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爲國本：魯國法的核心原则

魯是周公封國，魯國之“法”自然是典型的周公之“法”。禮法的主體是周禮，魯國因其特殊的封國性質，故對周禮有著直接的承繼關係。一方面，魯國爲周公封國，周公雖未就任，但周王朝爲了褒揚周公之德，特令魯國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另一方面，魯國作爲周在東方的重要據點，是東方推行禮樂制度、移風易俗的中心。《禮記·明堂位》中説：“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典籍中載魯有“王禮”，可見其禮法之盛。

首先，魯國重视礼法，體现在一系列的爲政原則與政權架構中。《漢書·地理志》中記載周公與太公談論齊、魯治理之法，太公問：“何以治魯？”周公答：“尊尊而親親。”“尊尊”“親親”是禮法中的兩條根本原則，這在魯國得到了徹底貫徹。“尊尊”在魯國中表现爲尊君、忠誠的觀念。季氏一脉在魯國長期專權，但是，即便是國君出走他國后，季氏也未曾有奪取國君之位的想法。[17]孔子曾説：“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八佾》）這是禮法觀念下的君臣相對關係。正因爲有了這樣的君臣關係，所以相比於其他各國發生的王權易位、民人暴動，魯國的政治、社會秩序还是比較穩定的，不得不承認其中有禮法的功用。除此之外，禮法中的重民保民、明德慎罰、勤政尚賢等原則均在魯國中得到了較好的貫徹。魯國與周禮官制也多有相似之处，載於文獻的有太宰[18]、宗伯、大司徒等，可見其在整體上的繼承。

其次，魯人重視禮法，體现在外交場合中。魯僖公三十三年，齊國莊子來聘，處處表现得合於禮法，史載：“自郊勞至於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因此，魯大夫臧文仲勸説魯僖公：“國子爲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春秋時期，人們以爲：國家遵守禮，則意味著國家統治有序，政治安定，是興盛的象征；反之，無禮的事情發生，則意味著國家敗亡。所以，魯人在外交上主張“服於有禮”。

最后，魯人重視禮法，體现在以禮法作爲評判事物的標準中。魯國君臣的一些違背禮制的行爲，往往會遭到他人的評論指責，如魯隱公如棠觀魚、魯莊公如齊觀舍、臧文仲祭海鳥等。魯人以爲禮法代表著天意人心，“禮無不順”（《左傳·文公二年》），違背了禮法便是不順，不順則會遭殃。魯文公二年，夏父弗忌擔任魯宗伯，欲將魯僖公的享祀之位提升到魯閔公之前，閔公與僖公爲兄弟，而僖公爲文公之父。因爲閔公繼位在前，所以有司認爲：“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胄之親疏也。”祭祀遵循昭穆制度是爲了彰顯長幼、貴賤次序，所以不應如此。柳下惠聽聞這一事件后認爲：“夏父弗忌必有殃……犯順不祥，以逆訓民亦不祥，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躋之亦不祥，犯鬼道二，犯人道二，能無殃乎？”意思是説，夏父弗忌違背禮法，以自己的想法違背禮制不吉祥，試圖以自己違禮的内容教育民衆也不吉祥，變换神的位次也不吉祥，没有明德反升到前面也不吉祥，前兩條違犯了人道，後兩條違犯了鬼道，夏父弗忌必然遭受灾禍。禮代表著天道、人道，足見魯國之“法”意義深遠。(www.xing528.com)

魯國保存并實施周代禮法，不只是因爲其特殊的政治原因，更在於其本身就看到了禮法的立國、治國意義。《禮記·曲禮》説：“君臣、上下、夫子、兄弟，非禮不定。”《哀公問》則説：“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這樣的觀念貫徹於魯國的各個層面。《禮記》所説足以代表魯人的思想，禮法長期在魯國實行，可謂深入人心，魯國也形成了重義輕利、重農輕商、重男女之别等觀念。楊向奎先生説：“魯有周禮而重在禮，而有孔子、孟子以仁與禮爲中心思想之儒家；齊有周禮而偏於法，而有以管子爲主的東方法家之出现。”[19]儒家文化之所以誕生於魯國，正是因为魯人對於禮法的意義認識深刻。

魯“法”化成了魯俗，在魯人心中構建了秩序觀念。《説苑疏證·佚文考》中記載了一則故事：“齊遣兵攻魯，見一婦人，將小兒走，抱小而挈大。顧见大軍且至，抱大而挈小。使者甚怪，問之。婦人曰：‘大者，妾夫兄之子；小者，妾之子。夫兄子公義也，妾之子私愛也，寧濟公而廢私耶。’”魯國普通婦女都知道以保全宗子爲重，她所説的“公義”便是禮法的要求。由此可见，魯國之“法”的秩序精神，已然到了“愚夫愚婦”亦爲可知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