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灵渠修筑次数频繁修筑规模为清代最大

到清代，灵渠的修筑次数更为频繁，这是因为两广的经济地位越来越重要，人口越来越多，灵渠已到了不可不通的关键时刻。当时灵渠及周边的兴旺景象可以用清代康熙年间兴安知县陈关调的诗句来说明，“秦汉疏凿力，险阻已通舟。陡军三十六，启闭无时休”，“秋风河上岂翱翔，一陡船移一陡防。溯水篙工声带瘁，乘风日岸语连忙。官旗厉色争王路，贾客回头敛画樯。堪笑陡军三十六，劳劳犹藉汉时光”^[35]。为满足繁忙的运输需要，灵渠的工程状况必须保证良好，管理也必须达到更高的水平。在多次的修渠中，尤以下列几次最为重要。

第一次修渠。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冬，巡抚范承勋因“陡石圮坏”，倡导补修，用两个月的时间修完。

第二次修渠。清代陈元龙的《重建灵渠石堤陡门碑记》记载，“癸巳（康熙五十二年，即1713年）之春，霖雨不止，水势日涌……天平石、飞来石诸险工，倾决殆尽。旧设三十六陡，存其迹者仅十四陡，余皆荡然。若及今不大修筑，行将断楚粤之舟楫，而淹通邑之田庐矣”^[36]。这时，清朝廷不得不对工程进行全面大修。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初冬，广西巡抚陈元龙亲自督修，翌年十一月完工。据其规模和工程量，可算是清代最大的一次修筑。主要维修内容有以下四项：第一项，重修大天平、小天平，加强整体性，改进砌筑方法。天平主体原用大块料石平砌，这次改为龟背形砌法，即块石错落相间，形如龟背，相互制约，使整体性大大加强。溢流面的鱼鳞石选用长条石竖砌，插入深度增加，条与条相接更为紧密，质量也较修前更好。第二项，修筑各处堤岸与陡门。堤岸原来都是由岩石砌成，这次特别加强基础处理，“掘地七八尺，用大木排桩，上以大石合缝砌之，灌以灰浆，堤更固矣”^[37]。这次修筑了尚存的14座陡门，已废坏的22座陡门酌情恢复了8座，其中北渠4座陡门都在重建之列。第三项，“滩河多恶石，每损行舟”^[38]，多做了凿滩处理。根据记载，这些滩石都在已恢复正常使用的22座陡门的范围之外，分布在灵川到全州的天然河道上。第四项，吸取多年来管理方面的经验教训，对管理经费、人工及制度都做了具体规定。用工程经费“买渠田二十余亩，为渠目、渠长工食；买田七亩有奇，供祠庙香火；以二百金存兴安盐埠，官岁收其息，以备不时小修；添设陡夫十二名，于兴安县民壮项下拨给工食，区画得宜，可以善后矣”^[39]。灵渠的加强管理是与航运任务的加重相适应的。这次灵渠维修的主持者陈元龙后来入朝为大学士，他从实践中认识到灵渠在国计民生中的重要地位，认为重建后的灵渠虽然比较全面，但是还不完善，建议继续把工程做好。

第三次修渠。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洪水泛滥，冲垮千工堰和部分陡门。雍正八年（1730年），云贵总督兼辖广西的鄂尔泰上奏朝廷，奉旨修渠，翌年完工。这次修渠是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修渠的继续和补充，主要工作有两项：一是加工陡、堤、渠道不完善者，“坍者新之，浅者深之，狭者广之……石之触舟者去之；滩之阻舟者凿之”^[40]。实施扩大灌溉工程，当时，“近渠之田，资灌溉者不下数百顷，水旱无虞。前此荒塍，悉登膏沃”^[41]。这次修渠的最大工程是建造了湘江故道旁的防护工程海阳堤，用来维持北渠入湘江故道处的稳定，避免因其被冲而使航运受阻，同时也保护了附近的农田。

第四次修渠。乾隆十一年（1746年），专门疏导了兴安城内的河道、桥、堤及渠旁的道路、店铺。当时，兴安已成为繁华的运输中间站，清代道光年间诗人苏宗经作的《出陡河过兴安县》一诗形象地描绘灵渠穿越县城一段的景观：“行尽灵渠路，兴安别有天。径缘桥底入，舟向市中穿。桨脚挥波易，篷窗买酒便。水程今转顺，翘首望前川。”据文献记载，修筑工程只限于城内，灵渠上共有“天平三、堤四、陡三十三、灌溉渠眼二十四”，工程设施完备，运行状况良好。(www.xing528.com)

第五次修渠。乾隆十九年（1754年），灵渠的建筑物又有颓圮，渠道有淤积，两广总督杨应琚主持进行了广泛的维修。堤陡堰坝及大天平、小天平全部列于工程项目之内，尤其重视堤陡结构的质量，将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重建堤岸陡门的经验推广到大天平、小天平、铧嘴和其他堤岸的维修上，“天平石下堤畸零处，基则尽钉松桩，上均用青石密砌，两石相接之处悉以生铁锭钤锢”^[42]。这种工程结构至今还可以看到，其护城堤是“以青石连环结合，工材不苟”^[43]。在选料和砌筑方法上也都十分讲究，在大量的维修和增建项目中，陡门是重点。宋、元、明时期的灵渠陡门均为36座，由于在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修筑中并未全部恢复，在第五次修筑之前只有23座，本次又增修5座，达到28座，与现在有迹可循的陡门数量已很接近。当事人描写这次完工后的情况说：“旧日百夫牵挽一舟，月余而不得过者。今千航万艘，轻篙柔橹出灵渠矣！”^[44]还有的说：“河流宣畅，旱潦无忧；桔槔声闻，沃野千顷；舳舻衔尾，商旅欢呼。楚越之血脉长通。”^[45]虽然这些描述不免有过誉之词，但是总的来看，工程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第六次修渠。嘉庆五年（1800年），海阳堤坍塌数十丈，堤后的大片农田被淹没，北渠下尾被破坏，渠水浅涸。为此，维修成为当务之急。广西巡抚谢启昆组织修渠，采用浙江海塘结构，用竹篓囊石的方法镶筑石堤，使得农田既可恢复耕种，灵渠下口水位又可加深，航行条件也得到改善。《清史列传》卷三一记载：“向来铜船过陡河必行一月，今浙江铜船一百五号，三日内全行出陡。”可见，海阳堤的作用非常重要。

第七次修渠。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由于此前管理不善，很多建筑物遭损坏，广西巡抚赵慎畛组织人员进行维修，完工之后总结出一条维持灵渠良好状况的经验：“陡河山突溜急，下淋上泻，工虽坚，讵敢信其历久不坏！惟望后之令斯土者，实心实力防维保护，不以岁修为具文，有损必究，有缺必补，毋负千古仁人君子惠农利商之至意，则三十二陡，百年不敝可也。”^[46]洪水冲毁秦堤，南渠干涸。同年冬，兴工修复铧嘴、大天平、小天平、泄水天平、秦堤和陡门，修复的虽不是重大建筑，但工程涉及范围很广，与“帆樯相错，悉庆安澜”的局面不差多少。

第八次修渠。光绪十一年（1885年），湘江上游发大水，“分水坝及南北陡堤冲啮几尽，壅漕绝溉，民用戚然”^[47]。当年冬天，利用枯水期重新修筑，主要工程如下：第一，改建铧嘴，大水冲坏的部分（100米）不再重修，铧嘴尖端下移，“甃结甚坚，下则以乱石围之，堤身高而固。其大小天平，叠石如鱼鳞形，匀排密布，衔接处胶以灰泥，外复缘以巨石”^[48]。这是全部工程的中心。第二，修陡门，补堤岸，凿浅滩。光绪十三年（1887年），还有一次补修。这两次修补工程范围之广、工程量之大，都是历史上罕见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前最后一次大的维修。第八次修渠的工程技术虽无大的改进，但却全面继承了灵渠两千多年来累积的技术经验，所遗留下建筑的规制面貌，除个别损毁外，大部分在今天仍可以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