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关于灵渠的研究，始于公元前2世纪，研究者为汉代刘安及其门客。此后数百年，由于灵渠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到灵渠的文人士子非常稀少，对灵渠的研究基本阙如，仅有司马迁在《史记》、班固在《汉书》中偶有提及。直到唐代中期以后，关于灵渠的研究逐渐引起地方官员和历史地理学者的重视。古代，除刘安及其门客编写的《淮南子》是有组织的集体研究以外，其他对灵渠进行的研究活动均为文史学者和地方官员。
[1].汉代刘安及其门客的研究成果
西汉皇族淮南王刘安组织其门客集体编写哲学著作《鸿烈》（后世称《淮南鸿烈》《淮南子》），于汉景帝后期编纂成书，于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将书献于朝廷。该书是汉代道家学说最重要的一部代表作，被近代学者梁启超誉为“汉人著述中第一流”。书中保存了不少自然科学史料和神话寓言故事，也记载了不少秦汉间的轶事，内容比较丰富，其中《人间训》记载了秦始皇统一岭南和史禄开凿灵渠的内容：“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2]寥寥百余字，将灵渠开凿的时代背景、开凿年代、凿渠总指挥、凿渠目的及作用交代得清清楚楚，是后世研究灵渠最原始的资料。
2.唐代鱼孟威的研究成果
唐代咸通九年（868年），桂州刺史兼桂管防御使鱼孟威写的《灵渠记》是第一篇专门记叙灵渠维修活动的叙事散文（图8-1）。该文将灵渠的修建背景、演进历史、工程结构、功能作用、维修过程及方法均做了较为详细的叙述。《灵渠记》虽只有短短1100多个字，但包含了大量信息，是弥足珍贵的资料。其中，在“灵渠，乃海阳山水一派也。谓之漓水焉”中首次出现“灵渠”的名称；“陡防尽坏”和“重为疏引，仍增旧迹”则说明在李渤修灵渠之前已经有陡门存在，李渤只是恢复和增加了陡门而已；“虽百斛大舸，一夫可涉”，则透露了当时在灵渠中航行的船只的吨位。
图8-1 《灵渠记》
图8-2 《桂林风土记》
3.唐代莫休符的研究成果
唐代晚期致仕的御史大夫莫休符在退隐桂林期间，于光化二年（899年）写成一部桂林地情专著——《桂林风土记》（图8-2），其中专门设有灵渠条目。这些关于灵渠的条目，对民间关于东汉伏波将军马援或大司农郑弘修建北渠的传说进行了驳斥：“前汉武帝元鼎五年，命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戈船将军严助，击南越吕嘉，戈船出零陵，下漓水。此则前汉岭首已通舟楫明矣，焉得至后汉马援、郑弘开灵渠？于理未尽。言马、郑重修则可，云创辟则于义有乖。休符驳。”[3]这对辨明灵渠北渠的创建年代具有参考作用。
4.宋代范成大的研究成果
宋代诗人范成大于乾道八年（1172年）到桂林，任知静（桂林）江府兼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颇有政声。任职期间，他注意观察了解广西的风土人情。两年后离职时，写成了一部逾万字的广西博物志——《桂海虞衡志》。该书记录了灵渠的修建年代、选址、建筑设计、规模，以及铧嘴和陡门的作用，既提及了史禄修灵渠及铧嘴的方法——“于湘流砂磕中垒石作铧嘴，锐其前，逆分湘流为两”，又首次提及陡门的使用方法：“六十里间，置斗门三十六，土人但谓之斗。舟入一斗，则复闸斗，伺水积渐进，故能循崖而上，建瓴而下，千斛之舟，亦可往来。”书中对灵渠给予了“治水巧妙，无如灵渠者”的高度赞誉。[4](www.xing528.com)
5.宋代周去非的研究成果
宋代地理学家周去非于乾道八年（1172年）到桂林任职6年，先后任钦州教授、静江府通判等职。任职期间，他曾仔细观察和了解广西风物民俗，“随事笔记，得四百余条”，回到家乡之后，于淳熙五年（1178年）写成7万多字的《岭外代答》十卷（图8-3），记述之广度和深度均远超《桂海虞衡志》及之前各种广西史志著作。该书中至少有3处内容与灵渠直接相关，条目分别是“广西水经”“灵渠”“秦城”。
第一处是“广西水经”条目。该条目描述了灵渠的源流和历史：“静江水曰漓水，其源虽自湘水来，然湘本北行，秦史禄决为支渠，南注之融江，而融江实自徭峒来。汉武帝平南越，发零陵，下漓水，盖溯湘而上，沿支渠而下，入融江而南也。漓水自桂历昭而至苍梧。”[5]
图8-3 《岭外代答》
第二处是“灵渠”条目。该条目认为漓江是离开湘江的一支水：“今桂水名漓者，言离湘之一派而来也。曰湘曰漓，往往行人于此销魂。”该条目首次提到灵渠上的泄水天平及其泄洪作用：“自铧嘴分水入渠，循堤而行，二里许，有泄水滩。苟无此滩，则春水怒生，势能害堤，而水不南；以有滩杀水猛势，故堤不坏，而渠得以溜湘余水缓达于融，可以为巧矣！”此外，该条目还提及史禄修渠的历史功绩和灵渠名称的来历：“尝观禄之遗迹，窃叹始皇之猜忍，其余威能罔水行舟，万世之下乃赖之。岂唯始皇，禄亦人杰矣。因名曰灵渠。”[6]
第三处是“秦城”条目。该条目记载：“湘水之南，灵渠之口，大融江、小融江之间，有遗堞存焉，名曰秦城，实始皇发谪戍五岭之地。秦城去静江城北八十里，有驿在其旁。张安国纪之以诗曰：‘南防五岭北防胡，犹复称兵事远图。桂海冰天尘不动，谁知垅上两耕夫！’北二十里有险曰岩关，群山环之，鸟道微通，不可方轨，此秦城之遗迹也。形势之险，襟喉之会，水草之美，风气之佳，真宿兵之地。据此要地，以临南方。水已出渠，自是可以方舟而下；陆苟出关，自是可以成列而驰。进有建瓴之利势，退有重险之可蟠，宜百粤之君，委命下吏也。”[7]
这部分是关于秦城较早且较为详细的记载。
6.明代欧大任的研究成果
明代学者欧大任搜集自东汉以前的120位百越先贤资料为之作传——《百越先贤志》，后被清代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收录。《四库提要》中评价该书言之有据、体例严谨：“盖大任多凭史传，而不甚采录杂书，其间有遗漏在此。其体例谨严，胜于地志之冗蔓，亦即在此。”其中，辑《史记》《汉书》《水经注》及黄恭《交广记》而成的“史禄”条目，是了解灵渠创建总指挥史禄身世的唯一资料：“史禄，其先越人，赘婿咸阳，禄仕秦，以史监郡。时始皇帝伐百越，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遣禄转饷，凿渠而通粮道。”此外，还提供了史禄最后的归宿及其子孙的线索：“禄留揭岭，长子孙揭阳令定其后也。”
7.清代顾祖禹的研究成果
顾祖禹（1631—1692），字复初，一字景范，清代初沿革地理学家。他在家族前辈的影响下，毕生专攻史地，以沿革地理和军事地理的研究为精深。从顺治十六年（1659年）起，他参考《二十一史》、100多种地方志和其他大量文献，并尽一切可能“览城郭，按山川，稽道里，问关律”，实地考核异同，历时30多年，编著成130卷共280万字的《读史方舆纪要》。该书着重考订古今郡县的变迁和推论山川关隘战守的利害，是中国沿革地理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也是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和军事地理的重要参考文献。其中，《读史方舆纪要》卷一○六中关于广西部分，涉及灵渠及其周边相关地名的位置及其历史沿革，包括越城岭、湘桂古道（零陵峤道）、湘漓二水的地理位置及其历史沿革和战略地位，如“越城岭，在桂林府兴安县北三里。一名临源岭，亦曰始安峤。《通典》：五岭以次而西，其第五岭曰越城岭，在始安郡北、零陵郡南。盖自衡山以南，东穷于海，皆一山之限耳。汉武帝元鼎中，遣路博德出桂阳，下湟水，路盖出于此。后汉建初八年，郑弘为大司农，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东冶，今福建侯官县，风波艰阻，沉溺相系。弘奏开零陵、桂阳峤道，自是遂为通路。建安十六年，交州刺史赖恭自广信今梧州府合兵出零陵，憩于越城岭，却步骘，即此岭也。《水经注》：漓水与湘水出海阳山而分源，湘、漓之间陆地广百余步，谓之始安峤，亦曰越城峤者，是也。又其地临湘、漓二水之源，亦谓之临源岭，又谓之全义岭以兴安县本名全义也。唐光化二年，静海帅刘士政以马殷悉定岭北地，大惧，遣将陈可璠屯全义岭备之，为马殷将秦彦晖所破。后唐清泰三年，楚王马希范疑其弟静江帅希杲会汉兵侵蒙、桂二州，遂自帅军如桂州，逾全义岭而南，名为御汉，实以防希杲也。王氏曰：从来越全义则已夺桂州之险。盖粤西之咽喉，实自全义岭操之。”[8]此外，书中还历数了自秦代史禄至明代严震直的历次著名修渠用渠事件，记载了灵渠周边全义岭、全义城、临源城、始安水、古严关、秦城、乳洞岩等地名及其位置，对研究灵渠的历史脉络和地理环境有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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