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讀曲阜》指出，清康熙帝謁拜孔子墓的史料中，没有明確記載大林門與二林門之間的概念。此説法與孔毓圻《幸魯盛典》、孔尚任《出山異數記》等史料記載不符。康熙二十三年（1684）十一月，康熙帝東巡泰山、巡幸江南後北還，過曲阜而祭拜孔子；謁拜孔子墓時，孔子六十六代孫襲封衍聖公孔毓圻率孔尚任陪駕。孔毓圻爲記述康熙帝拜孔盛事而作《幸魯盛典》，康熙帝御覽欽定并作序。《幸魯盛典》記載：
聖駕……前行一里至聖林門，命從臣皆下馬，又半里，入觀樓門，衍聖公孔毓圻等跪迎道左。上顧笑曰：“爾等已先到此耶。”毓圻奏曰：“臣等從間道先來伺候。”[7]
孔尚任《出山異數記》記載：
聖駕……前行一里至聖林門，令扈從臣皆下馬，行又半里，駕入樓觀門，衍聖公毓圻率尚任等跪迎道左。上顧笑曰：“爾等已先到此。”[8]
兩文記述較爲一致，均明確記載隨從官員至聖林門（大林門）下馬，又行半里，入觀樓門（或樓觀門，習稱二林門）。顯然，《游讀曲阜》“没有明確大林門與二林門之間的概念”的説法是欠妥的。由此可知，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至聖林門也就是習稱的大林門是存在的。(www.xing528.com)
臺基斷砌造建築形態，最早見於宋《營造法式》：“若階斷砌，即卧柣長二尺，廣一尺，厚六寸。”[9]《營造法式》這部建築典籍，頒刊於北宋崇寧二年（1103），是中國長期流行於建築行業的經久行用之法。斷砌造基座分爲左、右兩個部分，中間分開留一條平整的道路，方便車馬從兩個基座中間出入。此建造型式，在宋代時比較常見，如《清明上河圖》中寺院山門的肋門就采用了斷砌造樣式。[10]南宋蕭照《中興禎應圖》中的康王府大門，也是斷砌造。[11]宋代及以後，斷砌造建築型式一直廣爲流行，其方便車馬出入的特點，與孔林大林門的功能作用非常契合。
魯哀公十六年（前479），孔子去世后“葬魯城北泗上”（《史記·孔子世家》）。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孔子的陵墓受到重視，不斷擴充林地、增創建築。據統計，從漢代至清末孔林修建、增建達15次。[12]歷次修築，修建者莫不精心設計、巧妙施工，其建築形態和建築元素，集中反映了各個時期的建築規制和特點。但是，建築的發展與朝代的更替并不一定同步，在建造過程中遵照營造法式，延續傳統工程做法，或采用先進技術和工藝而留有當代建筑形态和建築元素的痕迹，實屬必然。斷砌造臺基在宋代時就比較流行，且一直影響元、明、清三代的建築。憑籍建築形態或建築元素推斷建築的建造年代時，其可作爲“不早於哪年”的依據之一，但絶不可據此推斷“建於哪個年代”。
可見，建築形態或建築元素不是確定建築建造年代的主要依據。暫且不論《闕里文獻考》“建重門”之本義如何，單純以建築形態或建築元素“斷砌造法，是宋元時期的流行做法”而斷定係元代建築，或因“明顯呈现出清式做法”而推斷此門始建於清代，都是不嚴謹和不妥當的。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帝謁拜孔子墓時存在大林門，“清雍正年間”説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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