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对儒家的剽剥，首先表现为对其“仁义”思想的批判上。众所周知，儒家提出了很多伦理道德规范。但如果用一个词概括儒家的思想，那么不少人一定会想到“仁义”。实际上，历代儒者也大多是这么做的。如唐代的韩愈在《原道》中构建儒家的“道统”时，就明确把儒家圣圣相传之“道”的内涵界定为“仁义”，即谓：“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在这个意义上说，《庄子》中对仁义的批判，其矛头所向基本上可以认为是儒家学派。
《庄子》中对“仁义”有很多处批判。其中包括仁义是道德毁坏的结果、仁义不是出自人的真情、仁义虚伪不诚、仁义搅乱人心、仁义戕害人性、仁义为淫僻丑陋之行、仁义助长巧诈爱利、仁义滋生凶残盗窃、仁义败坏天下，等等。他甚至把仁义比喻为像“骈拇枝指”一样的多余无用之物和像“桎梏凿枘”、“胶漆
索”一样束缚、困扰人性的东西。由此，他主张“忘仁义”、“退仁义”、“捐仁义”、不取仁义、不为仁义，否认仁义具有存在的合法性。
庄子还善于用寓言故事讽刺、否定仁义。《大宗师》载，意而子去见许由，许由问：“尧是怎么教诲你的？”意而子说：“尧告诉我：‘你一定要亲身力行仁义而明辨是非。’”许由说：“那你还来我这里做什么？尧已经用仁义给你行了墨刑，用是非给你行了劓刑，你哪里还能游于逍遥放荡、纵任自得的变化之途呢？”意而子说：“虽然这样，我还是希望游于它的周围。”许由说：“不行的。盲人无从欣赏眉目颜色的美好，瞽者无从欣赏华美的花纹。”意而子说：“美人无庄忘掉了自己的美丽，大力士据梁忘掉了自己的力气，黄帝忘掉了自己的聪明，他们都是在熔炉中冶炼而成的。既然如此，又怎么能知道造物者不会平复我的黥痕而修补我的劓痕，使我乘载着完备的本性追随先生呢？”许由说：“唉！这是不可知的啊。我给你说说它的大略吧。我的大宗师啊！我的大宗师啊！它粉碎万物而无心于暴戾，惠泽万世却不以为仁，长于上古却不算老，覆天载地、雕刻万物之形却不显露技巧。这就是游心的境界。”这里，许由告诉意而子，尧教诲他仁义之道，不啻是给他施行了“仁义之刑”。而一旦被施行了“仁义之刑”，就无法逍遥而游了。这就像瞎子不能看到绚烂的色彩一样，不可救药了。意而子却以无庄、据梁、黄帝等人的境界提升为例，说明自己的“仁义”伤痕也应该是可以平复的。对此，许由没有明确回答，却对“道”的品性和境界作了描述。这实际上是说，意而子的伤其实比瞎子还要严重，因为瞎子不过是眼睛看不见了，他还有一颗自由的心，但意而子却是“心”瞎了，他无法游心于道了。显而易见，庄子通过这个故事是要揭露儒家的“仁义”害人之深。
与这个故事相似，《应帝王》又讲了一个故事。说的是肩吾去见狂接舆，狂接舆说：“日中始对你说了些什么？”肩吾说：“他告诉我统治臣民应当施行仁义法度，那样谁还敢不听，谁还不接受教化呢！”狂接舆说：“他的话完全是骗人的。这就像在大海里凿河，让蚊子背山一样不可能。圣人治理天下，难道让人做性分之外的事吗？不过顺人性命之正而后施行教化，使人各尽所能而已。况且，鸟知道高飞以躲避箭射之害，鼷鼠知道在社坛下面掏深洞藏身以躲避烟熏和挖掘的祸患，你们难道还不如这两种小虫子聪明吗！”这个故事同样说明，治国之道在于顺任万民之性，而仁义法度则是束缚人性的东西，是导致国家大乱的罪恶根源。
既然批判仁义，庄子自然也会批判推行仁义的“仁人”、“圣人”[5]。由此，庄子把批判的矛头重点指向了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等所谓“圣王”的代表。在他看来，这些人虽然看起来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并希望用仁义拯民于水火之中，实际上却是不务正业，不走正道，把人民往火坑里推。如果任由他们用仁义治国理民，将来社会或许会发展到“人与人相食”即人吃人的地步。庄子不仅指出这些人推行仁义罪大恶极，而且还揭露他们都不是什么好人，都是贪图富贵的假仁假义者。如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尧攻丛枝、胥敖”且又觊觎宗、脍两个小国，心中不能释然；大禹则曾经攻打“有扈”，这证明他们都是争地掠民的战争贩子。又如，“尧杀长子，舜流母弟……汤放桀，武王杀纣……周公杀兄”，他们的行为又哪里符合仁义呢？正因为如此，庄子极为鄙视、讨厌他们，把他们称之为“乱人之徒”，视他们为“尘垢秕糠”一样不值一提。
在《胠箧》篇，庄子用著名的“盗亦有道”的故事辛辣地讽刺了仁义之徒。该篇载，盗跖的徒卒问盗跖：“盗也有道吗？”盗跖回答说：“干什么没有道！能够猜准室内所藏的财物，就是圣；率先冲进去，就是勇；最后撤出来，就是义；事先判断出能否得手，就是智；分赃平均，就是仁。如果不具备这五种品德，而妄想成为大盗，天底下还没有这样的事情。”从盗跖的回答可知，大盗也具有仁、义、圣、智、勇等品质。然而，这五种品质是儒家的圣人所创立的，也是儒家所强调的儒者精神。庄子通过这个故事至少想说明两层意思：其一，圣人所创的圣法会被人利用，进而助长大盗的产生。其二，儒家的圣人与无恶不作的大盗其实是一丘之貉。就前者而言，盗跖当然是一个利用圣法的反面教材，但他的危害或许还不是最大的。在庄子看来，危害更大的应属田成子之流。因为田成子所盗窃的不是财物，而是整个齐国。他盗取齐国后，连同齐国的圣法也一并盗取了。他利用圣法作掩护，粉饰自己的劣行，使他虽有“盗贼之名，而身处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十二世有齐国”。相较于田成子，盗跖可谓是不足挂齿的小盗了。或许正由于此，庄子愤怒地指出“圣人生而大盗起”。就后者而言，庄子直言“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并在《盗跖》篇借盗跖之口明确骂孔子为“盗丘”。在《大宗师》和《外物》篇，他甚至指出“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与其誉尧而非桀，不如两忘而闭其所誉”，这无异是说圣人与桀纣之徒同为天下之厚害，二者并无实质性的差异。概言之，在庄子眼里圣人就是大盗，圣法就是大盗之法，二者都是害人之物。由此，庄子主张“掊击圣人”，绝圣弃智，“殚残天下之圣法”。他甚至诅咒圣人死绝，因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只有他们都死光了，社会中才不会有圣法，也自然不会有大盗，天下也就太平了。
庄子批判儒家的仁义圣智，是不是就意味着他是一个不仁不义的人呢？当然不是。且看《天运》篇中庄子与商大宰荡对于“仁”的一段讨论：
商大宰荡问仁于庄子。庄子曰：“虎狼，仁也。”
曰：“何谓也？”(www.xing528.com)
庄子曰：“父子相亲，何为不仁？”
曰：“请问至仁。”
庄子曰：“至仁无亲。”
大宰曰：“荡闻之，无亲则不爱，不爱则不孝。谓至仁不孝，可乎？”
庄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过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于郢，北面而不见冥山，是何也？则去之远也。故曰：以敬孝易，以爱孝难；以爱孝易，以忘亲难；忘亲易，使亲忘我难；使亲忘我易，兼忘天下难；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难。夫德遗尧舜而不为也，利泽施于万世，天下莫知也，岂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义，忠信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贵，国爵并焉；至富，国财并焉；至显，名誉并焉。是以道不渝。”
众所周知，虎、狼是天性凶残之物，但庄子却从所谓“虎狼毒而不食子”的角度许它们为“仁”，这其实是讥讽儒家所倡导的毒人害世之仁为“虎狼之仁”。抛开这一点不论，从庄子的话中可以推知他并非不讲仁，而是他心目中的仁与世俗人心目中的仁是不同的。在他看来，“至仁”应当是没有偏私、不讲亲疏的。只有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混同彼我、忘却仁义时，彼此之间流露出的才是最真挚、最自然的情感。否则，所谓的“仁”一定是偏狭的、有限的甚至是虚伪的。换句话说，庄子所追求的仁是一种“不仁之仁”。或者说，只有“不仁”方能成就“大仁”。凑巧的是，庄子在《齐物论》中确实说过“大仁不仁”的话。有人会问，“不仁之仁”、“大仁不仁”这些说法本身不就是矛盾的吗？其实并不矛盾。关于这一点，牟宗三先生在讲授《齐物论》[6]时曾经做过解释。他认为，“大仁不仁”这种“诡论”、“诡辞”是庄子乃至整个道家所惯用的一种方法，他称之为“曲线的智慧”。这种“曲线的智慧”的特点在于，通过一个表面上看起来矛盾而实不矛盾的说法，以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这么说来，《齐物论》中所说的“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大廉不嗛”、“大勇不忮”以及《至乐》中所说的“至乐无乐”、“至誉无誉”等都属于此种智慧。明白了这种“曲线的智慧”，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老子所说的“天地不仁”、“圣人不仁”同样是对“至仁”、“大仁”的热切呼唤。与“大仁不仁”相反，庄子接着又指出“仁常而不成（一作“周”）”。既然“大仁不仁”是庄子所彰扬的，后者自然是他所反对的。因此，所谓“仁常而不成（一作“周”）”的意思，无非是说有心怀仁、示仁则不能周遍，无法成就“大仁”之德。
从庄子与大宰的对话可知，庄子不仅否定了世俗的“仁”，还由仁及孝，进而否定了世俗的“孝”。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世俗之人所认可、彰扬的“孝”是以“亲亲”为基础的，它仅仅是对自己父母的偏狭之爱。这种“孝”一旦作为一种美德而被社会有意识、有目的的提倡，它就失去了自然生发的圣洁属性。更有甚者，它一旦成为社会的道德规范，便对人形成一种无形的约束，从而使人们不得不勉而为之，甚至为了世俗利益不惜伪装造假、竞相标榜，此时它便异化为与自然人性相对立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孝”与“至仁”的境界高低根本不可相提并论。但如庄子所言，如果立足于忘亲、忘我、忘天下的境界，与其说“至仁不孝”，毋宁说至仁是一种超越世俗道德的“至孝”、“大孝”。庄子还有几处讲“孝”的地方，它们都说明庄子并不是“不孝”之人。其一，《人间世》中说：“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亦即，无论在什么境地中都要使父母获得精神的愉悦、安适，这就是行孝的极致了。其二，《天地》中说：“孝子操药以修慈父，其色燋然，圣人羞之。”意思是说，如果做子女的积极为父亲买药治病，并因为忧虑父亲的疾病而面容憔悴，这样的人其实并不值得称赞，而是很丢人的，他应该感到羞愧。言外之意是，真正的孝子会随时用心照顾好父母，是不会让父母生病的。其三，在《天地》中，庄子还提出“孝子不谀其亲，忠臣不谄其君”。这是认为就像忠臣不应当谄媚君主一样，孝子也不应当阿谀父母。如果一个人对父母言听计从，父母说什么、做什么都认为是对的，在他看来这样的人其实是“不肖之子”，正确的方式应该是指出父母的不对之处。儒家的《孝经·谏诤章》说：“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可见，庄子的意思颇与儒家的“谏亲”思想相一致，也不主张愚孝。这几个例子说明，庄子并不是毫无道理的反对“孝”，而是反对“孝”的异化，从而追求一种更高境界的“孝”。庄子对世俗忠孝观的指责与老子的致思理路是一致的。如《道德经》提出“六亲不和有孝慈”，在老子看来，父慈子孝的提倡实际上是社会道德堕落的产物。试想，如果社会中父不慈、子不孝的现象从未出现过，又何必提倡慈、孝这些道德要求呢？与此同理，老子还提出“国家昏乱有忠臣”，即“忠臣”的出现也是国家危机的产物，因为如果一个国家太平、和谐，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内忧外患，哪里会有“忠臣”出现呢？
综上可知，庄子对儒家以“仁义”为核心的道德标准进行了讽刺和批判。当然，这些讽刺和批判归根结底是基于形上之“道”的自然理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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