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理解
20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1929— ）竭力写作了五十年。他早期的作品偏向社会学，分析公共领域和现代化，还包括对哲学和政治趋势的评论；随后发展为更理论化的写作，侧重于理性、意义和真理。他出版的两卷书《交往行为理论》（1981）试图将这些观点系统化。
哈贝马斯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呈现的道德灾难无须通过技术和现代性终结对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希望。
哈贝马斯被认为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批判理论家。如同这个学派的大部分成果一样，他的作品晦涩难懂，其中充满术语。然而，这里所展示的法兰克福学派早期和晚期的对比是，一边是勾画执着于统治的启蒙理性的景象，另一边是如哈贝马斯那样为其辩护，认为启蒙理性是一个“未完成的”解放计划。哈贝马斯认为人们不必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道德灾难而放弃通过技术和现代性来提高理性和实现人类解放的希望。
对哈贝马斯而言，人类的危险反而来自将狭义的工具理性和理性本身混为一谈——错误地将技术控制用于整个交往。他以马克斯·韦伯的作品为基础，马克斯·韦伯描述了他认为组成社会结构的多种理性，哈贝马斯据此提出了“交往理性”。其重心在于寻求相互理解，而不是实现特定目标或愿望，也不是寻求本真性的一部分。哈贝马斯将其中一部分称为“主体间性的矛盾成就”。在这里，“主体间性”所指的是两个独立的、有意识的思维交流。而矛盾的存在是为了进行交流，两个人必须都假定对方与自己相像，并且同时承认他们之间存在重要的差异。能够有助于理解这一概念的例子是，机长和副驾驶之间要进行非常必要且特殊的对话，以共同驾驶一架飞机。(www.xing528.com)
参考阅读//
No. 60 伊曼努尔·康德的道德理论 P124
No. 68 利于大多数 P140 No. 88 约翰·罗尔斯之原初状态 P180
“交往理性”将理性置于语言交际的结构中，英国哲学家约翰·兰肖·奥斯汀（1911—1960）和美国哲学家约翰·塞尔（1932— ）对此都进行过讨论。这个观点的前提是，所有的言语行为都具有一个共同的内在目的：相互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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