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从宋代开始，就有人认为庄子是楚人。如北宋地理学家乐史在《太平寰宇记》中说，“六国时，楚有蒙县，俗为小蒙城，即庄周之本邑”。南宋时朱熹也说，“庄子自是楚人……大抵楚地便多有此样差异底人物学问”（《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五）。清代张佩纶在其《涧于集·庄子楚人考》中则说，“庄子心乎楚者也”。王国维先生也主张庄子是楚人，他说：“庄子楚人。”（《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南人想象力之伟大丰富，胜于北人远甚。彼等巧于比类，而善于滑稽，故言大则有若北溟之鱼，语小则有若蜗角之国；语久则大椿冥灵，语短则蟪蛄朝菌。至于襄城之野，七圣皆迷；汾水之阳，四子独往，此种想象，决不能于北方文学中发见之。……以我中国论，则南方之文化发达较后于北方，则南人之富于想象，亦自然之势也”。（《屈子文学之精神》）不过正如前文所述，庄子楚人说并不是学界的统一意见。庄子虽不必是楚人，但他了解、熟悉楚文化却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庄子》中多有楚文化影响的痕迹。宋人黄伯思在其《东观余论·校定楚词序》中曾言楚词有“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等特点。平心而论《庄子》亦有此类表现。事实上，不少学者在否认庄子为楚人的同时，也肯认了庄子与楚文化的亲缘关系。如冯友兰在其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庄子与楚人精神”一节中言：“蒙为宋地，庄子为宋人。然庄子之思想，实与楚人为近”。[1]朱自清先生亦言：“庄子名周，宋国人，他的思想却接近楚人。”[2]那么，《庄子》中的楚文化印痕有哪些呢？
首先，《庄子》中有不少内容明显与楚文化有关，因为其中出现了“楚”这一字眼。举例如下：
1.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逍遥游》）
2.孔子适楚，楚狂接舆游其门。（《人间世》）
3.丘也尝使于楚矣，适见
子食于其死母者。（《德充符》）
4.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天地》）
5.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秋水》）
6.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秋水》）
7.庄子之楚，见空髑髅。（《至乐》）
8.仲尼适楚，出于林中，见痀偻者承蜩，犹掇之也。（《达生》）
9.楚王与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田子方》）
10.夫楚人寄而蹢阍者，夜半于无人之时而与舟人斗，未始离于岑而足以造于怨也。（《徐无鬼》）
11.仲尼之楚，楚王觞之。（《徐无鬼》）
12.则阳游于楚，夷节言之于王，王未之见。（《则阳》）
13.孔子之楚，舍于蚁丘之浆。（《则阳》）
14.楚昭王失国，屠羊说走而从于昭王。（《让王》）
其次，《庄子》中有不少内容虽没有明确出现“楚”这一字眼，但据后人对《庄子》的注释可知，其中的人物、语言、典故等与楚文化相关。
就人物而言，在《庄子》中多出的老聃无疑与楚国相关。其他的人物还有不少，如：
1.《逍遥游》中有“接舆”其人，成玄英《庄子疏》指出，此人“姓陆，名通，字接舆”，是与孔子同时代的贤人隐者。他佯狂不仕，亲自耕作，楚王听说他很贤能，于是用“黄金百镒”、“车驷二乘”聘请他，他都没有接受。而是和自己的妻子背着行囊游于山海之中，最后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2.《齐物论》中有“南郭子綦”其人，成玄英《庄子疏》指出，此人是“楚昭王之庶弟，楚庄王之司马，字子綦”，因为居住在“南郭”即城南，故而以居处为号而称“南郭子綦”。
3.《人间世》有“叶公子高”其人，成玄英《庄子疏》指出，此人即“楚庄王之玄孙尹成子，名诸梁，字子高”，因为他的封邑在叶地，所以称为“叶公”。
4.《大宗师》有“胥余”其人，成玄英《庄子疏》一方面说此人即商朝的大臣箕子，但同时又指出其也可能是楚大夫伍奢的儿子，吴王夫差的大臣，“名员，字子胥”，由于劝谏夫差，被挖眼而死，尸体被沉于江中。
5.《山木》、《徐无鬼》有“市南宜僚”其人，陆德明《经典释文》指出：“案《左传》云市南有熊宜僚，楚人也。”成玄英《庄子疏》也说：“姓熊，字宜僚，楚之贤人。”
6.《田子方》有“温伯雪子”其人，成玄英《庄子疏》指出：“姓温，名伯，字雪子，楚之怀道人也。”又有“孙叔敖”其人，成玄英《庄子疏》指出：“叔敖，楚之贤人也。”
7.《知北游》记述了“大马”与其家中技艺高超的“捶钩者”之间的对话，成玄英《庄子疏》指出：“大马，官号，楚之大司马也。”
8.《则阳》提到“夷节”、“王果”二人，成玄英《庄子疏》分别解释说，“夷姓，名节，楚臣也”；“王果，楚之贤大夫也”。(www.xing528.com)
9.《外物》提到“老莱子”其人，成玄英《庄子疏》指出：“老莱子，楚之贤人隐者也。”
10.《列御寇》提到“伯昏瞀人”其人，成玄英《庄子疏》指出：“伯昏，楚之贤士，号曰伯昏瞀人，隐者之徒也。”
就语言而言，举例如下：
1.《逍遥游》中提到“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其中的“蟪蛄”是蝉的一种。然而，扬雄的《方言》卷十一有云：“楚谓之蟪蛄，或谓之蛉蛄。”由此可知，把蝉呼作“蟪蛄”是楚语。
2.《人间世》有“迷阳”之语，实际上就是荆棘。南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引胡寅（字明仲）云：“荆楚有草，丛生修条……野人呼为迷阳，其肤多刺。”由此可知，把荆棘称为“迷阳”是楚语。
3.《天运》中说，祭祀时所用的用草扎成“刍狗”，等到祭祀完成了，走路的人就可以把它踩在脚下，“苏者”就可以把它捡起来去烧火做饭。这里的“苏”就是草、柴禾，“苏者”即是割草打柴的樵夫。对此，陆德明《经典释文》引《方言》云：“苏，草也，取草者得以炊也。案《方言》云：江淮南楚之间谓之苏。”这么看来，称草为“苏”或许就是楚国一带的方言。
4.《至乐》中提到“蛙蠙之衣”，即浮在水中的青苔，而陆德明《经典释文》指出：“司马云：言物根在水土际，布在水中，就水上视不见，按之可得，如张绵在水中，楚人谓之蛙蠙之衣。”由此可知，“蛙蠙之衣”是楚地方言。
5.《庚桑楚》记载，南荣趎“赢粮”即担着粮食走了七天七夜到了老子住的地方，陆德明《经典释文》引《方言》曰：“赢，儋也，齐楚陈宋之间谓之赢。”由此可推测，“赢粮”或许取自楚地方言。
6.《庚桑楚》说“儿子终日嗥而嗌不嗄（shà），和之至也”，意思是说，婴儿整天号哭而嗓子却不沙哑，这是因为和气醇厚的缘故。陆德明《经典释文》引司马彪《庄子注》云：“楚人谓啼极无声为嗄。”由此可知，称嗓子沙哑为“嗄”是楚地方言。
7.《盗跖》有“侅溺于冯气，若负重行而上阪，可谓苦矣”之语，意思是说，内心沉溺于盛气之中，就会像负重走上山坡，可以说是很劳苦的。在这句话中，“冯”就是“满”的意思。对此，郭庆藩引王注曰：“冯，满也，楚人名满曰冯。是冯为盛满之义。”由此可知，称满为“冯”是楚地方言。
8.《天下》提到辩者学说的“二十一事”，其中有一条是“丁子有尾”。成玄英《庄子疏》指出，“楚人呼虾蟆为丁子也”。由此可知，“丁子”是楚地方言。
就典故而言，举例如下：
1.《胠箧》中有“鲁酒薄而邯郸围”的记载，对于这个故事有两种解释。一、据成玄英《庄子疏》和陆德明《经典释文·庄子音义》，楚宣王朝会诸侯，鲁恭公后到而所献的酒味道淡薄。宣王发怒，欲羞辱他。鲁恭公说：“我是周公的后代，行天子的礼乐，对周王室功勋卓著。现在我送给你酒已经失礼了，你还嫌味道淡薄，太过分了吧！”于是不辞而别。宣王大怒，联合齐国一起兴兵伐鲁。梁惠王早就想讨伐赵国，只是害怕鲁国（一说楚国）援救赵国，现在楚鲁开战，无暇顾及，于是趁机围攻赵城邯郸。二、据许慎《淮南子注》，楚国朝会诸侯，鲁国、赵国俱献酒于楚王。由于鲁国的酒味道淡薄而赵国的酒味道醇厚，于是楚国的主酒吏向赵国索酒，可是赵国却不给。主酒吏大怒，于是把鲁赵两国的酒调换了，并上奏楚王。楚王嫌赵国的酒味道淡薄，于是发兵围攻赵城邯郸。这两种解释虽然有别，但在承认这个故事与楚国有关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
2.《天运》中提到孔子曾经被人围困于陈、蔡两国之间，七天没有生火做饭，差一点死掉。据成玄英《庄子疏》等的解释，孔子当时欲往楚国应楚昭王之聘，行至陈、蔡之地，适逢吴楚战争，并波及了陈、蔡这两个小国，蔡人见他们师生人数众多，认为他们是贼，所以把兴兵把他们围了起来。这么说来，这个故事也与楚国有关。
3.《秋水》载“白公争而灭”之事，此事与楚国有关。据成玄英《庄子疏》，白公名胜，楚平王之孙，太子建之子。楚平王听信佞臣费无忌之言，纳秦女而疏远太子，于是太子去了郑国，娶郑女而生了白胜。太傅伍奢被杀，白胜与伍奢之子伍子胥去了吴国。后来楚国令尹子西迎白胜归国，封于白邑，僭号称公。由于郑人杀太子建，白胜请兵报仇，多次都没有成功，于是起兵造反。楚国派叶公子高讨伐他，最终被杀。
4.《庚桑楚》提到“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笼百里奚”，郭庆藩引卢文弨曰：“百里奚好秦而拘于宛，故秦穆公以五羊皮赎之于楚也。或云：百里好五色皮裘，故因其所好也。”可知，百里奚被秦穆公用羊皮赎自于楚国。
以上所举并不是《庄子》受楚文化影响的全部证据，实际上这种证据还有不少。如《天运》中说，南行的人走到郢地，便看不到北面的冥山，这是因为距离太遥远了。陆德明《经典释文》明确指出，“郢”在江陵的北面，是楚国的都城。又如，《庚桑楚》提到昭、景、甲氏，陆德明《经典释文》指出，“昭景甲三者，皆楚同宗也”。可知，昭、景、甲三氏是楚国的公族三姓。再如，《养生主》篇在描述庖丁解牛合乎音律时称，“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对于这里的“桑林之舞”，有学者指出，“楚巫与北方的卜、筮不同。卜、筮借助于龟壳、蓍草，巫则用歌舞来献神祀鬼。对当时的初民社会来说，祭祀是一项极重要的集体活动，祭祀的场所叫‘社林’，又称‘桑林’，是因植有太阳神树扶桑而名之，……这‘桑林之舞’就是只在楚一带才有的祭祀的舞蹈，而由此也证明庄子至少是了解楚舞楚乐的”。[3]因此，“桑林之舞”与楚国巫习颇有关涉。
如果就《庄子》的内在思想而言，它与楚文化的关系或许更为密切。如对于《天运》开篇那段描写天地运行、日月往来、雨施风起的文字，冯友兰先生指出，“此段形式内容，皆与《天问》一致。……要之可见庄学与楚人之关系也”。[4]冯先生认为《庄子》思想超旷，其与想象丰富、情思飘逸的楚辞颇为相类，并以之推断《庄子》受到了楚文化的影响。应当说，他的推断是有道理的。又如，维护精神自由、批判世俗圣人、否定仁义礼法等是《庄子》所表现出来的一个至为明显的思想倾向，这种思想倾向与渊源于楚文化的《老子》相一致，而与宣扬礼乐文明的周文化迥然有别。这一特点，也说明《庄子》思想与楚文化有关。
总之，《庄子》中多有受楚文化影响的痕迹，这一点基本上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庄子》与楚文化的关系不仅值得深入研究，而且它也是阅读《庄子》、理解《庄子》的一个关键。
【注释】
[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9页。
[2]朱自清：《经典常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83页。
[3]朱晓鹏：《道家哲学精神及其价值境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1页。
[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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