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伴君如伴虎”。意思是说,陪伴君主就像陪伴老虎一样危险。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古代的君主是世俗社会的至尊,金口玉言,令行禁止,掌握着生杀予夺的权利,他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意志。如果谁惹恼了君主,动不动就会祸从天降。因此,在君主身边做事表面上看起来相当荣耀,但实际上真正到了他身边,却必定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稍有不慎,轻则危及自身,重则贻害宗族。因此,在古代“伴君如伴虎”之说绝不是一句虚言。在《人间世》篇,庄子特意突出了“伴君如伴虎”的危险。
该篇载,鲁国人颜阖将要做卫灵公太子的师傅。于是,他请教卫国大夫蘧伯玉说:“有一个人,天性凶残。如果放纵他,就会危害国家;如果用法度规劝他,就会危及自身。他的聪明足以知道别人的过错,而不知道他自己的过错。像这样,我该怎么办?”蘧伯玉说:“你问的很好!你要小心谨慎啊,首先自己要立得正。形貌要亲近随顺,内心要和顺诱导。即使这样,也不一定能够免于祸患。虽然要亲近随顺,但不要与他混同;虽然要和顺诱导,但不要彰显自身。如果与他混同,就会覆灭毁败;如果彰显自身,他会认为你追求名声,就会招致灾祸。他如果像婴儿一样无知,你也像婴儿一样无知;他如果没有界限,你也要不分界限;他如果无拘无束,你也要无拘无束。能做到这些,你就不会有过失了。你不知道螳螂吗?面对车轮,它会奋力举起臂膀去阻挡,却不知道自己力不胜任,高估了自己的才能。一定要小心谨慎啊,你要仗恃、夸耀自己的才能去触犯他,就很危险了。你不知道养老虎的人吗?他们不敢把活物给老虎,怕它扑杀活物而激起它的残杀本性;不敢把整全的食物给老虎,怕它撕裂食物而激起它的残杀本性。相反,他们了解、熟悉虎的饥饱情况而按时喂养它,顺着它的喜怒之性。老虎与人不是同类而它却驯服于养虎的人,就是因为顺从它的天性;而它如果杀伤人,一定是喂养者违逆了它的天性。爱马的人用精致的竹筐盛马粪,用精美的器具盛马尿,碰巧有蚊虻叮在马身上,爱马的人出其不意地去为它拍打,马突然间受到惊吓,必定会咬断口勒,扯破辔头,蹄踏其人。本意是出于爱马而结果却受到马的攻击,这能不谨慎吗?”
在这个故事中,颜阖所问的天性凶残的人其实就是卫灵公太子。卫灵公太子虽只是一个储君,但他一旦继位就是一个真正的国君。因此,颜阖要去做他的老师,实际上就是与国君密切相处,他当然有所顾虑。而蘧伯玉给他的建议的基本精神无非是一个“顺”字。亦即,颜阖一定要顺着卫灵公太子,千万不要违逆他,就像养老虎的人顺着老虎的情性一样,要熟知他的好恶,摸准他的心思,要学会和他周旋。否则,就像养虎的人被老虎所害,爱马的人被马所伤一样,颜阖也将会受到他的残害。说白了,蘧伯玉提供给颜阖的伴君之道不过是耍滑头、和稀泥、不作为。臣子如果这样对待君主,或许会使不少儒家人士嗤之以鼻。如孟子认为国君一旦有了不对的地方,作为臣子有责任、有使命给他指出来,所谓“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离娄上》),否则就是阿谀奉承的奸臣、小人。他还认为,如果君主不听忠言,你可以离开,但绝不可放弃立场,所谓:“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万章下》)他甚至提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下》),这颇有一种毫不妥协,与君主严正交涉对抗的气魄。这样看来,庄子与孟子对于君臣关系的处理颇有不同。不过,当庄子把臣子的责任消解为不负责的周旋时,却揭露、戏谑了官场的残酷,而这恰是庄子的真实目的。
如果说在日常的相处中臣子还可以与君主进行周旋,那么当君主把具体的任务交给臣子时,臣子又该怎么办呢?《人间世》又讲了一个故事:叶公子高被楚王派遣出使齐国前夕,问孔子说:“楚王交给我的使命是重大的,而齐国对待使者,表面上恭敬而实际上怠慢。普通人都不容易被说服,何况是诸侯呢!我十分恐惧。先生曾经对我说:‘无论大事小事,很少有不合乎道而成功的。事情如果做不成,必定会遭受人为的惩罚;事情如果做成了,必定会导致身体阴阳失调而患病。无论是成功还是不成功都不会招致患害的,只有有德之人才能做到。’我平时吃粗茶淡饭而不求精细,连家里烧火做饭的人也没有思求清凉的。现在我早晨接受命令而晚上就喝冰水,我是内心焦灼了吧!我还没有真正去做事,就已经阴阳失调而患病了;事情如果办不成,一定还会遭受楚王人为的惩罚。这双重的祸患,我实在承受不了,先生能告诉我有什么办法吗?”孔子说:“天下有两个足以为戒的大法:一个是自然的天性,一个是社会的规范。子女爱父母,这是自然的天性,无法解释清楚的;臣子事君主,这是社会的规范,哪里都不会没有君主,只要生活在天地之间就无法逃避。这就是足以为戒的大法。所以子女奉养父母,无论处于什么境地都让他们安适,这就是行孝的极点了;臣子奉事君主,无论什么事情都安然接受,这就是尽忠的极点了。从事内心修养的人,不受外物的影响而产生哀乐情绪,知道万事之必然而安心顺命,这就是德性的极点了。作为臣子,固然有不得已的事情。按照事情的本然去做而忘掉自己的得失,这样哪里还会有贪生怕死的念头呢!你就这样去做就行了!我再把我听到的告诉你:凡是与邻近的国家相交必定靠信用相维系,凡是与远道的国家相交必定靠忠实的语言相维系,语言必定靠使臣去传达。传达使两国国君喜怒的言辞,是天下最难的事情。使两国国君都高兴的必定是多说好话,使两国国君都愤怒的必定是多说坏话。然而,凡是过度添加的话都是失真的谎言,失真的谎言就会使人不相信,不相信就会使传言者遭殃。所以古语说:‘要原原本本地传真话,不要传过度添加而失真的谎言,这样就可以保全自己。’那些以技巧角力的人,开始的时候明来明去,到后来就会暗算对方,太过分时就会诡计频出了;按照礼节饮酒的人,开始的时候规规矩矩,到后来就会尊卑失序,太过分时就会荒淫失节了。任何事情都是如此,开始的时候诚信,到后来就流于鄙恶了;开始的时候单纯,到后来就变得复杂了。言语就像风波,传言就容易失实。风波容易吹动,传言失实容易招致危险。所以忿怒的发作没有别的原因,就是由于花言巧语、偏辞失当造成的。困兽要死时狂嚎乱叫,勃然发怒,于是心中生起害人的恶念。凡事逼迫太甚,别人就会以不善之心报复他,而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谁又能知道他会遭到什么后果呢!所以古语说:‘不要改变所受的使命,不要强求事情的成功,过度就是添加了。’改变使命,强求成功都是危险的。做成一件好事需要很长时间,做成一件坏事就会后悔莫及,能够不谨慎吗!顺物而无心,顺任自然而保养心性,这就是最好了,何必刻意去报答人君之德!不如如实传达他的意见,这有什么难的呢!”(www.xing528.com)
这个故事描写了叶公子高在接受了楚王出使齐国的使命后的内心焦灼感受,即庄子所说的“内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陷入了进退维谷的险恶处境之中。亦即,如果完不成使命,必定会遭到楚王的惩罚;如果殚精竭虑、苦心经营,侥幸完成了使命,此时自己一定会因操劳过度而身染重病。然当他因此求教于孔子的时候,孔子却告诉他,你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有君臣关系存在,所以君臣关系是不可逃避的,君主交给你的使命也是不可逃避的。既然这样那就出使吧,但孔子又告诉他出使的时候千万不要传假话,传假话肯定会使自己遭殃。既然这样那就传真话吧,但孔子又指出,传真话也很容易失真,这就像其他很多事情,开始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出人意料的情况就会出现,进而使事情变糟。传假话肯定遭殃,传真话也可能出问题,那到底该怎么办?孔子告诉他,既然这样,那还是传真话吧,不过与其硬着头皮、胆战心惊地去传话,倒不如抛开君臣关系、事情成败、个人忧患。如果做到这一点,出使重任也许就不是那么困难了。从中不难看出,孔子最终也没有告诉子高一个有效避祸的方法。因此,庄子通过这个故事带给人们的信息:做官的不是显赫荣耀,却是从政的危机四伏、无可奈何。这种写作手法与他从反面彰显名利之害、政治险恶,揭露当时社会矛盾的立场是密切相关的。
如今,君臣关系已经一去不返了,人与人之间都是平等的同志关系。但毋庸讳言,在现实中还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庄子的故事启示我们,在处理与上级的关系时确实应当注意方式方法,如熟悉领导特定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及时与领导沟通,以使自己的观点、想法真实顺畅地传达,从而利于问题的解决。当然,面对客观事实,面对“真理”绝不可阿谀奉承,丧失基本的原则和立场。反过来说,如果自己是一个管理者,那么也应该清楚威信的树立不是靠怒气冲天和权势打压,而是靠自己的工作力、道德力、亲和力等综合而成的人格魅力。换句话说,作为领导应该效法老子所谓“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的道理,即应该有谦逊的心态、博大的胸怀和恢弘的气度,要靠自己的魅力征服人、影响人。相反,那些不以工作为意,事多难伺候、喜好拍桌子骂人甚至打击报复的“小领导”是不会得到别人的尊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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