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提倡讀經救國是圍繞“修己”與“治人”這兩個主題來展開的。爲便於讀經運動的開展，章太炎提出了化約經學的主張：
國學不尚空言，要在坐而言者起而可行。十三經文繁義賾，然其總持則在《孝經》《大學》《儒行》《喪服》。《孝經》以培養天性，《大學》以綜括學術，《儒行》以鼓勵志行，《喪服》以輔成禮教。其經文不過萬字，易讀亦易記。經術之歸宿，不外乎如是。[20]
章太炎所説的“經”并非僅限於六經，而是囊括歷史發展過程中不斷發生增補并約定俗成的儒家經典，“新四書”即爲歷代經學典籍之“總持”。“天性”是指孝悌之情，“學術”是指修己治人之學，“志行”即氣節，“禮教”在此專指禮儀制度。章太炎繼承了儒家德治思想傳統，將修己作爲治人之本，现代政治的根本亦在於爲政者的修己：“所謂修己者，非但一人之修己而已，爲政者能人人修己，國斯治矣。”[21]“新四書”因而主要指向了修己這項功能，其内容平實、理性，不涉玄虚，體现出章太炎晚年講經重實行的特點。
在日本侵華危機日益加深的局面下，章太炎將軍民有無道德人格視爲抗日能否成功的關鍵，國民黨政府實行不抵抗政策即由於其無道德、無人格：
今日之勢，使我輩處之，唯有一戰。明知必敗，然敗亦不過失東三省耳。戰敗而失之，與拱手而授之，有人格與無人格既異，則國家根本之興廢亦異也。爲當局自身計，亦唯有一戰。戰而有敗，敗而死，亦足贖往日罪狀矣。然逆計其人，愛國家不如愛自身，愛自身之人格尤不如愛自身之性命，復何言哉！乃知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非虚言哉！[22]
正是鑒於氣節、勇氣的衰落，章太炎提倡《儒行》以鼓勵志行：
《儒行》一篇，多言氣節之士。有勇者居多。今人或言專尚氣節，亦不足爲國。此言似是而實非。一國中但有一二人尚氣節，於政治何裨乎！東漢時重《儒行》，故尚氣節，東漢内政不修，而外侮不至，一西羌爲患，卒爲漢滅。曹、劉、孫三國分立，亦無外患，三國人亦多尚氣節故也。晋尚清談，不尚氣節，而五胡亂華矣。南宋時，如胡銓輩高唱主戰，然一二人何裨於治，或乃譏爲虚驕之氣……今我國人數四萬萬，假令有氣節者得百之一，亦足以禦外侮矣。[23]
章太炎羅列史實證明，舉國崇尚氣節，上下就能放弃一己私利而爲民族的存亡精誠團結起來，如此便可戰勝强敵。
《春秋》是中國第一部編年體史學著作，民族主義便首揭於此：(www.xing528.com)
經籍之應入史類而尤重要者，厥維《春秋》。《春秋》三傳雖異，而内諸夏外夷狄則一。自有《春秋》，吾國民族之精神乃固，雖亡國有屢，而終能光復舊物，還我河山，此一點愛國心，蟠天際地，旁礴鬱積，隱然爲一國之主宰，湯火雖烈，赴蹈不辭，是以宋爲元滅而朱明起，明爲清滅而民國興……且今日讀經之要，又過往昔，在昔異族文化，低於吾華，故其入主中原，漸爲吾化，今則封豕長蛇之逞其毒者，乃千百倍於往日，如我學人，廢經不習，忘民族之大閑，則必渝胥以盡，終爲奴虜而已矣。有志之士，安得不深長思哉！要之，讀經之利有二：一修己，二治人。治人之道，雖有取舍，而保持國性爲最要。[24]
激發民族自覺心是經史的最大價值，在中華文明形成後的兩千多年間，華夏政權雖屢遭“异族”滅亡，但由於民族主義觀念深入人心，“异族”政權統治一段時間後皆被推翻，中華文明所以能一直延續至今。與過去“异族”的入侵相比，日本的入侵更加危險，所以讀經以發揚民族大義，在此時更爲迫切。
章太炎提倡讀經是與尊孔聯繫在一起的。六經修己治人之學經由孔子繼承與闡發，纔得以發揚；孔子之學亦爲修己治人之學，提倡讀經亦即提倡尊孔。章太炎亦是從修己與治人兩個方面來提倡尊孔的。他如此提倡孔子的修己之學：
孔子云：“行己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以爲士矣。”又云：“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人苟能做到此八句，人心世道之壞，决不至如今日之甚。[25]
孔子修己之法簡明易行，能起到挽救世道人心的作用。《春秋》的民族大義經由孔子闡揚得以澤被後世：
“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内中國外夷狄。”後人以爲《春秋》之大義。孔子所自議者，爲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要之，從孔子以來，二千餘年，中國人之受外國欺侮，不知凡幾。自漢以來，迭受外人欺侮，無有不能恢復者。晋受五胡逼至江南，而尚不與之通款，南宋則甚至稱臣稱侄，元則不必論矣。然韓林兒輩，并不讀書，尚能恢復一部分故業。無他，孔子學説深中於人心耳……近三百年，我人今日獨能恢復我固有之國土。蓋亦以儒者爲提倡民族主義，已深入人心……今日國難當前，尊重孔子，猶爲當務之急。[26]
新文化人將孔子視爲封建專制社會舊倫理、舊道德、舊制度的衛道士而加以否定，章太炎截斷衆流，將民族大義的發揚視爲孔子最重要的貢獻之一，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孔子的負面形象，使孔子以新的面目在现代中國繼續發揮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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