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國法的王道秩序-孔子学刊

韓宣子聘魯時，曾感嘆：“周禮盡在魯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左傳·昭公二年》）其説的正是周以禮法王天下。孔子説：“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論語·雍也》）“道”即王道之謂，齊、魯共尊禮制，而魯國之“法”尤存先王之道。

王道是儒家政治、社會治理之道的最高境界，核心特征是以德服人。《孔子家語·王言解》載孔子説：“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孔子論述了道與德的辯證關係。“道者，人之所共由也；德者，己之所獨得也。”[29]“道”是人生社會的價值導向，“德”是個體得之於内心的感悟與準則。爲政者建立與維護社會整體的價值方嚮，以此引導民衆，而民衆不斷養成道德的過程，又反過來撑起了社會價值。簡言之，施行王道，關鍵在於踐行明王之德；落實王道，關鍵在於能使百姓有德。魯國之“法”代表王道秩序，關注的是人之本身，强調的是德教的意義。

（一）人情與人道并重

與现代法律以市場經濟及其科層行政管理爲主要内容不同，魯國之“法”多圍繞人的生活。比如，《儀禮》記載了冠、昏（婚）、喪、祭等禮儀；再如，禮法强調君有君德、官有官德、臣有臣道等。這些内容是對具體事務的指導，更是對做人的指導。人們往往只看到禮法對於人的束縛，却忽略了它在具體事务上給予人的極大的自主性。

魯“法”的自主性充分体现了人情、人心的秩序意義。蹩脚的管理往往給人以疲弱或冷冰冰的感覺，魯國之“法”則不然。上文所引“柳下惠治獄”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孔子論“其父攘羊”。《論語·子路》載，葉公對孔子説：“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説：“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這則故事出现了兩種“直”：葉公言直基於既定的事實，正直守法；孔子言直，以情論理，以人論事，“直”在人心民情中。《論語·微子》也載柳下惠自謂：“直道而事人。”柳下惠的“直道”顯然與孔子的“直”同類。

在众所周知的“曹劌論戰”的故事中，曹劌以爲魯國可戰的緣由是魯莊公“聽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斷之”（《左傳·莊公十年》），此正盡到了爲君之職。這裏的“情”不只代表案件的實際情况，更多的是民情、人情。《禮運》記載孔子説：“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義之柄”是社會公理，“禮之序”是秩序規範，“治人情”是希冀人能去惡爲善。魯“法”的最終目標并不是要分清是非對錯，而是要引導更多的人成長，做到成人、至善。同理，《論語·子張》載：“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同樣是對士師的回答，曾子謂“枉直”可寄托者，是對民衆的同情、體諒。

魯“法”强調人情，更强調人道。人道即社會政治、做人做事的正確價值。强調人道，意味著對於執法者的要求更高。魯國之“法”對士大夫階層的要求十分嚴格，在這方面，遭受最嚴厲的當数破壞“道”者，也即孔子所説“巧言破律，遁名改作，執左道與亂政者”（《孔子家語·刑政》）。古代文化普及程度低下，能够以言語欺詐刑律、擾亂政治者，非士大夫及以上者不能爲之。魯“法”的嚴厲是要維護社會道德共同體的威嚴。

孔子誅少正卯或可做這方面的案例。《孔子家語·始誅》記載孔子誅少正卯的原因是：“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盗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少正卯思想錯誤、行爲邪僻，却言論雄辯、記述廣博，足以爲自己文飾。有人認爲少正卯之罪在於言論，實則没有具體行爲。但從今天看來，這些罪名不啻於一些網絡大V虚構、傳播虚假信息，影響惡劣，誤人更多。《周禮·地官司徒》記載：“以鄉八刑糾萬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造言”即製造謡言，“亂民”擾亂的是價值理念，這或是誅少正卯的刑罰依據。“行辟而堅”等只是孔子斷案之語，而非律法條文。(https://www.xing528.com)

（二）魯國之“法”的德主刑輔精神

以儒家思想爲法理的魯國之“法”，學者常有總結，最爲突出的便是“德主刑輔”的觀點與“無訟”的理想。對此兩者，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其時代意義。

春秋戰國是生産力大解放的時代，經濟的繁榮改變了原有的秩序，法家即在此基礎上興盛起來。子産鑄刑鼎自謂：“吾以救世也。”（《左傳·昭公六年》）他欲救之世，正是此經濟迅速發展之世，但以刑救世的效果值得商榷。管子稱：“倉廪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管子·牧民》）但經濟發展、重視法治的齊國也没有塑造出一個知禮守節的社會。春秋至於戰國，尚利之風愈加濃厚，富人以財素封於世，小者比肩士大夫，大者抗衡諸侯。例如，孔子爲一道德家，弟子子貢被“點名”“不受命”（《論語·先進》），但人多以爲子貢賢於仲尼，另一高足子夏坦言：“出見紛華盛麗而説，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决。”（《史記·禮書》）戰國末期，崇禮的魯國也“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史記·食貨志》）。以賞罰爲大端的刑罰使民众愈發看到了利益所在，老子説：“法令滋彰，盗賊多有。”（《老子》第五十七章）民衆逐利之心日長，在這樣的歷史情境下思考“德主刑輔”“必也無訟”，顯然多了幾分同情与理解。

“德主刑輔”是視德刑爲對立統一的整體，犹如陰陽、天地、君臣、父子、夫婦一般，既有把持方嚮者，也有輔佐化成者，兩者各有其具體規定，相互補充，弭争尚和。“德”與“刑”的主輔地位，來自以人的完善、民衆覺知爲考量時，道德優於刑罰的事實，也來自政治需要承擔引領社會責任的事實，更來自人人可教、人人可善的人性自信。相傳，魯國公父氏斷獄能使“有罪者懼，無罪者耻”，原因就在於“齊之以禮，則民耻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孔叢子·刑論》），這正是德刑整體要達到的效果。在德刑整體中，“治必以寬，寬之之術歸於察”，察之之術又在於“言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孔叢子·刑論》），本著寬宏之心，又有明鏡之察，在言辭中分辨道義與情感，這樣的要求即使是在今天的社会中，实现起来亦絶不簡單。

“德主”自然强調德教的意義，“刑輔”也并非以强制執行爲目的。《孔叢子·刑論》載，子張問孔子聽訟如何“若保赤子”，孔子説：“惡其意，不惡其人。”人一念以爲善，一念以爲惡，刑法處罰的是惡意惡念、錯誤的價值與行爲。斷獄求人可以生，不是定求其死，爲政者愛民，斷獄更當慎重。人孰能無過，改之則善，刑罰在於示民以禁，而不是爲了刑民，這就是“刑能新民”的意義。

“德主刑輔”與“無訟”需要統一理解。用德与用刑，好比駕馬車用繮繩與捶策，有人問孔子：一手繮繩一手捶策，豈不是更好？孔子認爲，先王盛禮薄刑，“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孔叢子·刑論》），真正的治道是“設法而不用”，“無訟”於天下，天下亦平和安順。孔子追求不息，乃因他所稱述的魯國之“法”是王天下之道。王道的目的是讓每一個人都能自然地、本能地向著正確的方嚮發展，不獨在經濟物質上，更在精神上自得於己心，自得於一個良風善俗的社會，自適自遂。“德主刑輔”的意義是爲了塑造社會、成就個體，爲了更好地達到社會政治文化上的理想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