂物间，

四马路粮店外景

记得我小时候在中山路骑自行车，遇到有轨电车的轨道，两个自行车轱辘，轧进轨道里了，就摔倒了。我爸爸说，两个车轱辘别一起轧进轨道里，一个车轱辘进去就摔不着了。那轨道正好跟自行车轱辘一样宽，文革以后有轨电车就没有了，好像是七零年左右，我那时正在上高中，改成了大红头汽车，车中间像手风琴一样的一路汽车。黄纬路上跑的四路汽车，是灰色的四四方方的汽车，那是匈牙利进口的，都是男司机，车开的倍儿快。

想起以前的生活，也挺有意思的。黄纬路四马路有个报刊栏，每天投递员把当天的报纸贴在报栏上。记得有天津日报、人民日报，每当新的报纸贴上后，马上就有很多大人过来看报了，我路过这里也过去看一会儿。那时候大家都不富裕，有免费的报纸学习就很好了。在粮店门口有一个老式的信筒，铸铁的，信筒是绿色高洁度漆。小时候，无数次的替大人朝里面投信件，大一些的孩子爱爬上去坐在上边玩。我想，恐怕坐到上面也不舒服，因为信筒被太阳晒的，肯定烫屁股，这也是附近儿童的乐趣。

附近的金家杂货铺不大，卖的商品很全，生活学习用品都有，两位上岁数的售货员，我还记忆犹新。柜台左边是两个酒瓮，红绸布包着盖子，几个卧式的玻璃缸里面是几种糖和天津豆。经常看到一位五六十岁的男人，拿着一个淡绿色的小搪瓷水杯，每天到点来打酒喝，每次一小竹提，一扬脖喝完就走，每天如此。小竹提是三个号，小的是一两的，中号的是二两，大号的是半斤，一两酒也就一毛钱。周围的邻居都去这个小店买东西，比三马路的永记杂货铺火。售货员特别好，许多家庭给孩子一毛钱，一个碗去买熬鱼的佐料，老售货员就拿那碗分别放一些酱油、醋、面酱。多有意思，一条街的家里熬鱼都是一个味。菜店卖什么菜，一胡同就吃什么菜，都是全民供应的味道。鸡蛋论个卖，而且保鲜，买的时候，鸡蛋要放在灯箱上照，小铺里总是弥漫着混合的味道。

豆根糖，一分钱一对；天津豆，一分钱一板，那是小木板上烫的十几个小孔，插到玻璃缸里再抽出来，一摇一晃，多余的都掉下去了，板上是正好的数量，像一个度量衡，很有创意。

最可惜的，是金刚桥太不应该拆了，金刚桥是海河历史遗存啊。

张元柏

采访对象：张元柏（1956年生）

采访时间：2017年3月10日（星期五）

采访地点：黄纬路团结里

张元柏少年时照片

我家原来住在四马路的36号院，紧挨着四马路小学，就是以前的秀山小学。四马路上的这三个院的房型都是一样，七间房，路口把角是徐家小人书铺。

我家是1949年前搬到这里的，我家老宅是在东窑洼李家胡同。后来就买这里的房，一个院七间房，我父亲哥仨住在这院里，我三大爷在外地，我大爷和我父亲，妯娌俩，在这住。我父亲是干银行工作的，这不，四八年天津快解放了，定好了买四马路的房子，交完房钱了，这院的房主又说不卖了，说都归公了。没办法，我家又给人家房主四袋洋面，大五福的，就是五十斤一袋的，介才搬走。我家是四八年搬进来的，这七间房是合多少钱买的我就不知道了。进院有影背墙，院子挺大的，房前有檐廊，挺讲究的。这连着的三个院，都是一样的房型，32号院住着唐家，是日本的大律师，文革时期也是挨斗啊。

听我老娘说，天津解放时，我们院里的小北屋住着解放军。当时解放军特别规矩，院里住的女士多嘛，解放军当时低着头，不看女士。

张家大院

我上小学就在不远的黄纬路小学，中学是在志成道中学，高中在94中，然后就上山下乡，我去的是武清县杨村，是投亲靠友的，去的我姥姥家，生活条件还凑合吧。

我家养鸽子，我蹬梯子从小夹过道上房，轰鸽子，我家的房顶铺着是大瓦。我小时候，年年得上房去修房，私人房嘛，一年下来，风吹日晒的，大瓦之间的缝隙得用白灰腻上，白灰和麻刀活在一起。瓦下铺的是黄泥，瓦片是坐上压茬跟鱼鳞赛的，房檐那有瓦当，那瓦耷拉个舌头一样，屋顶不弄好了就漏雨啊。

1979年6月8日张家接待外宾

我大娘当街道代表，也是把人都给得罪了，搞运动你不弄也不行啊。居委会开会都往我们院里开去，我家房子多，都是一家的呗，我父母每天上班，只有我大娘在家，做街道工作。马公祠一带的人，除了上班的不去，家庭妇女都得往那去，读报呀，传达文件。那时候的人也规矩，轻易也不祸祸东西。

七六年地震，我们这一片拆迁重建，指定临时在铁路工程学校和第三体育场的临建住，住了一年多。盖完楼返迁回来。从社会上都比较关注天津的抗震救灾，灾后重建情况，在国际上也特别关注，就需要看看实际的情况。所以，黄纬路这片就选择了团结里居民区做为外国人采访的点儿。街道经过筛选，就定了我家是外国人采访的定点家庭。外国人到我家来，主要是问家庭的情况，老一代人过去是干什么工作的，家庭人员的收入，对国家经济政策的认识，家里怎么理财等等。当时我在下乡，把我叫回来，帮着一起做招待工作。

过去的岁月，值得留恋，那时候邻里的关系特别好，互相照顾。人与人之间怎么比喻，就像我家文革以前有一幅油画，画的是北海白塔，远看是白塔，近看油画都是疙瘩啦啦的，小时候不理解，等到长大了问老师，老师说，那是艺术的距离美，人与人之间也有距离，这距离拿捏好了都好，您说是不是。

陈淑明

采访对象：陈淑明（1928年生）

采访时间：2017年3月12日（星期日）

采访地点：黄纬路团结里

1926年陈淑明（怀抱者）与父母家人合影

1941年陈淑明与陈家族人合影

现在的生活多好啊，我心里想着就是感谢国家，感谢共产党，我在家里好好教育孩子们给国家做贡献。

我8岁订婚，我公爹跟我父亲以前是很好的朋友，换命之交。中间也有介绍人，是一位姓詹的朋友。开始，是我二姐跟他老儿子准备订婚，那是旧社会，讲究算生辰八字，写好了得搁在灶王爷像前，供三天，不摔碟子不摔碗啊，没有什么事发生就挺好了。可是在这三天里，他们家摔了一个碗，觉得不吉利，就不定婚了，就算朋友走吧，算亲戚了。后来，这介绍人就对我公爹说，你们哥俩这么好，后代不能断了，他们二闺女不行，说他老闺女。我那年8岁，我先生13岁。我母亲就是嫌他们家弟兄多，哥三个，我母亲在旧社会受气呀，做不了家里的主，就是不愿意。我父亲主事，就说，行！他们家不错。

1945年婚礼照片

1945年陈淑明与丈夫结婚照

1945年陈淑明在婚礼上的照片）

1947年陈淑明与孩子合影

我订婚后，两个人谁也没见过谁，也不懂订婚呀，找婆家。等到我17岁了，也不知道男方长什么样子，就是订的娃娃亲。我先生的大哥一说给他弟弟办婚事结婚，他就不同意。他在银行工作，他眼光高，平时接触的都是太太小姐，做客的都是银行经理、少爷。不知道我这黄毛丫头是怎么样的，他不结婚。我们大哥跟我哥哥都不错，经常见面，就跟我哥哥说去唐山看看我。他一看见我，觉得行，不是那黄毛丫头，就从唐山回来了。回到家，我们有婆婆娘，问他去哪了？他说您猜猜我去哪了，婆婆娘说我哪知道呀？他就说我去唐山了，看看淑明的情况是怎样的，小弟总不结婚，我去看看，挺不错的女孩子。他大哥就对我先生说了，如果你还不同意，你就去唐山见见人家。所以，五一那天，他跟着大哥和一个表哥三个人到了唐山，到我家一看我这形象不像黄毛丫头。那时候坐着也不讲究谈话，看看就完了，我哥哥姐姐请他们吃饭。在回天津的车上，我这个大哥就问他弟弟，觉得这女孩子行吗？他就说你看着办！他一说看着办就是同意结婚了。然后，就定了八月初八结婚。那是1944年，我们大哥给我们办的婚事挺好，把我接到天津，就在大陆银行三楼住了三天，他们家订的那花车，车上都是鲜茉莉、瓣兰围满了，特别香。现在想想不冤，见过世面了。

乐队从大陆银行一直吹到东马路青年宫，在那举行婚礼，就是现在的少年宫，就这样我进了张家的门。我现在活到90岁，我不怕你笑话我，我老头子活到84岁，跟我很少拌过嘴，只有一次口角。我跟着大嫂子二嫂子妯娌仨住一个院，也从来没有口角。我生了五个孩子，我们大嫂子生了八个孩子，二嫂子有两个孩子。我们这些孩子也特别和睦，对于我们家庭来说就够幸福的，不口角就幸福。一开始我们住在东窑洼一个小院子，二哥不在家，在上海工作，二嫂子就跟婆婆住一屋。东窑洼地势最高了，闹大水了那没淹。

1947年陈淑明（右）与亲属合影

1947年陈淑明（右）与孩子亲属合影

我父亲跟我公爹关系特别好，比亲兄弟还亲。这也有原因，我父亲跟一个朋友在天津做买卖，开篷布厂。后来，这篷布厂着火了，我父亲就怀疑是这合伙人成心破坏，不给我父亲股份了。我父亲是怎么跟我公爹认识呢，我公爹是法警。我父亲心里别扭，就跟我公爹念叨，我公爹就劝他也别细究了，就当没做这个买卖。从那以后，我父亲就跟我公爹像亲弟兄一样。我父亲下班了，先去东窑洼他们家一间小屋坐着一起喝酒，睡一觉然后上班去。从那以后就想两家做亲。我们公爹脾气特别大，我们婆婆说，爷爷不高兴，就是看见陈大爷来了就高兴了。

我再说我娘家的事儿，我娘家老家在武清杨村。我是在天津生人，我父母家在河东鱼市场那边住。老家需要我照顾奶奶，我才回老家武清杨村的。我父亲是铁路工人，在北站挂钩，天天打着一个信号灯，就跟红灯记里的灯一样的，我母亲那时候没有工作。

我12岁的时候，我们父母在一百天之内就都故去了。我父亲故去的时候，开始我们都不知道，我母亲病重，就瞒着不让知道，临咽气才告诉的。我母亲得的是黄胆病，大肚子。年轻的时候受气呀，烧着火得给婆婆绣花，绣的花脏一点就拿条帚打手。我父亲在天津工作，我有三个哥哥，我三哥去天津告诉我母亲病重的事，让他回家看看，那时候我父亲在铁路，还没退休呢。我父亲就说行，下午回去看看。可是，到了下午，我父亲就发病了，送到铁路医院，因为心脏病发作就故去了，也是因为听到我母亲得病着急的。那年我十二岁，我们在老家杨村也不知道，我母亲病重着。那时候没有火葬场，把父亲埋在哪呢？这时候，我哥哥找老家的一个舅舅，舅舅家条件不错，家里有地，也有棺材，就葬在那地里了。不过一百天我母亲也没了，在我母亲临终前，我哥哥就告诉母亲说我父亲死了，我母亲还掉泪了。父母相隔不到一百天就都故去了，母亲去世后就跟父亲埋在一起。

我们家那时候也不富裕，就指望我父亲一个人的工资生活，父母没有了，我们几个孩子怎么办呢？当时我大姐在唐山，大姐夫是旧军阀，有钱，在唐山开粪场，粪场赚钱呀，过去讲话了，你包多少厕所，这就厉害，掏粪晒干了卖。我就跟我哥哥姐姐去了唐山，在那生活了五年。

陈淑明（前）1941年与亲属合影

1949年陈淑明的奶奶与孙子孙女合影

陈淑明在1947年

我是十二岁到唐山，十七岁结婚，在唐山五年时间。期间上了两年学，我哥哥去我婆家串门，婆婆说别让她上学，学做活。我哥哥回来就不让我上学，我那时候小，听哥哥的，也不懂，说什么就是什么。我姐姐家有保姆，有大师傅，我就跟着保姆学做针线活，学做鞋。结婚以后也就会做活了，也没受气。我姐姐特别开明，主张年轻人应该上学，她觉得自己没有文化就吃亏了。因为姐姐有钱，她就供应我们弟弟妹妹上学。那时上的是正式学校，叫修身小学。小学是四年制，高小是六年。

我再说我们家一件割股疗亲的事，我们婆婆得了重病，喝什么药也不好啊。家里供佛，我们这大哥就想割股疗亲，跪在佛前说他自己要借给老娘十年寿，拿个刀从腿上割下来一块肉，放在药里熬，我婆婆喝完了明天就好了。这是四一年的事，我婆婆就是十年后的1951年没的。大哥四十岁就没了，借寿嘛，他自己就得折寿。一点不假不虚，这是亲身经历的事。我婆婆去世出大殡，非常排场，把这黄纬路都给震动了。随礼的都是开小汽车来的。四马路一提银行张家，就是我们家。我先生是大陆银行的副经理，银行原来就在解放路和张自忠路把角。那座楼现在还有呢，日本盖的，特别结实，有地下金库，炮弹打不透。

张家骥年轻时期照片

你看那老梳妆台上，摆着的是日本三层放食品漆盒。是在日本投降那年，日本人都要回国，变卖家当，在黄纬路附近的马路上摆摊处理，是我们老头买回来的。你看这大柜子都是当年结婚时置办的家具，柜子上的四个条屏画，最早是才子佳人，文革时候算四旧嘛，就换成这四幅画了。那屋里还有德国产的家具，特别结实。

要说以前住平房的时候，回忆起来也挺怀念的，院子里用大瓦盆养鱼，金鱼都是那么大条。养的花，荷花令箭一开花五六十朵，马路对面是美术学院的教师宿舍院，那些名画家到我家看花画素描。我以前在中山路三德元食品店当售货员，卖糕点水果，那时候买点心要票，吃的东西都是限购。

六几年邢台地震的时候，我们院里的屋前厦子拆下来了，都是美国松的，特别结实的木料，孩子们结婚就打家具了。

家里的摆设

前年，我侄子的儿子结婚，在青岛。我这么大岁数坐动车去了一趟，这些孩子护着我去的。到了那里都惊动了，说您这么大岁数还来了。我现在见到四辈了也高兴啊，我给你拿照片看看。

我们婆家的爷爷，就是孩子的老太爷过去是木工，给李鸿章做木工，李鸿章的老婆头饰有个簪子上的一个珠子，梳头的人给弄掉了，找不着了。李鸿章说派人找张木匠去，我们老太爷去了屋里看，她那屋里家具好啊，就一指着柜子底下说，把家具搬开，就在这下面了。一搬开就在那了，打那以后，李鸿章给他一个腰牌，随便出入李府。

公爹以前在金刚桥附近的监狱里当法警，曾经带回来犯人吃的窝头，婆婆就许愿了，说如果我儿子有好工作了，就舍粥。那时候，还在东窑洼住着，我家给穷人舍粥，给困难的人家棒子面条，经常接济困难的人。

我二儿子17岁下乡去黑龙江，那多冷啊，差点冻死，手都差点冻掉了。老乡说，快把手埋在雪里，慢慢缓上来了，手都变色，回天津还做一次手术。去这么远就图建设兵团给30块钱工资，四年后就选调回来了，进了公安学校，文革后的第一批招生。

墙上挂着华世奎的书法真迹

结婚时购买德国家具至今仍在使用

桌子上至今摆放着当年购买的日本漆盒

别看我现在九十岁了，耳不聋眼不花，认个针没有问题，我这坎肩都是自己做的，一般活我都能做，家里有缝纫机，有活拿来我给你做。

别人问我，您都90岁了，靠什么这么长寿？而且身体这样好？我告诉他就一个字：忍！什么事不放在心里，退一步海阔天空嘛。就是这种性格，与世无争你就健康，心里要豁达。

我经常说，一个家庭，母亲就是一个柴火罩，那个柴火得用绳子罩住，没有罩，柴火就散了，就是起到了维系这个家族的作用，孩子们都看我来，亲情还在。没有母亲了，就是一盘散沙。

我们家的家训是：知足常乐，吃亏是福，能忍则安。这几个字虽然简单，如果你做到了，你就能受益。

张伟程

采访对象：张伟程（1957年生）

采访时间：2017年5月13日（星期六）

采访地点：黄纬路四马路巷肆书吧

我家是1949年前搬到四勿里的，我父亲在十四、五岁吧，从北塘出来的，到天津学徒。当然也是投亲靠友来的，最早住在西马路。我父亲前两年刚去世，活到九十岁，要是我父亲还活着，我非得把你领我们家去，呵呵。我父亲学徒学的是服装，干一辈子，开始就在劝业场，和平影院那，学徒是学做西装，给洋人做，那是真正好西装，没有成批做的，都是量体裁衣，先量尺寸，做成样子给你试，都是手工，绝对考究。1949年以后，公私合营就在六马路的二服厂，后来改名叫宏大服装厂，是社办的。也改好几次名字，再后来改名叫华实服装厂。那时候工厂还分为国营、集体，人也不多。搞技术设计，最早的工作服，劳动布那种，很多技术都是他们厂出的，你看那样板了吗，都是我爸设计的。那时候，我爸在天津市服装行业挺有名的。打板，成批的裁剪，用裁剪刀推，标准尺寸大小号啊，一块布袖子放哪，前旁子放哪，你得省布呀。调配好喽，一个花一个纹都要对上，这就是技术。

我记得在我小时候，元和里跟四勿里拐弯那有个厂子，最早不是电器厂，是水泵二厂，倍儿脏，弄的胡同里也特别脏。那厂子可以说没有平地儿，都是水泵零件，以前水泵笨极了，都是工业用的，不像现在的水泵这么小。文化大革命以前就迁北仓去了，后来改的电器厂。

四勿里的每个院，基本都是住着四、五家，每家都有上山下乡的，就有一家是一个孩子。上山下乡我也赶上了，到我七六届高中毕业，准备去小淀，正好地震了，就没走。那时建筑行业正在招工，就去了建筑构件厂。

我家五个男孩，两个女孩，我哥哥参军走了，其他上学的，下乡的，有去涉县铁厂的，都离开家乡呗，就我一个孩子一直在父母身边。

我那时候也在橡胶四厂门口捡煤硷，那时正赶上是备战备荒的年代，橡四的煤灰堆就在马路对过。厂子倒煤灰都是有时间的，一炉煤烧多少时间，然后有个人推车出来倒，还是热腾腾的炉灰。我们一帮小孩就抢着扒拉出煤硷。那时买煤球都是买不多，没有像后来一买就是几百斤。

我老家在北塘，儿子一出来，老人在老家没人照顾，也来天津了。爷爷早就没了，奶奶来了跟我们一起过。一个家的日子过得好坏，也在管理，我奶奶就管的特别好。奶奶小脚，可能是最后一代了，我母亲这一代就已经放开了。

北塘也出过文人，我姥爷是私塾老师，要是查北塘历史，我姥爷挺有名的，叫吴墨林。我记事的时候，他在家给人写毛笔字。北塘就是渔村，渔船都是夜间出海，两、三点开船，出海之前也是要拜庙，好像是拜佛教观音一类的。拜妈祖的庙是在东大沽，有潮音寺。

你问橡胶四厂的事？前五、六年吧，这个厂子不干了，这帮工人都去三条石那干活去了，现在那地界儿也拆了，为嘛我知道呢，因为我做个嘛东西，跟他们要过橡胶。这都是行话了，这橡胶得炼呀，分段压胶。所以，我去的三条石找他们的车间。橡胶车间都倍儿脏，因为压胶的时候，胶得加粉子。厂子门口总是堆着橡胶原料、炉灰什么的，橡胶原料有的是块的，有片的，那时候也没人偷。

桌上供着奶奶和父母穿着居士服装的照片

橡胶四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改造过一次，它车间的生产就搬到马路上了。做胶管，工人就在马路上干，那边挤着，这边是大转盘，出来红色的橡胶管，搁到现在都没法干。厂里盖房子，在马路上接着生产，你就说那时候工人的干劲吧。

厂门是两扇大铁门，别提多破了，门上方是两道半圆的铁棍，中间有个五角星。工厂的围墙也不是太高，进了厂，迎面就是一溜大车间，右边拐进去是大锅炉房，过去它厂里生产的橡胶产品主要是辊子靠蒸汽吹，不是用电，所以锅炉特别重要。

文革时期工厂改名叫永红橡胶厂，那厂子过去的老板荣子政，他家住橡胶厂对过的新元善里，这边胡同属于高档住宅。人出来进去的穿着就不一样，就是家庭条件好，家里有底儿。荣子政挨整之后，搬到元和里，离我家特别近。没有什么来往，知道一些他家的事。他家有海外关系，印尼那边有亲戚。我小时候，夏天人们都在胡同坐着，荣子政在胡同坐着也不怎么爱说话。要说那阵儿，给人家折腾的也够呛。

那年我在鸿顺里小学上学，天天从橡胶厂子门口过。鸿顺里小学不是老学校，是六五年左右建成的，建好之后没有学生啊，不能说从一年级招，就从各学校转过来一批各年级的学生，我原来在黄纬路小学上了两年。中学是在河北中学上的，离家近呀。河北中学原来是河北省教育厅，我也记得，那时候我还小。到了我上中学学校也没嘛变化，建筑还都是1949年前的，两边是长廊，给人的感觉是阴森森的。

咱们这一带喜欢看书的，借书去哪吗？文庙，我花二分钱坐电车去。那时候，我看的小说都是在那借的。承德道上的市图书馆也开放，就是比较远点。因为我家离河北区图书馆很近，很早以前就办了借阅证，经常到图书馆阅览室里看书看杂志，读了大量的书籍。图书馆那些管理员多少年没有变化，我都认识。因为家里人口多，考试前就到图书馆里复习功课，直到闭馆的时间才回家。地震前的河北区图书馆，在中山路与小关大街交口的河北区文化馆礼堂的后面，是一座有些历史的老楼。

地震后，黄纬路拆除了震损的危陋平房，新建起大片的楼房居民区。1983年，河北区图书馆也在黄纬路三马路交口建成。原址改为河北区少儿图书馆。

有时候，借阅名著很难，《林海雪原》《红旗谱》，以前找一本小说多难。比如借《红楼梦》，要去很多次，才借到上册，再去借中册就不容易，等了几天，却借到了下册，那就只能倒着看了。还是想多看几遍，咬牙买了一套。

这两年，我经常来巷肆书吧，这的环境特别好，书也多，放着音乐。我觉得，巷肆书吧在天津是最好的书吧了。

今年刚办的退休，时间充裕，还是喜欢读书，过得充实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