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学刊第十一辑：以修己治人为宗旨的成果

在對新文化人激進的救國方案作出否定的同時，章太炎提出了讀經救國的主張。章太炎是經學在现代遭受瓦解的重要推手。早年時期，他夷經爲史，使經學喪失了作爲歷代“聖王之法”集合的“常道”性質，變爲記録史實的史料文獻；晚年时期，他的經史觀發生了轉變。他在《論經史儒之分合》一文中指出：

經之所該至廣，舉凡修己治人，無所不具。其後修己之道，衍而爲儒家之學；治人之道，則史家意有獨至。於是經、史遂似判然二途。夫所謂經者何所指乎？“大綱”二字，允爲達詁……大抵提出宗旨曰經，解説之者爲説。簡要者爲經，詳盡者曰説、曰傳。後世儒家、史家，辭繁不能稱，遂别稱爲子爲史，溯其朔一而已矣。[14]

六經爲中國學術之根源，奠定了中國學術的框架模式與發展方嚮，章太炎因而稱其爲“大綱”。儒學、史學等學術類别皆屬於對經學的繼承與發展，經学以“修己治人”爲宗旨，儒學主要繼承了經學“修己”的一面，史學則主要繼承了经学“治人”的傳統。章太炎對自己早年夷經爲史的觀點作出修正：“若‘六經皆史’之説，微有語病，因經所含者不止史學，即儒家之説亦在其内也。”[15]經是史，但又不僅僅是史。

章太炎晚年提倡讀經，意味著他恢復了對經学的“常道”信仰，對於經學所含的“修己”與“治人”之道，他作出如下評判：“時代如何不同，而修己之道，則亘古如斯；治人則稍異，古今異宜，習俗不同，不得不斟酌損益，至於盡善。”[16]經、史不同之處在於：經具有常道性質，其中修己之道亘古不變；經又有作爲史的一面，史受時代的限制，其内容會隨著時代的變化而發生損益、更替。但是，以治人爲宗旨的史學，同樣可以在歷史中抽繹出“道”來：“若夫經國利民，自有原則，經典所論政治，關於抽象者，往往千古不磨，一涉具體，則三代法制，不可行於今者自多。”[17]史之常道即一些行之有效的政治法則，如德治主義、民本主義、天下爲公、民族主義等，這些古典政治法則亦由經確立，爲歷朝歷代士人所遵循，在现代社會中同樣適用，史學需要因時損益的只是一些具體的典章制度而已。(www.xing528.com)

儒家主張“修己以成人”，章太炎對此解釋道：

試以《論語》相較，《論語》載：“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繼而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以今日通行之語言之，所謂“成人”，即人格完善之意。所謂“儒”者，亦即人格完善之謂也。[18]

“修己”是指對禮義、道德、氣節的自覺踐履，此即發揚道德主體性之意。儒者通過修己來完善人格，成爲君子。章太炎如此總結史學“治人”之義：“上焉者察見社會之變遷，以得其運用之妙；次則牢記事實，如讀家中舊契，産業多寡，瞭如指掌。”[19]“上焉者”是對執政者與知識分子而言的，即要從社會變遷中總結出一些歷史規律與政治原則來指導當下；其“次”是針對全體國民而言的，要牢記史實，養成民族自覺心，激發内心的愛國感情。儒學以修己爲主，史學以治人爲主，經學則同時具備儒學之修己與史學之治人兩種價值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