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道昭與碑文中的道昭：考證及背景

碑文有“乾明”二字，乾明爲北齊廢帝高殷的年號，乾明元年爲庚辰年，故碑文首句或爲“□□齊乾明元年岁□庚辰”。乾明元年八月壬午，高殷被廢爲濟南王，孝昭帝高演繼任大統，并改年號爲皇建。由此可知，此碑立於乾明元年一月到八月之間。

碑文中有“道昭”二字，結合時代背景，考證可知，《北史》等书中有鄭道昭其人。《魏書·列傳第四十四》《北史·列傳第二十三》中有鄭道昭傳，謂道昭“遷秘書監、滎陽邑中正，出爲平東將軍、光州（今山東威海、烟臺一帶）刺史，轉青州刺史，將軍如故。復入爲秘書監，加平南將軍。熙平元年卒，贈鎮北將軍、相州（今河南北部、河北南部一帶）刺史，謚曰文恭”[1]。道昭有子五人：嚴祖、敬祖、述祖、遵祖、順祖，第三子述祖字恭文。考《北齊書·列傳第二十一》《北史·列傳第二十三》，其中有鄭述祖傳：“鄭述祖，字恭文，滎陽開封人。祖義，魏中書令。父道昭，魏秘書監。”[2]鄭道昭之父爲鄭義。《魏書·列傳第四十四》《北史·列傳第二十三》中有鄭義傳。据传文可知，鄭義曾任北魏中書侍郎、安東將軍、兖州刺史、秘書監，受封平昌男、滎陽侯、南陽公等。史書傳文記載與碑文中的信息相合，結合材料考得碑文中的相關内容應爲：“述祖，字恭文，滎陽開封人，即魏安東將軍、□□□□□□□南陽公義之孫，鎮北將軍、秘書監、青□□□□□□□公道昭之第三子也。”

流傳於世的其他有关鄭述祖、鄭道昭的碑刻，主要是鄭氏父子在光州雲峰山、天柱山、大基山上篆刻的一系列石碑石刻，統稱“雲峰刻石”，考其碑文，亦可補《夫子廟碑》的信息。雲峰刻石中的《中書令鄭義碑》《鄭述祖重登雲峰山石刻》《鄭述祖天柱山銘》三石對此有極大的參考價值。《中書令鄭義碑》（简称《鄭義碑》）又叫《鄭文公碑》，是稱頌鄭義德政之刻，碑文首句爲“魏故中書令、秘書監、使持節督兖州諸軍事、安東將軍、兖州刺史、南陽公鄭君之碑”[3]，記載了鄭義的主要官銜；文中詳細記述了鄭義的生平，還記載了鄭義出使宋時與孔道均論樂一事，史傳不載，可據此補其闕。《鄭述祖重登雲峰山石刻》《鄭述祖天柱山銘》則是鄭述祖游覽雲峰山、天柱山時回憶少時與父同游而刻的緬懷之作。述祖十一岁時跟隨時任光州刺史的道昭游雲峰山、天柱山，并刻詩碑；等到述祖做光州刺史時，故地重游，觸景生情，對石哀慟，遂刻石志之。其中，这两碑中的时间记录为“大齐河清三年五月”和“大齐天统元年岁次乙酉”，则《夫子庙碑》首句应为：“□大齐乾明元年岁次庚辰。”另外，碑文云：“使持節都督光州諸軍事、□□大將軍、儀同三司、光州刺史鄭述祖，字恭文，即魏鎮北將軍、秘書監、青光相三州刺史文恭公滎陽道昭之子。”[4]“天柱山者，即魏故通直散騎常侍、中書侍郎、國子祭酒、秘書監、青光相三州刺史先君文恭公之所題目。”[5]從碑文中可以看出，立碑者或是想借石留名，因而事無巨細地列出了人物名號，我們可據此獲知鄭氏刻碑的碑文體例和人物常見名號。依此類推，《夫子廟碑》的相關内容可完整地補充爲：“述祖，字恭文，滎陽開封人，即魏安東將軍、兖州刺史、中書令、南陽公義之孫，鎮北將軍、秘書監、青光相三州刺史文恭公道昭之第三子也。”

關於鄭氏父子的碑作，學界對雲峰刻石的關注較多而對《夫子廟碑》的關注較少。實際上，厘清《夫子廟碑》的情况對研究雲峰刻石的情形大有裨益。雲峰刻石，尤其是《鄭義碑》的書丹者爲誰，學界一直莫衷一是。書法學家多認爲《鄭義碑》乃是鄭道昭所書，代表了道昭的書法水準。因此，該碑在清代時受到學界追捧，成爲中國書法史上的名碑之一。包世臣《藝舟雙楫》説：“‘鄭文公碑’字獨真正，而篆勢、分韵、草情畢具。”[6]葉昌熾《語石》甚至因此評價道昭説：“北朝以鄭道昭爲第一。”“余謂鄭道昭，書中之聖也。”[7]但也有學者認爲，此碑并非道昭所書，因爲碑尾記曰：“故吏主簿東郡程天賜等六十人仰道墳之緬邈，悲鴻休之未刊，乃相與欽述景行，銘之元石，以揚非世之美。”[8]此語表明，該碑乃是程天賜等人刊刻的。

首先，我们來對比雲峰刻石的另外兩石《鄭述祖重登雲峰山石刻》（简称《重登雲峰山石刻》）與《鄭述祖天柱山銘》（简称《天柱山銘》）。《重登雲峰山石刻》中有鄭道昭、鄭嚴祖的名號。一般而言，本人不會直呼其父、其兄之名；提到述祖用“公”的稱呼，若述祖所爲則不会自稱爲“公”，其表達方式是第三人称；《天柱山銘》中直説“鄭述祖作”，提到述祖用“余”，對鄭義、鄭道昭不直呼其名而稱文貞公、文恭公，其表達方式是第一人稱。《天柱山銘》中多有贊揚道昭之辭，是述祖對道昭德政的贊美之作；《重登雲峰山石刻》更多的是叙事，記録述祖任光州刺史時，對左右僚屬回憶隨道昭游覽雲峰山的情形，山上有道昭舊迹，“遂率僚佐同往游焉，對碣觀文，發聲哽塞，臨碑省字，與言泪下”。《掖縣志·古迹》中説，其乃“萊人刻石紀事”，分析碑文内容可知，確應如此。(www.xing528.com)

《夫子廟碑》亦是此種情形。首先，碑文中提到述祖時用“公”的稱呼，還直呼鄭義、鄭道昭的名字，可見此碑文如《重登雲峰山石刻》一樣，不是述祖所撰的。其次，碑文中有“閣之……來游……既罷乃睹兹廢……嗟嘆久之乃顧謂□□曰豈是……即命工人重爲鎸……備言其美率東椁之豪□以終其……祠堂□有碑記……存因□□□刊微……二十日訖功”[9]幾句，由碑文内容的表達方式可以看出，這應是第三人紀事。句中缺字很多，從隻言片語及其他碑文的内容特色中，或可推知事件的大致經過：道昭曾拜謁孔廟，并刊碑以記；其後，述祖任兖州刺史時，亦率衆到孔廟拜謁，并訪其父遺迹，觀其已經廢壞，感嘆良久，即命工人重新鎸刻，左右隨行美其事，遂刊此碑以記之。因此，《夫子廟碑》應當是跟隨述祖謁廟的門下、故吏或者郡人撰文立碑的。

我们再來看《鄭義碑》。碑文稱鄭義爲“鄭君”而非文貞公或文公，提到道昭時直呼道昭而非用“余”。由此可知，碑文并非需要避諱的道昭所撰。而且，文中説其二人“父官子寵，才德相承，海内敬其榮也”，顯然是第三人贊揚鄭氏父子之言，若道昭自作则不會如此直白的自誇。再者，上文引用的碑尾語句，已明確表明此碑乃是程天賜等人刊刻的。對於這種情况，王昶在《金石萃編》中解釋説：“雲峰山鄭道昭刻其父文公德政而托名於故吏程天賜也。”[10]他認爲碑中雖題名程天賜，却是道昭假托之名，實則仍是道昭所爲。然而實際上，漢魏六朝時期，門下、故吏、郡人爲名人立碑是很常見的事情。比如，《北海相景君銘》爲門下書佐等人所立，《博陵太守孔彪碑》爲故吏十三人所立，《魏兖州賈使君之碑》爲義主翟旭仁等所立，《魏魯郡太守張猛龍碑》爲諸郡人所立，《西門豹祠堂碑》爲趙郡王高叡等所立。有門下、故吏、郡人等爲名人立碑應當是一件比較榮耀的事情，所以此種碑刻在金石著作的記載中不勝枚舉，可見属於一種社會常態。因此，故吏程天賜爲鄭義立碑是合情合理的，而不必將之强加於道昭身上。不過，此碑刻於道昭任光州刺史時的屬地，應是在道昭的默許或者親自主持下刊刻的。

由上可知，《天柱山銘》是鄭述祖之作，《鄭義碑》《夫子廟碑》《重登雲峰山石刻》实是其門下、故吏、郡人等所作，并非道昭、述祖本人的書法作品。這些碑都是在两人任職時的屬地中刊刻的，應是在其默許或者親自主持下完成的，也可算作鄭氏父子碑作内容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