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哲学思想论纲：洞庭之野与形上道境的相通

从上文可知，《庄子》中谈到“野马”和“野鹿”是相对于人工化即被人驯服的马或鹿而言的。要而言之，“野”其实是隐喻没有约束和压抑的自由人性。除了“野马”和“野鹿”，《庄子》中还多有“××之野”的表述，如“广莫之野”、“洞庭之野”、“襄城之野”，等等。这些“××之野”的表述与“野马”和“野鹿”一样，也体现了庄子对人之自然本性和精神自由的张扬。

首先看“广莫之野”。“广莫之野”出现于《逍遥游》庄子与惠施的论辩中：

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途，匠者不顾。……”庄子曰：“……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对于庄子所说的“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宋人林希逸解释为：“言造化自然至道之中，自有可乐之地也。”明人陆长庚则曰：“寂寞虚旷之地，喻道之本乡也。”^[4]由林、陆之注可知，这里的“广莫之野”并非实指广阔寂寥、无人无物的郊野空间，而是喻指形上的道体，它在本质上属于一种契入道域的精神境界。或者说，“广莫之野”标识自然、自由，是道之境界的象征。

再看“洞庭之野”。《庄子》中两次言及“洞庭之野”：

北门成问于黄帝曰：“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吾始闻之惧，复闻之怠，卒闻之而惑，荡荡默默，乃不自得。”（《天运》）

颜渊东之齐，孔子有忧色，子贡下席而问曰：“小子敢问：回东之齐，夫子有忧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汝问。……咸池九韶之乐，张之洞庭之野，鸟闻之而飞，兽闻之而走，鱼闻之而下入，人卒闻之，相与还而观之。鱼处水而生，人处水而死，彼必相与异，其好恶故异也。故先圣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于实，义设于适，是之谓条达而福持。”（《至乐》）

这两处史料在谈到“洞庭之野”时皆与演奏咸池、九韶等音乐相关。所不同者，仅在于二者的出场人物有异。这里的问题是，“洞庭之野”是否实指具体的地理位置呢？对此，成玄英分别疏曰：“洞庭之野，天地之闲，非太湖之洞庭也。”“洞庭之野，谓天地之闲也。”成氏明确否定了“洞庭之野”为地理概念，而是把它解释为“天地之闲”，即天地般的、至极的闲逸、安适。这种解释无疑视“洞庭之野”为一个境界范畴，而其境界亦指向形上的道境^[5]。

接着看“襄城之野”。“襄城之野”出现在《徐无鬼》中：

黄帝将见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为御，昌宇骖乘，张若謵朋前马，昆阍滑稽后车；至于襄城之野，七圣皆迷，无所问途。适遇牧马童子，问途焉。……小童曰：“夫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游于六合之内，予适有瞀病，有长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车而游于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复游于六合之外。夫为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

在这个“黄帝遇牧马童子”的寓言中，“襄城之野”两出。那么，“襄城之野”是否属于实指意义上的地理概念呢？清人宣颖曰：“襄城，寓名也。盖襄，除也。《诗》‘猃狁于襄’是也。除去城府之野，即谓广莫之野也。”^[6]依宣颖之意，庄子所说的“襄城之野”亦是寓名，它其实就是“广莫之野”。这样看来，“襄城之野”与“广莫之野”、“洞庭之野”一样不是经验层面的地理位置，而是形上道境的象征。(www.xing528.com)

在《庄子》中除了“广莫之野”、“洞庭之野”、“襄城之野”之外，“××之野”的表达方式还有“圹埌之野”、“无极之野”、“无人之野”等。如“予方将与造物者为人，厌，则又乘夫莽眇之鸟，以出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以处圹埌之野”（《应帝王》）、“故余将去女，入无穷之门，以游无极之野”（《在宥》）、“吾愿君刳形去皮，洒心去欲，而游于无人之野”（《山木》）。笔者认为，这些“××之野”皆非实指地理概念。换句话说，“××之野”不是实指“××”的郊野或野外，而是一种寄托、虚构的方所，实即庄子心目中道境、道域的象征。如成玄英明确地以“道德之乡”释“无人之野”：“无人之野，谓道德之乡也。”（《山木》疏）而“道德之乡”，简言之就是道乡、道境。

因此，与“野×”一样，庄子的“××之野”也与“性”之自然、自由相关涉。实际上，二者皆是庄子所构建的境界形上学。所不同者，是二者隐喻的角度有所差异，即“野×”倾向于隐喻自由之性，“××之野”倾向于隐喻自由之境。虽有此差异，但《庄子》之“野”归根结底落脚于“自由”。

需要注意的是，学界多肯认道家哲学与隐逸群体密切关涉，或者说道家思想具有隐逸色彩。笔者认为，庄子之“野”或许亦从一个侧面凸显了其隐逸文化渊源。这一方面是因为《庄子》中的确出现了诸如“过有宋之野”（《在宥》）、“耕在野”（《天地》）的隐士形象；另一方面，形上境界之“野”的建构需以反省、批判现实为基础，而这或许只有“眼冷心热”、疏离社会的隐士才能做到。

【注释】

[1]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3页。

[2]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32页。

[3]成、郭二氏的“性分”内涵不完全相同，此不详论。

[4]崔大华：《庄子歧解》，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5页。

[5]王孝鱼先生在点校成玄英《天运疏》时，把成氏的“天地之闲”改为“天池之闲”，不详何据，或断以己意。但笔者认为，这种改动恰可印证“洞庭之野”与形上道境的相通。“天池”出自《逍遥游》首段鲲鱼化为鹏鸟从北冥徙于南冥的寓言，所谓“南冥者，天池也”。成玄英疏曰：“所以化鱼为鸟，自北徂南者，鸟是凌虚之物，南即启明之方；鱼乃滞溺之虫，北盖幽冥之地；欲表向明背暗，舍滞求进，故举南北鸟鱼以示为道之径耳。”成氏把“南冥”视为“启明之方”，把由北徙南视为“为道之径”，实肯认了“南冥”即是道乡、道境。然则，与“南冥”等同的“天池”亦是道乡、道境。不仅如此，成氏还明确释“天池”曰：“大海洪川，原夫造化，非人所作，故曰天池也。”很明显，成氏在这里亦是基于道体的“自然”理境释“天池”，以与人为造作相区分。概言之，成氏认为“天池”即是道、自然。这样看来，王先生改“天地”为“天池”颇有道理。

[6]崔大华：《庄子歧解》，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