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哲学思想论纲：技显乎道、技与道通

如果说“庖丁解牛”侧重强调道高于技，那么庄子还常常通过塑造一些技艺超群的人物形象，以阐发技显乎道、技与道通的哲理。下面，简要介绍一些较为突出者。

故事一：匠人捶钩。捶钩，即锻打钩器。《知北游》载，大司马家有一个锻打钩器的老人，已经八十岁了，技艺深厚，动作精准，毫无差失。大司马问：“你的技艺如此精湛，难道有什么道术吗？”老匠人回答说：“我是有所持守的。我二十岁的时候就喜好锻打钩器，对其他的东西我毫不在意，我只专注于钩器。要在某一方面有所专精，必然要心无旁骛，舍弃对其他事物的用心关注，更何况完全舍弃外物，‘无用无不用’（成玄英语）呢！谁不资助他呢！”

故事二：津人操舟。津，就是渡口；津人就是摆渡的船夫。操舟，就是驾船、划船。《达生》载，颜渊问孔子说：“我曾经在觞深之渊过渡，摆渡的人操舟如神。我问他说：‘操舟可以学习吗？’他说：‘可以。会游泳的人很快就能学会；会潜水的人的不用学，见到船就会驾驶。’我问他为什么，他没有告诉我，请问这是为什么呢？”孔子说：“会游泳的人很快就能学会，这是因为他不害怕水，甚至连水都忘了；会潜水的人的不用学就会，这是因为他视深渊如高地，视船的覆没如车的倒退。船只覆没倒退的种种情况出现在他面前，却不足以干扰他的内心，到了哪里他不从容不迫呢！”

故事三：痀偻承蜩。痀偻，即痀偻者，就是驼背的人。蜩，即蝉，知了。承蜩，就是用竿子黏蝉，逮知了。《达生》载，孔子到楚国去，在树林中遇到一位驼背的老头在用竿子黏蝉，就像在地上拾取一样容易。于是，孔子问道：“你真是太灵巧了！这里面有什么道道吗？”驼背的人回答说：“是有道道的。经过五六个月的训练，在竿子顶上叠放两个丸子而不会掉下来，此时去黏蝉，失手的时候就很少了。等到在竿子顶上叠放三个丸子而不会掉下来，此时再去黏蝉，失手的可能就只有十分之一了。等到在竿子顶上叠放五个丸子而不会掉下来，此时再去黏蝉，就像在地上拾取一样了。我立定的身子像木桩一样，我举起的手臂像枯树的枝子一样。天地虽然很大，万物虽然很多，我的心却只在蝉的翅膀上。我心无二念，绝不以万物的纷扰而影响对蝉的翅膀的关注，这样怎么可能会捉不住它呢！”孔子回头对弟子们说：“心志专一，就能妙于鬼神，这就是痀偻丈人给我们的启示啊！”

故事四：丈夫游水。《达生》载，孔子在吕梁观光游览，瀑布从二百多尺的高山上奔流而下，水沫飞溅四十余里，即使是鼋鼍龟鳖也无法在里面游泳。然而，他却看到一位丈夫即男子在水里面游，以为一定是有什么苦处想不开打算跳水自杀的，于是赶紧让弟子们顺流去救他。令人惊异的是，那位男子沉没在水中好几百步远之后又游出来了，披散着头发，一边唱歌，一边游到岸下。孔子走过去问道：“我还以为你是鬼呢，仔细一看才发现是人。请问，你游水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吗？”男子回答说：“没有，哪有什么特别的方法。我不过是‘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罢了，我顺着水的漩涡沉没，又顺着水的波涛浮出，遵循着水势而不违拒它，这就是我游水的方法吧。”孔子问：“什么是‘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啊？”男子回答说：“我生于陵陆而安于陵陆，这就是安于故常；我长大后游于水中，安于水的习性，这就是习以成性；我心无惧惮，恣情放任，不知道所以然而然，这就是天命自然。”

故事五：梓庆为鐻。鐻，是古代的一种乐器。《达生》载，鲁国一位叫梓庆的工匠削木做鐻，鐻做成后，见到的人都惊为鬼斧神工。鲁侯见了问道：“你有什么高明的技艺，以致做的如此精妙？”梓庆回答说：“我不过是一个工人，哪里有什么高明的技艺啊。不过，我还是有一条原则。那就是我将要做鐻的时候，绝不敢损精耗气，而是斋戒静心。斋戒三天后，心中忘记了庆赏爵禄；斋戒五天后，心中忘记了非誉巧拙；斋戒七天后，心中忘记了我的四肢形体。在这个时候，我忘记了朝廷，技巧专精于内心，外界的烦扰对我毫无影响。然后，我进入山林之中，观察树木的天然质性；选择最适合雕刻鐻的材料，此时一个完整的鐻宛然呈现在眼前，从而下手削雕。如果不是这样，绝不动手。我所制作的鐻之所以被疑为鬼斧神工，大概就是由于我的自然之性和所选树木的自然之性互相契合的缘故吧。”(www.xing528.com)

在上面的故事中，捶钩的匠人、操舟的津人、承蜩的痀偻丈人、游水的丈夫和为鐻的梓庆，他们各有专长，其技艺无不令人吃惊、叫绝。不过，如果仔细分析一下，这些人的技艺也有相通之处，如：（1）他们的技艺都是一些简单、朴素的个体手工技艺乃至无需任何工具的身体艺术。（2）他们的技艺都依赖于个体心灵的独特体悟，没有固定的程式或套路，没有规律可循，乃至不可学习，不能授受。（3）他们的技艺之所以出神入化，乃缘于他们对此项技能的斋心凝神、心无旁骛。（4）他们在施展自己的技艺时，都没有任何功利化的追求，而是完全处于一种自然无为的心境，率性而为，忘物忘我，乃至与自己的技术对象融为一体。对于这些特点，李约瑟先生也有所揭示。如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指出，道家与手工和技术的关系经常表现在一些故事中，这些故事“说来说去都离不了一个主题，即是绝技不可学，也不可传。唯有用志不分，凝神专注，万事万物中的道才能体会。”^[3]据此可知，庄子塑造这些“巧人”、“能人”形象，与其说是为了使人惊叹技术、赞美技术实践者，倒不如说是为了凸显隐藏在高妙技术背后的心灵超越和精神修炼。易言之，“技”不过是庄子用以呈现“道”的手段，而“道”则是“技”的灵魂和终极归宿。因此，《庄子》中的这些“巧人”、“能人”们实质上并不是普通的劳动者、技术实践者形象，而是被庄子赋予了形而上的价值和意义，充当了体道者、得道者，即道的化身。如果我们回过头去，重新审视一下前文讲到的轮扁斫轮、庖丁解牛等寓言，无不是如此。

庄子不仅从正面以高明的技术凸显自然之道，而且从反面告诉人们，如果没有体道的境界，不合乎自然之道，也不会产生高明的技术。《田子方》讲了一个“列御寇射箭”的故事。大意是，列御寇给伯昏无人表演射箭，他拉满弓弦，把一杯水放到臂肘上，刚射出一箭又紧跟着射第二箭，第二箭刚射出去，第三箭又上了弦，动作极其敏捷。而且射箭的时候，列御寇犹如一个“象人”即木偶、泥人一样纹丝不动。伯昏无人说：“你这是有心的射箭，而不是无心的射箭。我想和你一起登上高山，站在悬崖边上，下面是万丈深渊，你还能射吗？”于是伯昏无人登上高山，踩着危石，身临百丈深渊，背对着深渊向后退，直到脚的二分垂在悬崖之外，并邀请列御寇也走过去。列御寇吓得趴在地上，汗水一直流到脚跟。伯昏无人说：“至人，上窥青天，下隐黄泉，纵逸八方，神色不变。你现在内心惊惧，目眩神慌，根本就不可能射中了。”这个故事颇具讽刺意味，箭术高明、镇定自若的列御寇一旦登上高山，面临深渊之时，竟然被吓得伏地不起，更谈不上引弓射箭了。之所以如此，正如伯昏无人指出的那样，御寇之射是有心而为的，而不是无心自然的。用伯昏无人的原话就是，御寇之射是“射之射”，而不是“不射之射”。伯昏无人的指责实际上暴露了列御寇不过是一个不足称道的世俗的箭手，而不是一个体道、得道者。因为，得道者必定超越了生死，他的心中只有弓箭，绝不会有生死之念，又怎会惧怕悬崖和深渊呢？与这个故事揭示的道理相似，孔子在向颜渊解释了津人操舟如神的道理之后，接着又以“赌技”为例从反面警示颜渊精神因素对技术活动的影响。他说：“用瓦作赌注的人，他的心思是灵巧的；用衣带钩作赌注的人，他的心里就有点害怕了；用黄金作赌注的人，他的心智就有点发昏了。他的技巧没有改变，而随着赌注的加重他的顾虑却越来越重，这就是太看重外物了。凡是看重外物的，他的内心就笨拙了。”孔子的意思是说，一个人的赌技会随着赌注的加重而变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过于看重财物、计较得失，无法凝神专志所致，而这和列御寇无法专注于射箭一样也是对自然之道的背离。

实际上，不少技术的成败不仅取决于技术操作者的精神因素，而且受制于技术对象的状态。比如，梓庆做鐻时就经历了一个优选素材的过程。如果说他所选的树木材料属于“无知”的存在，不具有精神因素，那么《庄子》中的另一则故事则凸显了技术对象的精神因素对技术成败的影响和制约。《达生》载，东野稷因为有高超的驾车技术而得见鲁庄公，他驾车时无论前进还是后退都像用绳子量得一样直；无论左旋还是右转都像规画的一样圆。鲁庄公认为即使画的也不过如此，于是让他旋转一百圈。颜阖见到了，入见鲁庄公说：“东野稷的马就要出问题了。”鲁庄公听了，默不作声。没多久，东野稷的马果然跌倒而返。鲁庄公惊异地问颜阖：“你怎么知道他的马将要出问题。”颜阖回答说：“经过一番折腾，马已经疲困无力了，他还强行让它表演，不出问题才怪呢！”众所周知，驾车需要人和马之间的默契配合。但是，东野稷在驾车过程中明显没有做到这一点。其一，东野稷在驾车的时候，必定是怀着表演、展示的心理，他想得到的是鲁庄公的赞誉。因此，东野稷已经受制于外物，违背了心虚自然、无为无欲之理。其二，受制于人而驾车本来就违背马之本性，而经过多次技巧展示，在精疲力竭之时仍被人驱役，此时的马完全丧失了自然之性。丧性之人加上失性之马，这就完全背离了道，背离了庄子所谓“以天合天”，以自然合自然的原则，失败是必然的。

总之，庄子在赞美技术的时候，往往是隐喻体道、得道的境界。相反，当他描述技术失败时，则是隐喻不合道、不得道的状态。而在技与道之间，后者始终是其技术寓言的精神旨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