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子廟碑的歷代著録及傳本

《夫子廟碑》最早見於南宋孔傳的《東家雜記》。孔傳原名孔若古，孔子四十七代孫，建炎初隨宗子孔端友南渡，寓居衢州，紹興甲辰時編成此書。書中記孔廟古碑，曰：“齊碑一，乾明元年，夫子碑，隸書，磨滅，字不可讀。”[11]其只對《夫子廟碑》有一個簡單的介紹。有的學者認爲，《夫子廟碑》最早見於北宋王寀的《汝帖》。《汝帖》其八有樊遜書《道昭帖》，文曰：“道昭景行德群杰盡忠衛帝大節不逾。”[12]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二一“孔廟北齊乾明碑跋一、二”據此以爲，《道昭帖》中所載爲《夫子廟碑》中的文字，《夫子廟碑》由樊遜書丹：“此碑殘泐之極，不可句讀，今猶得據汝州帖識是樊遜之書，又知爲鄭述祖事。”[13]其《平津讀碑記》則直言：乾明元年孔廟碑，北齊樊員外遜書。《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采用翁方綱的觀點，説《夫子庙碑》乃鄭述祖撰、樊遜隸書。然王寀的《汝帖》係割裂竄亂諸名帖而成的，此已是學界共識。黄伯思《東觀餘論》批評它説：“雜取《法帖》《續帖》中所有者時載之，又瑉玉間簉，不能辨也，此猶亡害，至其集古帖及碑中字萃爲僞帖，并以一帖省其文，别爲帖語及强名者甚多。”[14]因此，以《汝帖》來考證《道昭帖》中所載爲《夫子廟碑》中的文字，以及《夫子廟碑》爲樊遜所書的證據很不充分，故而可以認定，目前最早著録《夫子廟碑》的應是《東家雜記》。

此後，歷代金石著作，如宋趙明誠的《金石録》、金孔元措的《孔氏祖庭廣記》、明末清初顧炎武的《金石文字記》等，都對此碑有所記載。但是，其都如《東家雜記》一樣，只著録了名稱和時間、書體，因字磨滅不可讀而未記載原文。到清代時，因“《闕里志》不載其文而《祖庭廣記》亦云剥落不可考”，孔繼汾惜古碑銷蝕，故取其猶可識者102字，節録於《闕里文獻考》，方著録此碑原文。其後，阮元的《山左金石志》和王昶的《金石萃編》繼續考證，王書增補至140餘字，阮書增補至170餘字，是目前保存碑文較多、較全的記録。

《山左金石志》和《金石萃編》考證時間相近，阮書較王書成書在前且碑文内容更全，然王昶并未采用阮書。兩書中很多碑字不同[15]，還有幾处關鍵信息内容也不一樣。碑文首句相同，第二句中阮書作“曐月亼”，王書作“曐月仝”，亼同集，仝同全。阮書有“□祖，字恭文”一句，記録了某個具體的身份信息，王書只有“字”字。阮書有“之孫”一詞，王書無。阮書有“青州”，王書只有“青”字，根據前文考證，鄭道昭爲“青光相三州刺史”，此處不當爲青州。“忠□帝，職歷□州”一句，阮元作“忠八帝，職歷九州”，王昶作“忠□帝，職歷七州”。考之史傳，鄭述祖自釋褐爲官始，經歷了北魏、東魏、北齊三朝，先後擔任衆多官職，僅刺史一職就任於多地。《北史》記載：“前後行瀛、殷、翼、滄、趙、定六州事，正除懷、兖、光三州刺史，又重行殷、懷、趙三州刺史，所在皆有惠政。”他先後在瀛、殷、翼、滄、趙、定、懷、兖、光九個州之中任刺史，但《夫子廟碑》立於他任兖州刺史時，之後纔任光州刺史并卒於任上，所以立碑之時還没有“職歷九州”，故此處應采王昶之説爲“職歷七州”[16]。“七州”後阮書有“之與……下能”，王書無；“去盗”之上，阮书作“火”，王書作“人”；“三”上阮書有“殊上”，王書無；“女夷”上，王書有“氏”，阮書無；“群”上，阮書有“扈”，王書無；“閣”後阮書有“之”，王書無；“來游”之下，阮書有“既罷乃睹兹廢……而體……嗟嘆久之，乃顧謂……曰豈……未……即命工人重爲鎸……志”的文字，比較詳細地反映了當時事件的情形，王書則不全，只有“廢……而體……嗟嘆久之，乃……曰豈是……即命工人重爲鎸”；“名長”後，阮書有“海”字，王書無；带“者”字的句子，阮書爲“更……曹……者……少必欲□論景行”，王書爲“命工人□者……必□□論景行”；“載”後，阮書有“備言其美率東墩之豪”，王書爲“東墎之豪”，考查前後文語境，似爲“東墎之豪”；碑尾，阮書有“有碑記”，王書無之。(www.xing528.com)

此後，孫星衍《寰宇訪碑録》只著解題目録；《曲阜縣志·金石》全采《闕里文獻考》，而“響”作“嚮”，“揔”作“總”；駱承烈《石頭上的儒家文獻——曲阜碑文録》采《金石萃編》，然亦有些許異體字的差别，并多“之”“者”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