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渠运行管理的历史与重要性

灵渠是人工开凿并且用陡门控制通航的运河，其维修、改建和日常的运行管理都十分重要。灵渠两千多年来的运行使用经久不衰，既是古人工程技术水平高超的体现，同时也是工程管理较为完善的结果。

在创建之初的秦代，灵渠的运行管理没有多少相关的文字记载。但是，根据当时的战事需要，应该是由负责粮草供应的监御史禄督率士卒负责，也就是军事化管理。

西汉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戈船将军越严“出零陵，下离水”，东汉建武十八年（42年）伏波将军马援平交趾，都是临时性使用灵渠，其运行管理也是军事化。

三国至隋末唐初，灵渠的运行管理均无文字记载。

到了中唐时期，灵渠的运行管理开始有据可考。据宋代李昉等著的《太平御览》记载：“至宝历初，渠道崩坏，舟楫不通，观察使李渤遂叠石造堤分二水，每水置石斗门一使制之，在人开闭，开漓水，则全入于桂江，壅桂江，则尽归于湘水。”^[1]（图6-1）唐代鱼孟威的《灵渠记》记载，唐代宝历元年（825年），船舶通过灵渠时都是征用民夫拉纤，“索挽肩排，以图寸进”，“必征十数户乃能济一艘”。可见，当时的灵渠是有官府直接管辖的。随着陡门的出现，或许已经有人负责启闭陡门，但是还没形成一定规模的管理队伍，船舶过渠时，如果需要拉纤，则由官府临时征调附近百姓服劳役。

图6-1　《太平御览》关于李渤建陡门的记载

宋代对灵渠的运行管理，在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中有所记载：“六十里间，置斗门三十六，土人但谓之斗。舟入一斗，则复闸之”。

元代阿里海牙任职湖广行省时，曾经“乃闸全之湘水三十六所，以通递舟”^[2]。

明代严震直组织大修灵渠以后，组建了相对专业的灵渠陡门管理队伍，谓之“陡军”，专司灵渠的渠陡运行管理。陡军沿灵渠而居，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既负责渠陡管理，又兼事耕种；既领官府岁银补贴家用，又靠农业劳动解决生活之需。明代永乐年间，处事安南的黄福在《奉使安南水程日记》记载：“永乐四年七月，……二十三日早，至城南驿。驿隶全州。是日申末至白云驿，驿隶桂林府兴安县，县去驿半里许。驿之南北，设闸三十六所。驿以北闸十，水流而北；驿以南闸二十六，水流而南。每处设军二人守之，船过则放闸。”^[3]这是目前所知关于陡军的最早记载，这里所说的“军”就是当时管护灵渠陡门的陡军。(www.xing528.com)

陡军设渠长、渠目和陡夫等岗位。整个灵渠设渠长1人、渠目1人，每陡设陡夫2人。渠长、渠目由官府委任，固定由随明军南下定居兴安县的士卒季、颜、宿三姓人家担任，可以世袭。陡夫则由渠长、渠目就近直接雇佣渠边村民，受渠长、渠目的指挥。后来，只设渠目统领陡夫，而渠长一职不复任命。

陡军的主要职责是负责管理陡门的启闭。过往灵渠的船只分为官船和商船两种。由于灵渠属于官河，陡军由官府委任并发放俸禄，因此陡军无条件保障官船通过。1948年6月，灵渠研究学者唐兆民先生采访62岁的陡军渠目宿昌定。宿昌定家住离开县城以西约4000米的茄子塘村。据说，他的先人于明朝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随王护驾”来到广西，极有可能随监察御史严震直来兴安修灵渠后留下守陡。同来的是三位结拜兄弟，分别姓季、颜、宿。自明代以来，灵渠陡门都由他们三人管理。姓宿的接替姓季的管理陡门，到他手里已经有五代。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至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他担任渠目长达36年。据他回忆，凡是遇有官船由陡河经过，从北来的船，到距县四十里的界首，县府即通知渠目，准备关陡蓄水。等待船到分水塘后，渠目照例须到船上向乘船的官员“请安”，问明过陡的日期，然后通知陡夫守陡，候船通过。“塞陡的工具，例由陡夫自备，主要的有面杠、底杠、小陡杠（编者注：以上统称‘陡杠’）、挽钩各一条，马脚、水拼、陡簟各一二十件。关陡时，先把小陡杠的下端穿入陡门右堤底下的石孔内，上端倾斜地嵌入陡门右堤上面的缺口里；再以底杠的一端搁在陡门左堤的石嘴上，另一端横架在小陡杠的下端；再以面杠的一端架在陡门左堤上的石孔中，另一端交叉地架在小陡杠的上端，并搁在陡门石堤上；使三杠成为‘≠’形。再次把由三条木棒连成的马脚搁架在陡杠上；并把宽约尺半、长约五尺的竹片织成‘目’字形的水拼横架在马脚上。最后再把宽三尺、长六尺的陡簟铺贴在水拼上。这就算是关上了陡门，河水便不能大量下泻，渐渐地积蓄起来，使上下两陡间渠漕里的水位增高。等到船身迫近陡门时，陡夫便把小陡杠露出在陡堤外的上端，用力向外一敲，杠子立刻脱离缺口，面杠和底杠也就失去固着力；加上陡簟受水利冲压，便连同陡杠、水拼一齐向下游崩塌。陡门开了，船便趁积水顺流而下或逆流而上，不致搁浅而达次一陡门。官船过陡顺利无阻时，如遇乘船的官员一时高兴，便赏给陡夫们一些赏钱。商船过陡，塞陡开陡都由船夫自理，陡夫只借给面杠、底杠和小陡杠，其余的塞陡工具如马脚、水拼和陡簟，则由船夫自备。过陡后每船照例要打赏几文钱给陡夫以作报酬。”^[4]

本书作者之一的刘建新，于2015年7月曾经采访过当时健在的最后一名陡军唐之元。唐之元老人出生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家住大湾陡渠边，八九岁便随父亲守护陡门，十一岁时开始独立守陡，也就是大约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开始，就作为大湾陡的守护者，直至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侵华日军进入兴安前夕。他对陡门管理的回忆与宿昌定老人的回忆基本一致。此外，他还提供了一些船只过陡的其他细节，例如，一般是满载的船只由于吃水较深，经过时才需要塞陡，而空船经过则无须塞陡；大湾陡是灵渠中关键的陡门之一，陡门上下游渠道的水位落差较大，因此必须守陡，譬如，下游的祖湾陡等陡门由于水位较平，一般不用塞陡。夏季水量丰沛，塞陡机会较少；冬季水量较小（但从未断流），塞陡机会较多。也许是由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桂黄公路修通的缘故，在唐之元的守陡生涯中，官船往来非常稀少，绝大多数都是商船往来。

如果官船与商船相遇，商船必须让官船优先通过。康熙年间，兴安知县陈关调在他的诗作《陡河漫兴》（其一）中形象地描写了这一情景：“秋风河上岂翱翔，一陡船移一陡防。溯水篙工声带瘁，乘风日岸语连忙。官旗厉色争王路，贾客回头敛画樯。堪笑陡军三十六，劳劳犹藉汉时光。”他在《陡河漫兴》（其二）中高度肯定了陡军对灵渠通航的作用：“柔橹偏帆停陡易，乘风破浪壮怀难。若非宿押儿名在，万古通舟驻马看。”其中的“宿押儿”，是三姓陡军宿姓的始祖。陈关调还在另外一首《陡河》诗中，描写了陡军的忙碌状况：“陡军三十六，启闭无时休。”^[5]

至清代，管理制度更趋完善，陡军队伍更加壮大，最高峰达60多人。据《大清会典事例》记载：“又兴安县二十三陡，除旧设夫四十六名外，增设夫一名。五年覆准：兴安县马石桥设立闸版，并设陡军二名，专司启闭，每名岁给工食银六两，遇闰加增。又每年增设岁修银二两。十一年议准：筑复兴安县三里桥等处陡门四座，疏浚分水潭等处河道，并修砌堤埂。新增四陡，设陡夫八名，以司启闭，岁给工食四十八两。三十年奏准：兴安县修复牛路、灵山、星桥三陡，并将星桥陡移建于桥内数丈地方，又筑贫河石坝。每陡复设陡夫二名，共夫六名，专司启闭，每名岁给工食银六两，遇闰加增。又每陡每岁给塞水器具银一两。均在司库闲款内动支。”^[6]从上述的文字可知，清代乾隆年间陡军数量曾经达到63人之多。

渠陡管理人员的工饷由兴安县衙发放，支付的报酬除银两外，还有稻米等物品。清代乾隆五年（1740年）《兴安县志》记载，乾隆五年（1740年），灵渠共有“……上旧陡每陡陡军二名，计三十名，岁给米一百四十二石，有闰加十一石四斗，在县支领……上九陡，陡军十八名，渠目一名，共二十名，岁给工食一百二十两，在藩库领，有闰加十两”^[7]。地方官府为保障经费来源，还采用其他行之有效的办法，包括为陡军购置固定资产，如渠田、陡军山等，并交由陡军管理和耕种。清代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陈元龙修渠后，用工程剩余款项“买渠田二十余亩，为渠目、渠长工食；买田七亩有奇，供祠庙香火；以二百金存兴安盐埠，官岁收其息，以备不时小修；添设陡夫十二名，于兴安民壮项下拨给工食”^[8]。

民国初年至湘桂铁路修通后的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陡军的业务依旧繁忙。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以后，由于湘桂铁路已经通车，渠中往来船只日渐稀少，兴安县政府才停发陡军工饷，至此，陡军的历史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陡军制度的延续和有效运转，是灵渠保持经久不衰的重要因素之一。

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桂黄公路、湘桂铁路相继建成通车后，灵渠的航运功能逐渐被陆路取代，而其灌溉功能则凸显出来。灵渠的管理也随之改为以保证农业灌溉用水为主。新中国成立前，灵渠的灌溉管理主要是按灌溉面积设置码口分水。新中国成立后，则由灵渠水利工程管理所（以下简称“灵渠水管所”）统一调配灌溉用水。1953～1954年，按陡门设陡门委员，共有18人，其职责是启闭陡门，登记本陡门灌溉范围内的农田，负责陡渠的维修，执行管水公约；陡门委员的工资由灵渠水管所发放，每月10元。1956年，农业合作化后，每片区设一名看水组长，下设几名看水员，负责本片支渠和斗渠的配水。1981年，农村生产经营体制改变前，各生产大队均设有配水员1～2人，在灵渠水管所的领导下，负责配水到各生产队。配水员的工资由灵渠水管所给付，每月30元。1981年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度出现用水管理的混乱现象。其后，逐步恢复了由灵渠水管所统一管水的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