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哲学思想论纲：和之以天倪，修身之秘诀

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有“和谐”理想或“和谐”意识。如《尚书·舜典》记载：“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大意是说，舜让夔做乐官，告诫夔要把年轻人教导好，使他们养成温和宽厚的德性；要使音律和谐，使音律与人们的吟咏歌唱相和谐，这样神和人之间就会和谐共处了。西周末期，周太史史伯与郑桓公谈话时也提到了“和”，即：“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国语·郑语》）在史伯看来，世界是在“和”即二元甚至是多元的对立统一的动态平衡中发展的，与“和”相反，单一属性相加的“同”则会阻碍事物的生成、丰富和发展。他以这个认识为理念，指出了周幽王亲近小人而疏远贤臣即“去和而取同”的政治现实，并预言了周王朝的行将灭亡。后来，齐国的晏婴也发挥了这一思想。当齐景公告诉晏婴只有他的宠臣梁丘据与他“和”时，晏婴告诉齐景公他与梁丘据之间的关系不是“和”而是“同”。他举例说，只有用多种不同的作料烹煮鱼肉才能做出美味可口的羹汤，只有用多种不同的音律才能演奏出优美惬意的乐章。同理，只有依赖不同意见的相成相济才能有和谐的政治。因此，君主认为对但实际上是不对的事情，臣子应该指出来；君主认为不对但实际上是对的事情，臣子也应该指出来。可是事实上无论对于什么事情，齐景公说可梁丘据亦说可，齐景公说不可梁丘据亦说不可，这其实是一种不正常的君臣关系，是“同”，怎么能是“和”呢？史伯这种对“和”与“同”进行区分的思想，在孔子那里也有表现。《论语》中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也是这个道理。受孔子的影响，其后的儒家学者也重视“和”，如《中庸》明确提出“中和”之说，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是要求人们不仅修养内心之和、情感之和，而且以之推广到人我之和、人物之和，使“和”作为一种宇宙精神始终充盈于天地之间。

庄子也相当重视“和”。在天道自然观上，他强调阴阳调和、“太和万物”（《天运》），认为阴气与阳气不和谐，四时就不能顺序到来，寒暑就会不调和。在人体生命观上，他说人过于高兴就会伤害阳气，过于愤怒就会伤害阴气，二者都会伤害到人的身体。他讲的这种天道和谐、人体和谐的道理其实就是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偏阴偏阳之谓疾”的道理。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辩论上，庄子也主张“和”。《齐物论》提出：“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和之以是非”是说圣人能对各种不同的意见进行调和而不使其对立；“休乎天钧”是说圣人能够做到息止争执而听任万物、万理之自然；“两行”是说圣人能够观照到不同的意见各有其合理、可行之处，故使它们“并行而不相悖”。可见，三者都有调和融通、消除对立的意思。与之相关，庄子还提出“和之以天倪”。对于“和之以天倪”，庄子解释为：“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则是之异乎不是也，亦无辩；然若果然也，则然之异乎不然也，亦无辩。”意思是说，任何事物有“是”的一面，便有“不是”的一面；有“然”的一面，便有“不然”的一面。“是”如果真的是“是”，那么“是”就和“不是”有区别，这就不须再辩论；“然”如果真的是“然”，那么“然”就和“不然”有区别，这也不须再辩论。因此，“和之以天倪”与“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的意思是一致的。凑巧的是，庄子自己在《寓言》篇确实说过，“天均（钧）者，天倪也”。

然而，庄子所真正关注的是人的自我心灵之和。在他看来，“和”是生命的应然，它应成为我们终极的理想和不懈的追求。《在宥》篇记载，黄帝做了十九年的天子，政令通行于天下，听说广成子在空同山上，便前往去拜见他。黄帝对广成子说：“我听说先生达到了‘至道’的境界，请问‘至道’的精髓是什么？我想用天地的精华，来帮助五谷生长，用以养活人民。我又想主宰阴阳，使阴阳顺应万物的生长，请问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广成子说：“你所要问的，乃是事物的本质和精粹，所要帮助、主宰的却是事物的残余和渣滓。从你治理天下以来，云气不等到凝聚就下起雨来，草木不等到枯黄就凋落而亡了，日月的光辉变得越来越黯淡无光了，你这个佞人的心灵是如此的浅陋，我又怎么能够跟你谈论‘至道’呢？”黄帝讨了个没趣，于是退回去，抛弃所有的政事，专门建了一间屋子，地下铺着白茅，在那里闲居静思了三个月，再次去拜访广成子。到了空同山，见到广成子朝南躺着，于是黄帝从下首膝行匍匐过去，反复叩头行礼，然后问道：“我听说先生明达‘至道’，请问如何修身才能够长久？”广成子顿然起身说：“你问的好！来，我告诉你什么是‘至道’。‘至道’的精粹，是深远暗昧的；‘至道’的极致，是昏昏默默的。视听不要外用，抱持精神的宁静，形体自然健康。神清虑静，不要劳累你的形体，不要耗费你的精神，自然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你的精神和形体就能合一不离，形体就可以长生。持守你内心的虚静，绝弃外物的烦扰，智巧多了就会败坏。我使你达到‘大明’的境地，到达‘至阳’的本原；又使你进入深远暗昧之门，到达‘至阴’的本原。天地各司其职，阴阳各居其所，谨慎地守护你自身，万物自然会昌盛。我坚守‘至道’的纯一与和谐，所以我修身活了一千二百岁了，而我的形体仍然没有衰老。”从这个故事可知，当黄帝询问治民理物之事时，他遭到了广成子的奚落；而当他询问修身之道时，却受到了广成子的赞许。这表明，广成子认为道的精义不是治民理物——治他，而是治身修道——自治。广成子的态度其实反映了植根于隐士阶层的道家对个体的关注，而对群体生活的疏离。至于修身的关键，广成子认为应当持守心灵的宁静、暗昧和昏默，而远离智巧和外物的搅扰，并最终把修身的秘诀归结为“守其一”、“处其和”，即“坚守‘至道’的纯一与和谐”。换言之，庄子认为修身的至极是心与道通，从而使心获得道的“纯和”之性，而这在本质上是宣扬一种和谐的心灵或精神境界。庄子的确是把“道”视为最高的“和”，如《天地》篇认为“道”是“视乎冥冥，听乎无声”的，接着又说“冥冥之中，独见晓焉；无声之中，独闻和焉”，这其实就是以“和”解释“道”。(www.xing528.com)

既然“道”是最大的“和”，那么“道”的作用与表现——“德”自然也是“和”。所以，庄子在《缮性》篇说：“夫德，和也。”在《德充符》篇，庄子则不仅提出人们应当“游心乎德之和”，而且指出人们不能让外在的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不肖、毁、誉、饥、渴、寒、暑等事物之变“滑和”，即不要因受外在生存环境的影响而扰乱了自己本然之性的和谐、平静。不仅如此，他还主张面对外在环境的变化，人们还应当始终保持安逸、自得、愉悦的心情，始终做到“与物为春”，即在与外物的接触中心灵保持一派春和之气、和乐之境。这种不为外物所动所变的和谐，用庄子的话说就是所谓的“天和”。如《知北游》篇曰：“若正汝形，一汝视，天和将至；摄汝知，一汝度，神将来舍。”《庚桑楚》篇则曰：“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为然。”庄子所说的“天和”就是冥心合道的精神境界，一旦具有了此种境界，主体心灵就会岿然不动，不为物扰。易言之，“天和”从本质上说乃是源于“道德”的浸润，是对世俗知见及逐物境态的抛弃和超越。

对于中国哲学中“和”的智慧，方东美先生曾从文化比较的视域极力褒扬：“中国哲学的智慧乃在允执厥中，保全大和，故能尽生灵之本性，合内外之圣道，赞天地之化育，参天地之神工，充分完成道德自我的最高境界！……总括此中的根本精神，千言万语一句话，便是‘广大和谐’的基本原则，在这种广大和谐的光照之下，普遍流行于其他文化的邪恶力量终将被完全克服。”^[1]当前，不少学者开始重新审视和省察中国的“和”文化意识。他们从包括《庄子》在内的传统的“和”文化资源出发，主张“和”应当包括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我心灵的和谐、国家之间的和谐、民族之间的和谐、宗教之间的和谐等一系列内容。无疑，这种思考对于解决当前普遍存在的个体身心困扰、人我对立乃至国际争端等具有启示意义。既然如此，每一个人都应始终秉持“以和为贵”的理念，与人和、与物和、与己和、与天和。只有这样，我们的生活才会始终处于祥和之中，“和谐社会”才能真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