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偃兵”，又称“禁兵”、“寝兵”、“禁攻”、“寝攻”、“偃武”等，它主要是指试图避免攻斗、息止战争的各种策略、主张或行为。据《尚书·周书·武城》记载，周武王克商之后就曾有过“偃武”的举措，即谓：“厥四月，哉生明，王（指周武王）来自商，至于丰。乃偃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大意是说，周武王伐商归来，到达丰邑，着手实施“偃武修文”即停止武备、修治文教的治国方略，而具体表现就是把牛马放归山野，不再乘用。其中的“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就是后世所谓“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之意，即向天下人表示以后不再有战争了。而据《春秋》记载，春秋时期宋国的大夫华元曾积极调和晋、楚两国之间的关系，使晋国与楚国订立了“弭兵”协议，而“弭兵”也是“偃兵”即息止战争的做法。不过，在这次“弭兵”会盟不久两国就发生了鄢陵之战。其后，在宋国的大夫向戌的斡旋下，晋、楚等十四个国家一起又进行了第二次“弭兵”会盟，而事实上这次“弭兵”也没有真正付诸实施。
战国以来，也有不少人主张“偃兵”。比较著名的有“禁攻寝兵，救世之战”（《庄子·天下》）的宋钘、尹文，“欲以齐、荆偃兵”（《韩非子·内储说上》）的惠施以及劝说“燕昭王以偃兵”，又劝说赵惠王“偃兵之意，兼爱天下之心也”（《吕氏春秋·审应》）的公孙龙，等等。毋庸讳言，在当时“偃兵”的实现可以使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使各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免受损害，具有积极意义。
然而据《徐无鬼》篇载，当魏武侯提出他想爱民、行义而“偃兵”时，庄子却借徐无鬼之口说：“不可。爱民，是害民的开始；为义偃兵，是兴兵的根源。你这样做，恐怕不能成功。凡是成就美名的，都是作恶的工具。你虽然施行仁义，但实际上就是作伪。仁义是有形迹的东西，它一定会招致作伪，成功了必定会矜夸，有变乱必定会招致外敌而争战。”庄子反对战争，批判战争，这里却又反对“偃兵”，颇使许多人感到迷惑。实际上，庄子在这里并不是真的反对“偃兵”，而是反对魏武侯“偃兵”的方法。在庄子看来，魏武侯试图通过推行仁义而偃兵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是因为他与老子一样，认为最好、最和谐的社会是没有人为规范，没有约定制度，人民无知无欲，浑然相处，个个自适、各得其乐的社会。而“仁义”作为规范，不过是世风日下、道德浇薄的产物，所谓“大道废，有仁义”，它们对于人的自由本性是一种外在的束缚。不仅如此，世俗所提倡的“仁义”并不能真正做到兼爱无私，而且还会被利用而成为假仁假义者骗人的幌子。因此，依靠“仁义”并不能使民心归于淳朴，进而实现社会道德水准的提升和国家的和谐治理。既然如此，“偃兵”就不会真正实现，战争必然还会发生。
《孟子》中有一个故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庄子反对以仁义“偃兵”的道理。《孟子·告子下》记载，当时秦、楚交兵，宋牼（一说即宋钘）欲“说而罢之”（即“偃兵”），孟子对他有一番批评：
孟子问：“我想大体听一听你将采用什么方式劝说两国偃兵呢？”
宋牼说：“我会告诉他们战争对他们是不利的。”
孟子说：“你的志向很好，但你的方法却不可行。你以‘利’劝说秦王和楚王，他们会因有‘利’而高兴，于是止兵，三军将士也会乐于‘利’而罢兵。如果臣属怀抱着‘利’的观念服事君主，儿子怀抱着‘利’的观念服事父亲，弟弟怀抱着‘利’的观念服事哥哥，这就会使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兄弟之间最终失去仁义之情。人与人之间怀抱着‘利’的观念互相交往对待，这样的国家没有不灭亡的。”(www.xing528.com)
孟子之所以批评宋牼以“利”劝说秦国与楚国偃兵，是因为这与他推行“仁义”之道相悖。在他看来，劝之以“利”虽可暂时避免战争，却会导致人的好利之心的膨胀，实在是得不偿失。孟子的想法是有道理的，设若一国之民皆利欲熏心，一定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明争暗斗，进而人人自危，乃至走向国与国之间的兼并战争。如果真的这样，那就事与愿违了。质言之，如果偃兵的方法选择不好，不仅偃不了兵，还会为兴兵埋下祸根，而这恰恰也是庄子反对以仁义“偃兵”的缘由。一言以蔽之，庄子并不好战，他在本质上也是主张“偃兵”的。
庄子不仅主张“偃兵”，而且他的“偃兵”思想是彻底的。《则阳》篇记载，魏惠王和齐国的田侯牟立誓为约，田侯牟却负约了，魏惠王于是发怒而想让人刺杀田侯牟。公孙衍听说后认为，魏惠王作为一个万乘大国的君主却用匹夫的手段来报仇泄恨是可耻的，并表示愿意亲自带兵去攻打田侯牟。季子听说了公孙衍的话后，则以公孙衍的想法为耻。他认为和平是兴国的基础，战争则苦民伤财，好战的公孙衍真可谓是祸国殃民、唯恐天下不乱的“乱人”。华子听说了公孙衍和季子的话后，又以二人为耻。他说：“善于劝说攻打齐国的，是乱人；善于劝说不攻打齐国的，也是乱人；谈论攻打和不攻打齐国的人是乱人的人，也是乱人。”从华子的话可知，庄子反对与战争相关的任何言行。在他看来，谈论攻与不攻、战与不战都没有脱离战争的窠臼，只有把战争从人的意识中彻底抹去才是真正的“偃兵”。那么，如何才能把战争从意识中抹去呢？庄子奉劝君主要“求其道”、“修胸中之诚”，即按照“道”的自然、无欲的要求修养自己。如此看来，庄子的“偃兵”思想在先秦是最为深刻的。
《吕氏春秋·荡兵》有一种观点：“古圣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这种观点认为，“偃兵”是不可能实现的。在它看来，因为要是没有了“兵”，不义靠谁来平息呢，暴乱靠谁来制止呢？因此，它主张支持诛暴伐乱的“义兵”。这种认识颇与墨家有相通之处，如墨子虽主“非攻”，却又明确对“攻”与“诛”作了区分，即他认为伐无罪之国是“攻”，伐有罪之君是“诛”[2]，从而肯定了具有“义兵”性质的“诛”。然而，义兵不如无兵，义战不如无战，在这个意义上，庄子的“偃兵”观在境界上无疑更高一筹。而庄子主张在意识中“偃兵”的思想还告诉我们一个道理，那就是无论做什么事情，最重要的是要实现意识、观念上的突破或转变。
【注释】
[1]宋韬译注：《战国策》，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99～3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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