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隐士文化解读

隐士文化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中国历史上，几乎历代都有隐士出现。在中国的正史中对隐士多有记载，甚至为隐士专门立传，如《逸民传》、《隐逸传》、《高逸传》、《处士传》，等等。按照《后汉书·逸民传》的说法，隐士就是那些“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的士人。通俗的说，隐士就是那些高尚其志、独善其身，“天子不能臣”，“诸侯不能友”，不愿意参与政治，不愿意与当权者合作甚至不愿意与世俗人为伍的士人。与儒家奉行的“学而优则仕”的生活设计和人生理想不同，隐士们往往选择了一种疏离现实、清虚自然、静观时世的生存方式。当然，由于每一个人的生存境遇不同，每一个隐士走向隐逸之路的历程也不尽相同。不仅如此，在历史上还有不少“假隐士”，他们通常以隐求名，待价而沽，这些人没有隐士高峻的人生气象和挺拔的生命风骨，在本质上不过是一个未脱俗气的名利之徒而已。

道家与隐士之间的关系相当密切。如据《史记》记载，道家学派的开创者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当看到周王室衰微的时候，老子遂有归隐之意，并在归隐途中遇到了戍守关隘的关尹，在关尹的请求下写下了《道德经》。其后，司马迁说他“莫知其所终”，实际上是暗示他归隐了。当孔子向老子请教时，老子批评了孔子的“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并忠告孔子：“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其中，所谓“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就是若不得志就隐而不仕、含德而居的意思。由于老子是一个隐者，所以在《道德经》中多有柔弱、无为、不争、知止、知足，以及“道隐无名”、“功遂身退”、“进道若退”、“不敢进寸而退尺”等息欲、隐退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德经》无疑可以视为隐士群体的理论总结。对于道家和隐者之间的关系，冯友兰先生在其《中国哲学简史》中论述“早期道家和隐者”时亦指出：“隐者正是这样的‘欲洁其身’的个人主义者。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还是败北主义者，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太坏了，不可救药。……这些人大都离群索居，遁迹山林，道家可能就是出于这种人。可是道家也不是普通的隐者，只图‘避世’而‘欲洁其身’，不想在理论上为自己的退隐行为辩护。道家是这样的人，他们退隐了，还要提出一个思想体系，赋予他们的行为以意义。”^[1]

那么，《庄子》与隐士文化之间的联系表现在哪里呢？

首先，庄子本人就是一个隐士。庄子才情横溢，却固守贫穷，拒绝楚王的招聘，从这一点就可知他是一个隐士，具有归隐倾向。事实上，历史上有不少人都肯认庄子是隐士。如晋夏侯湛云：“迈迈庄周，腾世独游。遁时放言，齐物绝尤。垂钓一壑，取戒牺牛。望风寄心，托志清流。”（《庄周赞》）宋人林希逸云：“庄子……在战国之初，与孟子同时，隐遁而放言者也。”（《庄子口义发题》）很明显，二者都认为庄子是一个隐居遁世的隐士。今人颜世安先生在《庄子评传》中也指出：“综合庄子生平活动和思想主张来看，庄子主要是一个隐者，而且可以说是隐者圈子里面一个有点奇特的人。庄子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战国时代隐者文化的结晶。……庄子与隐者之间的特殊关系是理解庄子思想的关键之一。”^[2]

其次，《庄子》记载了很多隐士。在《庄子》中，诸如许由、接舆、颜阖、单豹、肩吾、市南宜僚、王倪、啮缺、被衣、子桑雽、老莱子、南伯子綦、公阅休、弇堈吊、庚桑楚、徐无鬼、申徒狄、纪他、子州支父、善卷、卞随、务光、鲍焦、伯昏瞀人、彭蒙、渔父、伯夷、叔齐等人都是具有隐逸色彩的人物形象。整体言之，庄子对隐士怀有一种同情、理解和肯定，并对他们超越世俗、清虚高远的精神境界做了彰扬。

由于游离于政治之外，选择了政治不合作、不服从行为，隐士们能够比较冷静地省察到现实的弊病，并在客观上扮演着社会批判的角色。但在统治者看来，他们“以道抑尊”、“以德抗势”的行为就是对抗政权、对抗国家，所以统治者大多敌视他们。在《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姜太公被封于齐，齐东海之上有两个隐士狂矞、华士兄弟二人。这兄弟二人提出，“不做天子的臣子，不做诸侯的朋友，亲自耕作而食，掘井而饮，不求助于任何人。不要君主赐予的职位，不取君主发放的俸禄，绝不做官而自食其力”。于是，姜太公就让人把他们兄弟二人杀了。之所以杀了他们，是因为在姜太公看来这两个人的行为其实就是对国家权力的无声地对抗。换言之，哪怕你们俩是多么的智慧和贤能，既然你们不和政府合作，对国家又会有什么好处呢？反过来说，如果褒奖你们兄弟二人的隐士风范，则无异于鼓励世人清高自负而与政府抗衡，这样还不如杀掉以绝后患。由此看来，隐士的生存境遇也是相当险恶的。儒家主张“内圣外王”、“学而优则仕”，所以整体而言也不支持隐逸行为。当然，这并不是说儒者没有隐逸心理。比如，孔子曾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用之则行，舍之则藏”、“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等，这些都是孔子隐逸心理的表现。不过，它们或许都是孔子在窘迫不得志时候的暂时的情绪表露而已，并不是真的赞成归隐行为。如果真的赞成归隐，孔子绝不会汲汲于周游列国，求人所用，甚至惶惶如丧家之犬也固守仁道理想、迎难而上，“知其不可而为之”了。

再次，《庄子》对隐士现象有较多关注和阐发。其一，《庄子》揭示了隐士现象产生的根源。《缮性》指出，古时候的人，他们生活在混沌蒙昧之中，全社会的人都虚静、恬淡、寂寞、无为。在那时候，阴阳和谐平静，鬼神没有惊扰，四时循环交替而有节律，万物不受伤害，群生没有夭亡，人们虽然有智慧，却无所可用，那是一种道德纯一、心性无染的社会图景。在那时候，人们都无所作为而顺任自然之性。可是后来，社会的道德衰落了，尤其是经过燧人、伏羲、神农、黄帝、唐尧、虞舜等人的治理之后，浮华的礼文逐渐取代了淳朴的世风，人民的心识日开而变得迷惑了，整个社会也日益背道而驰了。对于这种逐渐失真、异化的危殆社会，庄子不无忧虑地写道：

世丧道矣，道丧世矣，世与道交相丧也，道之人何由兴乎世，世亦何由兴乎道哉！道无以兴乎世，世无以兴乎道，虽圣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隐矣。

意思是说：“世间丧失了大道，大道丧失了世间，大道和世间互相丧失了对方，有道之人如何才能使大道复兴于世间，使世间复兴起大道呢！大道不能在世间复兴了，世间不能复兴大道了，即使圣人没有隐居于山林之中，但是他们的德性却如同隐蔽了。”就这样，庄子从社会道德的日渐堕落，谈到了圣人德性的隐藏。而由圣人的隐德，庄子谈到了“隐士”。他说：“隐，故不自隐。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这里，庄子不仅在先秦典籍中率先提出了“隐士”一词，而且揭示了隐士产生的社会根源，那就是“时命大谬”。亦即，隐士并不是主动隐其身、闭其言、藏其智，而是时逢乱世，不得不随世污隆，韬光隐晦以自保其身。反过来说，如果天下有道、社会太平，贤圣之士又何须隐德自保，哪里又会有隐士出现呢？其二，《庄子》揭示了隐士疏离政权的心理。《则阳》记载，孔子到楚国应聘，途中住宿在蚁丘之地的一个卖浆铺里。安顿下以后，他们发现卖浆家的邻舍有夫妻仆妾好多人一起爬到屋顶上观望他们。子路问道：“这么多人是干什么的呢？”孔子回答说：

是圣人仆也。是自埋于民，自藏于畔。其声销，其志无穷；其口虽言，其心未尝言。方且与世违而心不屑与之俱，是陆沉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www.xing528.com)

意思是说，他们都是圣人的信徒、追随者。这些人自隐于民间，自藏于田间地头。他们虽无声名而志向无穷，他们的口虽然说话而内心却凝寂无言。他们的行为与世俗相反而不屑于与世俗同流合污，就是所谓的“陆沉者”。他们应该就是市南宜僚一帮人吧？听了孔子的话，于是子路就想把市南宜僚请过来。孔子说：“算了吧！他知道我了解他是位贤士，知道我到了楚国一定会请楚王来聘请他，他视我为谄媚邪佞之人。既然如此，像他这样一位以听到谄媚邪佞之人的言论为耻的人，怎么可能会亲自见我呢！他早就逃走了，可你还没有料到。”子路走到他家去看，屋子里果然空无一人，已经逃走了。在这个故事中，市南宜僚虽然没有真正出场，但他安于田园躬耕，鄙弃名利，不愿与当权者合作，不愿与名利之徒为伍的高洁形象却烘托展示给了我们，而他无疑可以视为隐士群体的一个缩影，反映了隐士群体疏离政权的共通心理。值得一提的是，庄子在这里把隐士称之为“陆沉者”，即“从陆地上沉落、隐去的人”，颇为形象到位。正因为如此，“陆沉”一词甚至成为隐逸行为的别称频频出现在古人的作品中。其三，《庄子》彰扬了隐逸行为。《让王》载，魏国的公子魏牟对魏国贤人瞻子说：“我隐遁在江海之上，心里却放不下朝廷的荣华富贵，应该怎么办呢？”瞻子说：“重视生命。重视生命就会轻视名利。”魏牟说：“我虽然知道这一点，但是克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情欲。”瞻子说：“不能克制就顺从心神，这样内心就不会妄生嫌恶吧？如果不能克制情欲而强力克制，以致内心苦闷、乖和失顺，这就是受到双重的伤害了。受到双重伤害的人，没有能够长寿的。”从魏牟与瞻子的对话可知，隐居避世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它需要在精神上实现对世俗情欲的超越，而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心力，并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或许，庄子正是要借这个故事揭示隐士走向隐逸之时精神挣扎的心路历程。那么，庄子是如何评价魏牟的呢？他接着说：“魏牟，万乘之公子也，其隐岩穴也，难为于布衣之士；虽未至乎道，可谓有其意矣。”庄子认为，魏牟作为万乘大国的公子，能够抛弃荣华富贵而走向归隐之路，是难能可贵的，因为这比一般的平民百姓要困难多了。虽然他还未完全战胜情欲，还未彻底消灭自己的世俗念想，还未得道，但是他有清虚之志并践行归隐，可以称得上有道心道意了。庄子对魏牟的赞美，无疑是对隐逸行为的彰扬。

不过，就庄子哲学精神的终极指向而言，庄子并非主张“身隐”，而是主张“心隐”。如《大宗师》篇中有这样一段话：

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犹有所遁。若夫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遁，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犹喜之。若人之形者，万化而未始有极也，其为乐可胜计邪！故圣人将游于物之所不得遁而皆存。善夭善老，善始善终，人犹效之，又况万物之所系，而一化之所待乎！

这段文字的主要意思是说，人们应当勘破生死，不要太执著于自己的身体和生命。因为就如“藏舟于壑”、“藏山于泽”一样，人也是不能安全牢固、一劳永逸地藏起来的。正确的做法应当是“藏天下于天下”，即以不藏为藏，视自身与自然大化为一体。陈鼓应先生也是从生死的角度来解释这段文字的寓意的，即：“人作为个体的人绝不能从自然这个母体中孤立地游离异化出来，主、客体不能截然分裂开来。人只有把自己安放在大宇宙里面，在其无所不包的大‘道’之中，寄托自己渺然之躯。才会不再拘泥于自我的形躯情感，而造就‘生死一如’的坦然心境，才会游于不得亡失的境地而和大‘道’共存。”^[3]不过，笔者认为这段文字除了从生死的角度加以解释，完全可以视为庄子的隐逸态度，即“身”是不可隐的，也是隐不住的。既然如此，他所主张的“藏天下于天下”就是与“隐身”相对的“隐心”，或者说是“身”不隐而“心”隐。或许正因为如此，庄子对刻意离世避世的“山谷之士”、“江海之士”作了否定，并主张“无江海而闲”（《刻意》）的境界才符合天地圣人之道。从这个意义上说，庄子并非如某些人所言主张离世、“出世”，而恰恰是主张“入世”。不过更确切地讲，他所主张的是一种“隐心而游世”的入世态度。

但无论如何，庄子是一位隐居求志的隐士。《庄子》与《道德经》一样不仅渊源于隐者的思想，而且对隐逸行为成功地作了理论上的提升和概括，并在客观上成为隐士群体为自我行为辩护和对抗当权者的有力武器。从“隐士哲学”的视角出发阅读、把握《庄子》的思想，是遥契庄子心灵的重要维度，是打开《庄子》之门的一把钥匙。

【注释】

[1]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4页。

[2]颜世安：《庄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页。

[3]陈鼓应：《老庄新论》（修订版），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