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渠水运带来的高峰时期和货物不足

灵渠不仅在军事运输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在民用运输上对促进岭南经济文化发展等方面也同样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灵渠建成后，连通了长江、珠江两大水系，广西境内的内河船只从漓江往北经灵渠入湘江过洞庭湖汇入长江。

汉代，灵渠的水运发展到了一个高峰期，当时西江通往中原的两条主要货运航线都经过桂江。

以合浦为起点通往中原的航线为纵线，即以合浦溯南流江而上，经玉林平原，入绣江，出浔江，抵梧州后逆桂江（漓江），过灵渠，通湘江，最终抵达长江水系。汉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期间，中原的物产输入岭南，岭南及南海诸国的土特产远销中原，大多走这条航线。这一条航线，也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组成部分，灵渠是其中的重要河段之一。另一条航线以番禺为起点，循西江溯源而行，抵梧州后或上桂江过灵渠以达长江水系，或溯浔江、黔江、柳江、融江抵贵州，此为横线。《汉书·地理志》记载：“南越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上述这些商品并非岭南当地所产，相当一部分是由南海诸国运来的货物。南海商船来华者多聚于番禺，再沿西江转入中原。中国货物则经灵渠、桂江、浔江、绣江、南流江一线，由合浦出海，经马来半岛、缅甸而抵达印度。

三国时期岭南地区属吴。吴国倚重水运，一方面是军事上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岭南偏安的局面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使经济往来不断增多，作为主要交通运输方式的水运，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而得以先行发展。水运航线在汉代的基础上继续拓展，灵渠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时的交趾太守士燮向孙权进献贡物也是走经灵渠入长江水系这条航线。当时，灵渠和桂江已是中原物产输入岭南、岭南以及南海诸岛的土特产品销往中原的主要通道。兴安逐步成为中原与岭南的物产集散转运地，中原、湖广、云贵的特产，始安（今桂林）的蕉布、葛布、翡翠等物品都在此集散。灵渠商贾云集，水运繁忙。

唐代天宝元年（742年），在长安城东修建广运潭（巨大港口），供全国各地向都城运送财物的内河船只停泊装卸之用。在一次专供皇帝欣赏的各地船舶展示中，有满载玳瑁、珍珠、象牙、沉香的南海郡（今广州）船只和满载蕉葛、蚺蛇胆的始安郡船只，这些船只都是经过灵渠而入长江，再经过大运河转运的。

在宋代，两广食盐行销湖南，广西稻谷北运临安，均依赖于水路运输。《桂林市志》记载：“建炎四年（1130年），钟相、杨幺率洞庭湖农民举刀起义，江淮食盐不通湖湘，广西食盐大量经梧州运抵桂林经灵渠转销湖南，年运量达八万箩。除官盐外，商盐运输也相当旺盛。”(www.xing528.com)

1963年，在兴安严关发现的宋代窑址，证实了桂北地区手工业技术的进步。严关宋代窑址的分布范围达10000平方米，窑室呈坡式龙窑。出土的瓷器胎骨灰白，釉色晶莹，有青黄色、姜黄色、酱黄色、黑色和青色等，其中一部分为印花瓷已达到了较高的制作水平，书有“大观”“嘉定”等年款。出土的酱黄釉瓷壶、青黄釉印花盘、青釉印花碗等造型美观，称得上严关宋窑的代表作。严关紧靠灵渠，这些瓷器可从灵渠北运，输往江淮、中原等地，南运下漓江，从西江出海。

据《广西通志·交通志》记载，宋时期经过灵渠的水陆联运线有3条。第一条是由桂江跨灵渠入湘江—洞庭湖—长江—大运河到达中原，这是古水道南、北干线的最佳航线。该航线可从赣江南向，到达南海之滨，虽为南通广州的一条干线，但决非商旅的最佳捷径，史称“赣石水急，出船甚难”^[11]，又称“南康赣石旧有二十四滩，滩多巨石，行旅者以为难”^[12]。唐代房玄龄等人合著的《晋书·杜预传》记载：“旧水道唯沔汉达江陵，千数百里，北无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会，表里山川，实为险固，荆蛮之所恃也。预乃开杨口，起夏水，达巴陵，千余里，内泻长江之险，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后世无叛由杜翁，熟识智名与勇功。”这说明自汉代以来，至宋、元时期，这条水运干道已巩固，经过千余年的长期实践，是一条优选的行旅航线。第二条是由桂江、灵渠注湘江，转入渌水、袁水、赣江、信江、衢江、桐江、富川江到达杭州。第三条是由灵渠到桂江转入绣江经南流江至合浦出海。这些水陆联运线把广西各条江河连接起来，是自秦汉以来的又一个重要的水运通道。

由宋代至明、清时期，灵渠的重要地位经久不衰，航运呈现出一片繁荣。清代陈元龙的《重建灵渠石堤陡门碑记》记载，“夫陡河虽小，实三楚、两广之咽喉，行师馈粮，以及商贾货物之流通，唯此一水是赖”，因为水路运输费用远低于陆路运输费用，“食货贸迁有无，致之于陆倍其值，运之于水廉为售”。所以至明代和清代，灵渠仍是南北交通运输的要道，曾出现一天过往船舶200多艘连樯而下的繁荣景象。清代道光年间杨应琚的《修复陡河碑记》记载：“长沙、衡、永数郡，广产谷米，连樯衔尾，浮苍梧直下羊城，俾五方辐辏食指浩繁之区，源源资其接济，利尤溥也已。”“百斛大舸”“巨舫鳞次”“帆樯相错”都是描写灵渠船过陡门时的热闹场面，由此可见灵渠对于促进岭南和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

民国时期，虽然桂黄公路已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通车，但是因为汽车不多，且运输费昂贵，所以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湘桂铁路通车以前，兴安境内水路仍有船舶通航。据民国《广西年鉴》记载，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航行桂林至全州线的民船有341艘，载额为3500吨。据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扬子江水利委员会《湘江上游兴安全县段水道查勘报告》中提供的资料，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往来湘江、灵渠、漓江的船舶分全（全州）、桂（桂林）两帮，其中，在广西航政局登记通行桂林至全州间的船舶425艘，在湖南衡阳水上公安局登记的船舶载重在100担以上的有943艘、载重在100担以下的有5237艘，可往来于兴安的船舶共计6245艘。但因货物不足，每年航行灵渠的船舶实际只有600多艘。在桂黄公路通车前，来往船只应该不止此数。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湘桂铁路通车后，来往船只日渐减少，至20世纪50年代以后，基本上已无船只与外地往来。至此，在历史上已通航两千余年的灵渠水路运输，逐步为陆运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