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水桥和刘门放生池：建设路的历史文化地标

电子科大沙河校区与原电子科大南苑之间隔了一条建设北路，此路穿越从北流向南的沙河，河上有座桥名叫踏水桥。踏水桥是建设路街道和桃蹊路街道的分界线，此桥以北以东的地域属于桃蹊路管辖，以西以南的地域则属于建设路管辖。

▲ 旧时荡舟沙河三洞桥 吕名正摄

在古代，踏水桥是一座石桥，并且是一座有三个桥洞的石拱桥。此桥最初的名称就叫石桥，在清代正式改名为下三洞桥。为什么叫下三洞桥呢？因为在这座桥的上游，另外还有两座三洞石桥。而在现代，关于此桥，却有完全不同的说法，老东郊经常在踏水桥上来来去去，他们看到的此桥就是一座木桥，他们说，站在桥上跳水的游泳者，曾经撞上此桥隐藏在水下的陈年木桩而丧命。孰是孰非，姑且立此存照。

在古代，要修一座经久耐用的青石桥很不容易，沙河两岸并不出产青石，川西平原上唯一出产青石的地方，是平原边缘地带的灌县（今都江堰市）的山中。要从那么远的地方把青石料运到沙河畔，并且在水流激荡的沙河上架桥，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古代是很不容易的。因此，一座三洞石拱桥的建成，就成了当地的一件大喜事。石拱桥建成以后要举行隆重的开桥剪彩仪式，这剪彩之后的第一步，自然是由当地的官员来踩。

到了民国时期，这座石桥被当地人叫作踏水桥，并且沿用至今。踏水桥的大名来自一个民间传说。每年的洪水季节，石拱桥的桥面会被淹没几次。相传，沙河东岸有一户人家的女儿要嫁到沙河西岸去，双方请测字先生看了好日子、好时辰，商定的时间是鸡叫二遍时（约凌晨五点）起轿。岂料出嫁的日子迫近，却天天下小雨。下点雨也没有什么不好，是两家人要发财的好兆头。婚礼自然要如期举行。这天凌晨，新郎带着迎亲的队伍，吹吹打打去迎接新娘。谁知当喜轿抬至下三洞桥的桥头时，这才发现洪水竟然漫过了桥面。为了赶时辰，轿夫一时也顾不得许多，只得硬着头皮踏水踩桥而过。等到了夫家，人们这才发现，新娘的绣花鞋和裤脚早已湿透。新郎新娘不怕困难，按选定的好日子、好时辰准时结婚拜堂的故事，被测字先生传得很神，说他们两家如此敬神，都因此得到了好报，小日子过得很顺心、很红火。从此以后，人们就把此桥叫作踏水桥了。

▲ 踏水桥新貌 常德摄

每年的三月初三是踏水桥最出彩的时候。这一天又被叫作女儿节、山歌节、定情节。沙河移民中也有一些苗族、瑶族后裔，在农历三月初三这天，他们有唱山歌相亲的习惯，并且以抛绣球、送自己亲手刺绣的荷包定情。这一天，姑娘们盛装打扮，佩戴着银光闪闪的首饰，揣好刺绣荷包，面带娇羞，结伴在沙河东岸边的老桑树或桃树下现编现唱山歌。小伙子们也穿戴一新，在沙河西岸隔桥对唱。不论姑娘还是小伙，一旦发现对岸的意中人，不论认识与否，便可以按照对方的旋律接唱歌曲。如果对歌的双方越唱越来劲，女方便会示意男方让他过桥，然后二人钻进山林里单独约会。如果双方情投意合，姑娘会送荷包给男方，男方则送银手镯给女方，然后女方会叫男方请媒人提亲。如果话不投机，便友好地分手。直到20世纪30年代，此习俗仍在踏水桥一带流行。

在整修建设北路的时候，踏水桥进行了拓宽，并且将原来的拱面改成了平面。转眼到了2000年，政府决定彻底整治沙河，原有的三洞石拱桥已经不适应时代的需求，于是将它改成了平面的钢骨水泥桥，原有的石拱桥荡然无存，桥名却保留了下来。如今，在踏水桥的桥头还专门立有一个历史文化地标，其上有踏水桥的桥名和简介。

在沙河东岸踏水桥地标的附近，还另有一个“放生池”的历史文化地标。

这个放生池曾经名气很大，具体位置在踏水桥上游半里许的山脚下。这个放生池的全称叫刘门放生池。这口池塘五六亩，四周以堤埂围护，堤上竹树丛生，苍翠葱茏。此池塘开凿于清光绪年间，主持凿池的是当地的乡绅——刘门弟子刘子维。堤埂上竖有一通石碑，镌刻有“放生池”三个大字，书者为文德彬。刘门放生池是成都的刘门弟子所办的慈善事业之一。(www.xing528.com)

那么，何谓刘门呢？

刘门是槐轩学派的简称，开宗祖师是刘沅（1767—1855）。

刘沅，字止唐，号清阳居士，双流彭家场人，槐轩学派创始人，有《槐轩全书》等著作二百多卷传世。他十七岁时选入县学，二十三岁高中举人。二十八岁与其兄一同赴京赶考，却名落孙山。但他后来却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得道高人静一道人；另一个是闲云野鹤般的神秘人物——野云老人。在实践两位高人修炼之法的过程中，刘沅渐渐脱胎换骨。至四十五岁迁居成都南门纯化街时，其学术思想已蜚声巴蜀，且门徒众多。因其新居有棵浓荫匝地的百年老槐，遂将此新诞生的学派命名为“槐轩学派”。

槐轩学派的核心思想是以儒为本，兼采佛道，用儒家的仁爱思想作为基础，是一个教化人心、纯化风气的社会团体。槐轩学派办教育、行慈善、崇礼教，构筑了一套完整的天地人神鬼祭祀程序，形成了一个影响全川，深入社会各个阶层，俗称“刘门道”的民间宗教，于民国中晚期达到鼎盛。经过一百五十年三代掌门人的继承和发展，其学术思想体系复杂多样，几乎涉及整个传统文化领域，至今还无一人能够全盘把握。

“刘门道”的蓬勃发展，需要一座灵山作为弘法的道场。新津县的灵山秀水一直被杜甫、陆游、苏辙、钟惺、唐明皇、禅宗六祖北派祖师神秀大师等名人所推崇。刘沅在亲点的四大弟子之一的新津人孙海山的引荐之下，将目光瞄向了坐落于新津县的道教名山老君山。在嘉庆末年的一天，他上山朝拜了古柏掩映的老君庙，决定将槐轩学派的弘法基地放在老君山。

他不仅捐资修缮老君庙的殿宇，而且还在山顶的左侧，在古木参天的柏树林中修建了一座轩敞的别院。于是，老君山成了“刘门道”的圣地，香火日益兴盛。

“刘门道”既有道教的“道法自然”，又有儒教的入世精神，并且与普通人的日常密切相关，刘沅因此被尊为“道教火居祖师”。火居道士，指活跃在民间的看风水、做丧葬法事的阴阳先生，他们既是道士，又是可以结婚生子的芸芸众生的一员。

放生池最辉煌最热闹的日子，是农历四月初八。这天既是佛祖释迦牟尼的诞辰日，是浴佛节，又是传统的放生节。那时的人们受宗教思想的影响，不仅当天不杀生，还会将捕捉到的乌龟、黄鳝、各种鱼和鸟儿放生，水族类往往拿到寺庙去放生，或就近放入水稻田喂养。更有成都市内和东山的许多百姓专程赶到东郊唯一的这口放生池来放生，从早晨到下午，放生的人络绎不绝，那情景如同赶庙会一般热闹，人们既是在看热闹，也是在互相品评放生的善行。为此，成都知府还专门立了“严禁捕捞”的告示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