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在揭露暴政、批判现实的同时，也对理想社会做了构想。那么，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对此，他有不同的提法。
其一，“至德之世”。
“至德之世”出现于《马蹄》、《胠箧》、《天地》诸篇中。按照庄子的描述，在这种社会中民心朴厚，人民行为安泰，目光专一；山中没有人行通道，水上没有船只桥梁，万物群生，比邻而处，禽兽成群，草木丰长；人与禽兽浑然而处，人可以与禽兽游玩，也可以爬到树上窥探鸟鹊的巢穴；人与万物同居并处，没有君子与小人之分；大家都无知无欲，道德充盈，率真无邪，社会上没有智巧，没有欺骗；人们织而衣、耕而食，人与万物自由放任，没有偏私，没有亲疏，都按照素朴、自然的本性而生活。
在这种社会中，人民结绳记事，以所吃的食物为甘甜，以所穿的衣服为华美，民俗和乐，生活安适，邻国之间可以互相观望，鸡犬之声可以互相听闻，但人民从生到死却不互相往来。
在这种社会中，不崇尚贤才，不推举贤能；君主如高树之枝无心于荣贵，人民如野鹿一样自由欢快；人民行为端正而不知道什么是义，相亲相爱而不知道什么是仁，内心诚实而不知道什么是忠，行为得当而不知道什么是信，行为单纯、互相协助而不知道什么是施惠、恩赐。
其二，“建德之国”。
“建德之国”出现于《山木》篇。说的是南越有一个地方，名叫建德之国。在这个国家中，人民单纯而质朴，少私而寡欲，知道耕作而不知道收藏，施惠于别人而不求报答；人们不知道如何做才算是义，不知道如何做才算合礼，随心所欲，率性而行，却都合于道；大家活着的时候能够得到快乐，死了的时候能够得到安葬。
除“至德之世”、“建德之国”外，庄子还称赞了“泰氏之世”和“神农之世”的和谐景况。“泰氏”即太昊伏羲，根据庄子的描绘，“泰氏之世”时，没有仁义观念，人民安闲舒适的休息、睡觉，自得、舒心的醒来，任凭别人把自己称为马、视为牛；人们的内心信实，德性纯真，超然于万事万物之外，心灵轻松自然，毫无负累。“神农之世”时，人们睡下时恬静安然，起来后宽舒自得，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作而食，织布而衣，互相没有相害之心。
一般认为，“至德之世”就是指人的德性最为质朴、社会的道德最为淳厚的社会。因此，它可以视为庄子对“和谐社会”的概称。抛开“建德之国”这样一个虚构的国度不论，那么被庄子称颂的传说中的“泰氏（伏羲）之世”和“神农之世”是否可以归属于“至德之世”呢？平心而论，庄子确有这种主张。如《胠箧》篇明确指出，从前的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牺（羲）氏和神农氏之世都属于“至德之世”。不过，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庄子在称颂伏羲、神农的同时，又批判了他们。如《缮性》首先指出，古人道德醇厚、生存和谐，可是接着说后来的人们远离了和谐。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燧人、伏羲、神农、黄帝、唐尧、虞舜治理天下之后，道德滑坡，一代不如一代，扰乱了人们心性的纯和。从中可知，庄子并不认可包括伏羲、神农在内的所谓“圣王”。既然批判他们所处的时代道德滑坡、和谐不在，那么其肯定不是“至德之世”了。那么，庄子对伏羲之世、神农之世为什么会有两种截然对立的态度呢？我们认为，这并不是庄子思维混乱。而是庄子在称颂他们的时候，是为了构想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国”；在批判他们的时候，则是为了批判所谓“圣王”们的有为对自然人性的伤害。质言之，庄子在讨论某些人物的时候并不讲求史学意义上的真实客观，而是随意打扮他们以阐发自己的某种思想。理解了这一点，那么把“泰氏（伏羲）之世”和“神农之世”视为“至德之世”也不为错。
庄子对理想社会的描述虽不止一处，但它们之间却有相通之处。亦即，他所憧憬的社会中都没有欺诈，没有争斗，没有发达的科技，没有君尊臣卑，没有仁义规范，没有礼乐文明，没有亲疏之分，人们甚至失去了自我意识，没有人我之分，没有物我之分。但在这种自然、单纯的人类生存图景背后，却充盈、展示着人们内在心性的真朴、自由、逍遥、安适和愉悦。这种社会说白了就是庄子心目中的“大道之世”，它与老子所憧憬的“小国寡民”社会所呈现的生存气象是一致的，甚至其中某些语句明显袭自《道德经》。
庄子的社会理想与儒家迥然有别。在《礼记》中，儒家提出最理想的社会是“大同之世”，即：(www.xing528.com)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
在这种理想的社会中，天下为公，选举贤能，人民都讲诚信，崇尚和睦相处；每一个人不仅孝敬自己的父母，抚育自己的子女，也这样对待他人的父母和子女；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都能够得到赡养和照顾，等等。由此可知，儒家所信仰的社会是一个区分贤能与非贤能的社会，是一个有道德规范的社会，是一个群体互助的社会。相比之下，庄子所构建的社会其境界是高于儒家的。在他看来，崇尚贤能在本质上是对人的才能乃至人的尊卑、高下的区分，这种区分会使世界的浑全、真朴之德趋于散裂；道德规范既然是一种规范，则它同时就是限制、约束，这会对人的自然本性形成压抑、残害。至于“互助”，表面上看起来充满了仁爱与温情，但如果换个角度考虑问题，则它并不值得褒奖。试想，如果社会上每一个人都生活的很好，互助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换言之，互助的存在是以某些人的生存困难、生存危机为前提的。关于这一点，庄子举了一个非常形象的例子：泉水干涸了，两条鱼搁浅在陆地上，为了免于死亡，它们互相向对方哈着湿气，用口沫湿润着对方。在庄子看来，与其这样互助，还不如大家都自由自在的遨游于江湖之中，谁也不认识谁呢！这则史料在《庄子》中出现了两次，即分别出现在《大宗师》和《天运》篇，它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的出处。“相濡以沫”就是互助，但它却是以死亡危机为前提的；“相忘于江湖”没有互助，却是以生命的活泼、灵动为基础的。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不得不说庄子的“大道之世”的生存境界是超越于儒家的“大同之世”之上的。
学界有人认为庄老道家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其实是对原始社会母系氏族部落生存方式的回顾和真实描述[6]，或许真的如此。但无论如何，庄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彰显了世俗社会的诸多弊病，是对世俗社会的一种超越性反思。与其认为它是一种虚无缥缈、无法实现的“乌托邦”，倒不如说它揭示了人类的终极理想和追求，并警示着自由、解放应该成为每一个社会、组织的发展基础和终极目的。
【注释】
[1]详参刘笑敢：《庄子哲学及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2]《则阳》：“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尝不始于是之而卒诎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非也。”《寓言》：“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时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3]陈鼓应：《管子四篇诠释》，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3页。
[4]有学者指出：“《天道》诸篇尚未形成独立的黄老学派，它只是具有黄老倾向。”参丁原明：《黄老学论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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