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至順二年与清雍正年间的对比研究-孔子学刊

1979年，曲阜孔廟、孔林、孔府恢復開放。1983年，爲滿足游客參觀和旅游講解的需要，濟寧地區出版辦公室編寫了《曲阜觀覽》一書。該書主要由曲阜文物管理部門研究人員和曲阜師範大學部分專家學者撰文，是最早的曲阜游覽指南。“元至順二年”説最早見於此書：

元文宗至順二年（公元一三三一年），孔思凱主持修建了林墻，構築了林門。

林門，神道的盡頭是孔林大門，俗稱“大林門”。

進入孔林大門，迎面可看到一洞深邃的拱門。拱門上有高大的“觀樓”。拱門上方門額石刻篆書“至聖林”三字，係雍正十年（公元一七三二年）敕修。

由孔林大門到“至聖林”門這一段，是孔林前突出的部分，類似古代城市建築的月城。進得林門，有一條長約十華里的環林路向左右兩側延伸出去。[1]

文中認爲，孔林林門包括大林門和至聖林門，建於元至順二年。1987年出版的《曲阜孔廟建築》記載：“元文宗至順二年，五十四代孫曲阜尹孔思凱‘以樵林難禁，始作周垣，建重門’。重門即今日之大林門和二林門。”[2]此説與《曲阜觀覽》觀點一致，并進一步明確了元至順二年所建的重門，就是今日的大林門和二林門。

1993年，曲阜孔廟、孔林和孔府申報世界文化遺産，國家文物局的申報材料明確采納了“元至順二年”説，申報文本《主要文化遺産目録表》對孔林大林門記述爲：

類别：古建築；名稱：大林門；數量：一；位置：孔林大門；時代：元至順二年（1331年）；突出特點：門屋三間，懸山頂，五檩三柱分心式木架，門臺斷砌造，門築於高臺上，明間留出車道；價值：門臺是宋元時期流行的做法，是斷砌造遺留至今的實物例證；現狀：保存完好。[3](www.xing528.com)

文本中强調了孔林大林門斷砌造門臺建築型式，認爲是斷砌造做法遺留至今的實物例證。1994年，《孔子文化大典》也采納了“元至順二年”説：“大林門，孔林的正門，位於至聖林坊後。斷砌造，門築於高臺上（臺高1.10米），明間留出車道，是宋元時期的流行做法，與元至順二年（1331）‘作周垣，建重門’的記載正吻合，此門即爲這年造。”[4]此後，曲阜相關志書和著述以及導游詞，大多采納“元至順二年”説，有的全文照録，有的在遣詞造句上作一些改動。[5]

2012年，曲阜文物部門出版的《游讀曲阜》，是《曲阜觀覽》的升級版。該書首次提出了“清雍正年間”説，并言之鑿鑿：

關於此門的始建年代，一直存在錯誤的認識，大多資料記述此門爲元至順年間始建。主要依據是《闕里文獻考》卷十一有“作周垣，建重門”的記述和現存建築型式。“重門”一詞被現代人理解爲雙重之門，即一并建了孔林大門、二門。但現存的至順三年《宣聖林神門記碑》是最爲原始的史料，雖部分字迹有殘損，然仍可辨“崇建一門”的記載，一門即神門。碑文中是否有“重門”字迹，已無法明斷。即便有，當爲喪葬禮儀之重門的稱謂，也可稱之爲“凶門”，不可能同時存在“崇建一門”，又有現代意義的“重門”即雙門之意。至於明間券門低、次間斷砌高的建築型式，只是功能作用上的歷史傳承，主要是爲了方便喪葬、祭祀、謁拜時棺柩、車馬、儀仗的出入。同時，也增加了大門的威嚴肅穆之感。通過現存柱礎皆用石鼓礅，中柱落地、柱頂直接承脊檩；邊柱稍有側脚，柱頂梁作，不用斗拱；單、雙步梁斷面幾成方形；懸山挑度較小等建築元素，明顯呈現出清式做法。明《闕里志·聖林》在描述當時孔林建築布局時，明確記載：“洙水水上有橋，橋東有輦路，路南爲觀樓。樓在周垣之上，魯故北門也。樓南爲林坊，匾曰‘宣聖林坊’，之前爲大石坊，五洞，鎸‘萬古長春’四字。”并未提及此門的存在。

另外，康熙年間皇帝謁拜孔子墓的史料中，只是記載：隨從官員至聖林門外下馬，皇帝過洙水橋至墓門降輿。也没有明確記載大林門與二林門之間的概念，且今二林門處舊有樹立下馬碑1通。由此，我們可以推測，此門有可能是清雍正年間大修孔林時所建。[6]

《游讀曲阜》依據《宣聖林神門記碑》“崇建一門”的記述，提出不可能同時存在“崇建一門”，又有现代意義的“重門”即雙門；參照建築元素具有明顯清式做法和清康熙帝謁拜孔子墓有關史料記述，推測此門是清雍正年間大修孔林時所建的。

“元至順二年”説的主要依據是：林門建築的斷砌造結構形態具有宋元時期的流行做法，與《闕里文獻考》元至順二年“作周垣，建重門”的記載相吻合。“清雍正年間”説的主要依據是：其一，《闕里文獻考》“建重門”與《宣聖林神門記碑》“建一門”不符，“重門”不是雙門之意；其二，此門斷砌造，只是功能作用上的歷史傳承；其三，现存建築元素具有明显清式特徵，與《闕里志》和清康熙帝謁拜孔子墓的文獻史料相吻合。

“元至順二年”説和“清雍正年間”説皆是依據建築的結構形態、建築元素，以及《闕里文獻考》《宣聖林神門記碑》等文獻資料進行的推測，“二説”的形成各有其因，有必要略加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