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渠：历代灌溉简况及其军需运输服务

秦始皇开凿灵渠主要目的是为征服岭南、一统天下的战争军需运输服务，因此，当时灵渠的灌溉功能尚未来得及开发。自秦代开凿以后至唐代初年，由于战争不断，军阀割据，岭南一带人烟稀少，灵渠的灌溉功能一直未见文字记载。

进入中唐以后，随着社会的稳定，从中原南迁移民的增加，开垦的田地面积日益增多，因此，对水资源的需求量也日益增加，官府开始重视兴修水利，促进当地农业生产。《旧唐书·王晙传》记载，唐中宗景龙末年（709年），桂州都督王晙“奏罢屯兵及转运，又堰江水，开屯田数千顷，百姓赖之”。与此同时，灵渠的灌溉功能也被开发出来。明代成化年间进士方昇在《灵渠赋》中提到，唐代宝历元年（825年）桂管观察使李渤修灵渠之后状况，“自是人无负载之苦，而得灌溉之利矣”，“水利既周，稼穑膏润”。^[1]清代郝浴的《广西通志》卷二十五《名宦》记载，李渤修灵渠时，“与渠旁民约，夜听溉田，昼听公私舟行”。以上这些记载都说明，唐代中期，人们已开始利用灵渠的灌溉功能。这些文字虽然都是后世所述，但是随着唐代岭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口膨胀，灵渠周边的农业灌溉需求增加是不争的事实。鱼孟威的《灵渠记》中“必征十数户乃能济一艘。因使樵苏不暇采，农圃不暇耰”和“杂束筱为堰”的内容也可以佐证，灵渠周边已有不少农户居住，并且需要耕种“农圃”（农田园圃），同时还有了堰坝这种蓄水建筑。因此，灵渠作为兴安县中部的一条重要的水运渠道，客观上存在兼顾灌溉和居民生活用水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宋代，朝廷十分重视农业生产，经常发布关于农田水利的诏令，鼓励开垦荒地，要求各州县官吏务必劝农多种五谷，兴修水利。如北宋王安石变法期间，水利事业更是备受关注，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在宋神宗支持下开始实行变法，当年十一月颁布了《农田利害条约》，鼓励垦荒，兴修水利，由当地住户按贫富等级出资，也可向州县政府贷款。法令颁布后，全国兴起了修建水利工程的高潮，农田灌溉面积和耕地面积同步增长。

宋代，在朝廷提倡变法及地方人口增多的背景下，广西（宋代时称“广南西路”）地方官员特别重视对灵渠的维修整治和开发利用灵渠这一黄金水道的水利灌溉功能。据研究，北宋崇宁元年（1102年）广南西路人口有242109户，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人口增至528220户，较崇宁元年增长了118.2%，人口增幅居全国各路之首。宋末元初，在全国大多数地区人口锐减的情况下，广南西路仍保持了较高的人口增长速度，元代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人口达622099户，比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增加了17.8%。^[2]两宋之际，抗金名臣、一度为相的李纲途经广西容州（今容县）时，有感而发写下《道经容州》一诗，“得归归未得，滞留绣江滨。感慨伤春望，侨居多北人”，从侧面反映了“北人南迁”的真实历史。灵渠地处北人南迁的交通要道，周边是河谷平原，地肥水美，非常适合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生产，但这同时也对灵渠的灌溉作用提出了要求。北宋元丰元年（1078年），沈辽的《贺州推官知阳朔县李君墓碣铭》说到代理兴安知县李忠辅在熙宁年间（1068～1077年）修灵渠时，“乃大完筑，尽复其故迹，益溉其旁田畴甚多”^[3]，这是最早记载灵渠发挥灌溉作用的文字。“尽复其故迹”，说明在李忠辅修渠之前，灵渠已有灌溉设施。据元代脱脱的《宋史·李浩传》记载，“旧有灵渠，通漕运及灌溉，岁久不治，命疏而通之。民赖其利”，说明南宋乾道六年（1170年），广南西路安抚使兼静江（桂林）知府李浩修灵渠时，灵渠也是航运与灌溉功能并存的。通过对灵渠的疏通整治，使得灵渠成为“民赖其利”的水利设施，焕发出新的活力，促进了兴安一带农业生产的发展。南宋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中有“渠水绕迤兴安县，民田赖之”的文字，也证实了灵渠的灌溉作用。宋代地方官员重视灵渠的灌溉作用，因为灌溉是当时桂北一带农业生产发展的迫切需要，灌溉面积的扩大不仅增加了粮食产量，而且进一步促进了灵渠沿岸农业生产的发展。

宋代以后，随着北方人口南迁，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南宋乾道年间，灵渠已经使用竹筒水车（简称“筒车”）灌田。乾道二年（1166年），南宋张孝祥卸任静江知府改知潭州，途经兴安县境时曾经作诗《过兴安呈张仲钦》，记录了灵渠流域使用筒车的情况：“筒车无停轮，木枧着高格。粳稌接新润，草木丏余泽。”估计除了筒车的使用，堰坝在宋代也已逐渐普及。因为，许多地方筒车的使用均需要堰坝为之激水。

元代，朝廷为了维护自身统治，更加重视军事部署，但是在局势基本稳定之后，实行了休养生息的政策。元王朝司农司于至元十年（1273年）颁发的《农桑辑要》中提出了“使百姓安业力农”的政策。广西地方官吏也依此推行屯田和兴修水利工程的措施。比如，当时广西的地方行政官员两江道宣慰副使、佥都元帅府事乌古孙泽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制定了《司规》三十二章，教育百姓重视生产、和睦相处、学习礼教，同时主动减轻百姓徭役，裁并驿站，集中马匹船只，减少公差，减轻粮税，并亲自巡视各地以了解民间疾苦，兴利除弊，兴修水利。当时有民谚赞之：“潟卤为田兮，孙父之教。渠之泱泱兮，长成粳稻。自今有年兮，无旱无涝。”在灵渠灌溉方面，元代沿用了宋代对灵渠的管理制度，使灵渠运输和灌溉得以正常运行。据黄裳《灵济庙记》的记载，元代至正十二年（1352年）夏季，一次大水袭击造成灵渠“堤者圮，陡者，渠以大涸，壅漕绝溉”，于是由岭南西道肃政廉访副使也儿吉尼主持修治灵渠，“悉发近岁给禄秩钱五千缗，付有司其木竹金石土谷，募工傭力”。也儿吉尼命静江路判官王惟让和宪使张文显主持灵渠的修治工作。由于官员重视，责任到人，资金到位，很快便完成了修复工程，“于是铧堤之制加于初，漕溉之利咸复其旧矣”，灵渠又重新发挥了它的水上运输和农田灌溉功能。

明代开始，利用灵渠水源灌溉的文献记载日益增多。《明实录》记载，在明代之初统治者就深知“为国之道，以足食为本……若年谷丰登，衣食给足，则国富而民安。此为治之先务，立国之根本”。因此，朝廷便采取各种措施来安定社会，恢复生产，大兴屯田，移民垦荒，奖励耕种，兴修水利。为了确保灵渠的通航和农田灌溉作用，对灵渠工程的维修记载有6次，其中4次提及灵渠灌溉。

第一次，洪武四年（1371年）正月，面对灵渠“岁久堤岸圮坏”的状态，为了恢复生产，朝廷下令“修治广西兴安灵渠三十六陡……溉田万顷”^[4]，“溉田万顷”显然是夸张的文学语言，但是却反映了当时灵渠灌溉作用的重要程度。

第二次，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秋，朝廷命监察御史严震直主持灵渠的大修，这次灵渠修治明显兼顾了通航与灌溉两方面的作用。明代陈琏在《重修灵渠记》中对之叙述“修白云、攀桂桥及灌田水函二十有四”，这是关于灵渠上设置水涵（图5-1）的首次明确记载。严震直本人对这一政绩颇为得意，曾赋诗抒怀：“塘陡经营筑版初，皇恩滂沛海南隅。民田自此多沾溉，安享丰年乐有余。”诗中突出了“民田沾溉”的内容，严震直得意之情溢于言表，认为灵渠经这次修治后，结构坚实，渠水通畅，可以确保两岸农田灌溉和粮食丰收，老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图5-1　灵渠上用于灌溉的水涵

遗憾的是，严震直这次修治在技术上存在严重失误。他采用的是降低溢流面而增高坝前砌石的方法，这就导致洪水来时易冲毁河岸，具体表现为大量洪水涌往北渠，而南渠水浅，行船不顺，两岸农田也无法得到灌溉。

第三次，永乐二年（1404年），针对严震直修渠的缺陷，进行了第三次修治。乃于“埭上叠石如鳞，以防冲溢”，使大天平、小天平完全恢复了原来的工程结构，确保了灵渠通航和两岸农田灌溉。清代张廷玉等合著的《明史·志·卷六十四》关于这次修渠，有“溉民田甚溥”的记载。

第四次，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在一次突发的洪水中，灵渠堤坝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航运不通，田畴失溉。桂林知府罗珦主持维修。明代孔镛在《重修灵渠记》中记载：“是渠当南服往来喉舌之地，田畴之灌溉，舟楫之通塞系焉”，经过这次修治，“三十六陡延袤五十里，凡有缺坏，葺理无遗。爰得两渠，舟舸交通，田畴均溉，复旧为新”。从文献记载来看，可见修治规模是相当浩大的，工程涉及的内容也比较全面。通过对南渠和北渠的陡门、堰坝进行全面修治，大大地提高了灵渠的通航运输和农田灌溉功能。

到清代，灵渠所在的兴安县人口进一步增加。道光十四年（1834年）《兴安县志·户口》记载，“国朝兴安县原额人丁五千五百二十五丁”“康熙二十年审增人丁一千零四……道光十三年造报大小丁民一十二万七千三百八十七名”，可见人口增长之快。灵渠的农田灌溉随后有了更大的发展。为保障灵渠的水路运输和农田灌溉，根据唐兆民先生的《灵渠文献粹编》中对历代修治灵渠的统计，清代对灵渠的修治共16次，其中有几次的规模是较大的。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广西巡抚陈元龙主持一次较大的修治。这次修复工程的质量较好，很快恢复了灵渠的水运和农田灌溉，《重建灵渠石堤陡门碑记》中有“小民庐舍田亩，藉以保全”字样。

雍正八年（1730年），由于朝廷“特重西南水利”，鄂尔泰和金鉷组织了大修相思埭和灵渠的水利活动。在灵渠方面，维修了18座陡门、36座蓄水堰坝、1道长堤（即海阳堤）和1道月堤，凿去149处危石。(www.xing528.com)

乾隆十九年（1754年），两广总督杨应琚对相思埭和灵渠同时进行了大修，关于这次修渠，历史上有“河流宣畅，旱潦无忧；桔槔声闻，沃野千顷”^[5]的记载。

清代兴安县的农田灌溉，主要以灵渠的南渠、北渠为主，同时利用湘江及其支流和漓江及其支流的水源。为了确保灵渠的水源充足，在南渠渠堤上，刻制的《严禁放鸟入堰塘捉鱼》批示碑上指出：“窃维粮田必须粮堰，粮堰灌润粮田，上关国课，下济农民，不可毁伤，所固然也。”该批示牌的内容明确而具体地说明了保护好灵渠，使其正常地发挥灌溉作用，对于统治者来说是关系到“上关国课，下济农民”的重大问题。

清末至民国初年，因连年征战，灵渠疏于修治，灌溉效益下降。直到民国二十年（1931年）广西政局稳定之后，才开始重视灵渠的修治工作，“由广西省政府终年派官员巡视，约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小修时仅将颓坏之工事修理，大修时兼及疏浚。”小修时只是对被洪水损坏的局部设施进行维修，如陡门、堰坝工程的局部维修，每隔5年才进行一次全线修整，以维持正常的通航运输和农田灌溉。为了灵渠灌溉之利，兴安城郊曾经形成一片肥沃的田野“渠田垌”，即旧时被文人命名为“兴安八景”之一的“北郭耕云”（图5-2）。

图5-2　彭榕《兴安八景图·北郭耕云》

抗日战争时期，广西为抗日战争的后方基地之一。为了提高军需运输的能力和水平，国民政府经济部拨款15万元整修灵渠，维持南渠、北渠的运输通航和农田灌溉。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湘桂铁路开始通车，铁路线与灵渠南渠大致平行而走，灵渠的运输作用逐渐减弱。抗日战争结束后，灵渠完全呈现出一片衰败的景象。据民国时期张莲甫的《湘漓溯源》所述：“堤防溃决，陡闸圮毁，盈盈一水，曾不容舠。不仅舟楫排筏，不敢问津；即旱干水溢，两岸农田，胥受其害。”当时灵渠的农田灌溉用水功能已近丧失。据唐兆民先生调查，新中国成立前灵渠南渠共建有堰坝32座、渠沟4条，自流灌溉面积为108.7公顷；堰坝蓄水架筒车181架，提水灌溉面积为217.3公顷。另据1992年的《兴安县水利志》记载，灵渠北渠建有筒车24架，提水灌溉面积为31.33公顷。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公路和铁路高速便捷的运输方式逐渐取代了灵渠缓慢的水路运输，灵渠长期的航运功能逐渐式微，而人口的增长则使农田灌溉作用日渐凸显。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和兴安县各级地方政府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重视发挥灵渠的灌溉作用。

1951年底，桂林行政专署组织水利工程技术人员勘察灵渠后，于1952年对整个工程进行全面修复。1952～1953年，兴安县有关部门加固灵渠大天平、小天平。在南渠2320米处分水，兴修灵渠的一支渠，渠长3200米，设计过水流量为0.2米3/秒；在南渠经渠田垌中间分水，兴修灵渠二支渠（此渠在1958年搞田园化时废弃）；在距南渠4970米三里陡下游处，兴修严关干渠，渠长10千米，设计过水流量为0.8米3/秒；同时，兴修莲花塘、仙桥两条支渠。1954年冬至1955年春，兴安县在灵渠大天平、小天平上游3000米处，改建仙人渠拦河坝和兴修仙人渠，设计过水流量为0.5米3/秒；兴修五五渠，设计过水流量为0.5米3/秒。

1956年，兴安县兴建向灵渠补水的第一座小（一）型水库——支灵水库，水库位于兴安县城南兴安镇柘园村上胡家自然村双女井溪支流上。该水库工程建有主坝1座、副坝3座，均为黏土心墙坝，主坝最大坝高17.2米，坝顶总长120米、宽5米；副坝最大坝高7.2米，坝顶总长432米；总库容为322万立方米，有效库容为309万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为126.7公顷。灌溉余水经过湘漓水电站后流入灵渠南渠。该水电站装机容量为180千瓦，是兴安县境内最早建成的装机容量在100千瓦以上的水电站，可供县城生活和工作用电（1990年，支灵水库及周边山地被租赁给台商开发为桂林乐满地度假休闲世界）。1956年，还兴建了一座小（二）型泥堰水库，总库容为15万立方米，有效库容为14万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为53.33公顷；同时，还在南渠3100米处分水，兴修流向东北，经大湾陡村、五里排、塘市至界首镇城东村的灵渠三支渠，全长13.5千米，设计过水流量为1.3米3/秒。

1957年，在兴安镇红卫村明竹屯东北500米处的小溪上游，兴建了一座小（一）型金沙沖水库，有主坝1座、副坝2座，均为黏土心墙坝。主坝最大坝高23米，坝顶宽3米、总长324米；副坝最大坝高12米，坝顶宽3米、总长550米；总库容为873万立方米，有效库容为703万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达880公顷；同时，该水库的建立还可以补充灵渠三支渠的水量。

1959～1962年，在灵渠大天平、小天平上游18千米处的崔家乡三义村旁的海洋河上兴建木桩干砌石拦河坝，最大坝高3.5米，坝顶宽3.5米、总长184米。其中，中间溢流坝段长122米，左岸非溢坝段长42米，右坝段20米，在大坝左侧设进水闸1座，安装手动和电动两用启闭机1台，设计引水流量为2.5米3/秒，灌溉渠道全长26千米，有效灌溉面积为1013.3公顷，剩余1.2米3/秒的水量进入支灵水库，以补充灵渠南渠的水量。同时，在南渠下游改建和兴建堰坝4座，兴修水轮泵站9处，撤销筒车130架。

1965～1966年，兴建小（一）型南岔塘水库和小（二）型洛塘水库各1座，这两座水库除进行有效灌溉外，还可向灵渠三支渠补水。

通过上述水利工程的兴建、扩建和改建，形成了以灵渠南渠、北渠为中心的水利灌溉网络系统，使灵渠的灌溉面积由新中国成立前的597公顷增加到2016年的4333公顷，其中水田为2689公顷，灵渠灌溉区成为兴安县重要的粮食、蔬菜和水果生产基地之一。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正处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轰轰烈烈的兴修水利运动中，水利工程都是由县、乡两级人民政府组织农村生产队民兵及农民，以大会战的形式突击施工的。这种突击式的修建方式缺乏科学的指导，建筑标准低，水泥、钢筋及其他建筑材料紧缺，施工机械不足，有的工程采取“土法上马”，边测量设计边施工，导致工程建成后，出现坝基漏水、坝外坡漏水、放水涵管漏水、坝肩绕坝漏水等诸多安全隐患。其后，经过几十年的带病运行，各处水利设施严重老化。从2002年起，兴安县水利部门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投入大量资金，对支灵水库、泥堰水库、金沙冲水库、南岔塘水库、洛塘水库进行除险加固，新建或维修上坝公路，完善管理设施。同时，还维修加固了灵渠总干渠、一支渠、严关干渠、引湘干渠等，并完成了长13.5千米的三支渠，而且全渠线混凝土三面光防渗工程，将灵渠三支渠建成为高速水路，以确保灵渠灌区的农田灌溉用水。

通过采取除险加固等系列措施，灵渠及周边小型水库的面貌焕然一新。其中，支灵水库及周边山地带已开发建成桂林乐满地旅游度假休闲世界，形成了一个以灵渠为中心向周边进行辐射的旅游区块，吸引了五湖四海的宾客到此旅游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