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与杨朱哲学思想的对比

杨朱，又称杨子、杨氏，或阳子、阳子居、阳生。关于杨朱其人，战国秦汉时期的古籍中多有记载。但对于他的国属、身份、生活年代等问题，学界迄今无有定论。如仅就其生活年代而言，学界就有其早于老子与晚于老子两种不同的看法。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杨朱之学在先秦应当有不小的影响。孟子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孟子·尽心下》）那么，杨朱的学术有什么特点呢？孟子在批评杨朱、墨翟时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还说：“杨子取^[10]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孟子·尽心上》）《吕氏春秋·不二》则曰：“阳生贵己。”因此，杨朱的学术特点以“为我”、“贵己”为特色。但人的生命是形体和精神的统一体，杨氏的“为我”、“贵己”所重视的是人的形体还是精神呢？从孟子把“为我”与“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相联系看，杨氏所重视的似乎是人的形体生命。今本《列子》中有一《杨朱》篇，其中多有关于人生之苦的强调及恣情放纵的阐发。如果《列子》果如学者所谓属于魏晋伪书，那么造伪者即是沿着形体感受的向度解说杨氏思想的。事实上，后世不少人就是这么理解杨朱的，甚至给他扣上“纵欲”、“自私”的帽子。其实，即使就形体向度而言，“为我”、“贵己”也不一定必然倒向“纵欲”、“自私”。如果一个人意识到形体生命的可贵，他也有可能会息止物欲，从而避免物欲对生命的戕害；也有可能会尊重其他人的生命，从而使其他人的生命同样得到养护。尤为重要的是，杨氏的“为我”、“贵己”不仅有重视形体的向度，而且有重视精神或心灵的内涵。关于这一点，《淮南子·泛论训》所言甚确：“兼爱尚贤，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杨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这里明确指出，杨朱之学包括“全性保真”与“不以物累形”两层意涵，而它们实则分别指向精神与形体这两个方面。就“全性保真”而言，杨朱的“为我”、“贵己”其实是告诫世人不要为外物所牵累，应当超越物欲，从而实现心灵境界的升华。

杨朱之学对庄子思想产生了影响大致是可信的。首先，就学界对杨朱生活年代的考证而言，杨氏应当早于庄子。如钱穆先生说：“杨朱辈行较孟轲惠施略同时而稍前。”^[11]既然庄子与孟子、惠施约略同时，甚至年少于二者^[12]，那么据钱氏的观点，杨朱自然也应在庄子之前。如此，杨朱之学对庄子产生影响就成为可能。其次，《庄子》中有关于杨朱的记载。其中，不仅有对杨朱、墨翟之学的批评，而且还有关于杨朱的故事，如“阳子居见老聃”、“杨子之宋”、“阳子居南之沛”等^[13]。第三，有学者曾指出二者之间的学术联系。如在解释“孟子与庄子同时而不相知”这一问题时，朱熹说：“庄子……亦止是杨朱之学。但杨氏说得大了，故孟子力排之。”（《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五）冯友兰先生则指出：“庄子之学为杨朱之学之更进步者，则自孟子之观点言之，庄子亦杨朱之徒耳。”^[14]又说：“孟轲是以杨朱为道家思想的代表，而向他进行斗争。孟轲如果说我们现在的话，他会说，以杨朱为首的那一派哲学思想，主张‘为我’，‘是无君也’。这一派就包括庄周在内。”^[15]显而易见，朱子、冯氏皆把杨朱视为庄周的前辈。不仅杨朱影响了庄子，其后学对庄子也有影响。如《庄子·让王》篇有“子华子见昭僖侯”事，子华子有所谓“两臂重于天下也，身亦重于两臂”云云。有学者认为，其中的子华子即是杨朱后学，继承了杨朱的“贵生”思想^[16]。

笔者认为，杨朱“为我”、“贵己”的生命观对庄子产生了影响，只不过庄子哲学的基本精神落脚于“全性保真”即心灵超越的一面。就形体生命而言，《庄子》中不乏有“贵身”、“保身”、“守身”、“存身”、“养身”、“活身”、“尊生”、“养生”、“全生”、“尽年”之说，也多有对人们不要“苦身”、“劳身”、“伤身”、“危身”、“殃身”、“戮身”、“亡身”的警醒。尤其是面对身与物、治身与治天下的对立时，他明确表现出身重于物、身重于天下的思想倾向，劝诫世人以生命为重，不要丧己于物、以身殉物。对于这些内容，后世养生家及道教人士在研究《庄子》时已多有发掘。不过，庄子哲学并没有止于此，却反过来对形体炼养作了否定。在《刻意》篇，他批评了彭祖之类“道引之士”、“养形之人”，否定了他们所从事的“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之行，认为这些刻意之行违背“天地之道”、“圣人之德”。在《达生》篇，他又指出：(www.xing528.com)

养形必先之以物，物有余而形不养者有之矣；有生必先无离形，形不离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为养形足以存生，而养形果不足以存生，则世奚足为哉！虽不足为而不可不为者，其为不免矣。（《达生》）

这里同样否定了“养形”的价值，主张形体不足为，不可为，人生之累皆源于对肉体生命的执著。正是在这个向度上，庄子提出了“丧我”（《齐物论》）、“忘其身”（《人间世》）、“忘己”（《天地》），终而趋向了“齐一生死”之论。尽管如此，庄子并没有完全背离杨朱“为我”、“贵己”的思想，只不过在否定形体之我价值的基础上实现了高扬精神之我价值的转向。易言之，庄子在继承杨朱“为我”、“贵己”的生命观的基础上，把对精神之我的重视发挥到了极致，从而实现了心性哲学的成功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