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居日提倡“排滿”革命時期,章太炎將革命者較高的道德水準視爲革命成功的關鍵。他在《革命道德説》一文中如此説道:
嗚呼!吾於是知道德衰亡誠亡國滅種之根極也。今與邦人諸友同處革命之世,偕爲革命之人,而自顧道德猶無以愈於陳勝、吴廣,縱今瘏其口焦其唇破碎其齒頰,日以革命號於天下,其卒將何所濟?道德者不必甚深言之,但使確固堅厲、重然諾、輕死生則可矣。[2]
章太炎所列舉的革命者應具備的三種品質皆指向了爲革命獻身的大無畏精神,他认为維新變法等清末救亡運動的失敗是參與者缺乏這種精神品質導致的:
且道德之爲用,非特革命而已。事有易於革命者,而無道德亦不可就。一於戊戌變法黨人見之,二於庚子保皇黨人見之。戊戌變法惟譚嗣同、楊深秀爲卓厲敢死;林旭素佻達,先逮捕一夕,知有變,哭於教士李佳白之堂。楊鋭者,頗圓滑知利害,既入軍機,知其事不可久……吾黨問其人曰:“鋭之任此固爲富貴而已,既睹危機復不能去,何也?”其人答曰:“康黨任事時天下望之如登天,仕宦者争欲饋遺或不可得,鋭新與政事,饋獻者踵相接。今日一袍料,明日一馬褂料,今日一狐桶,明日一草上霜桶,是以戀之不能去也。”嗚呼!使林旭、楊鋭輩皆赤心變法無他志,頤和之圍或亦有人盡力;徒以縈情利禄,貪箸贈饋,使人深知其隱,彼既非爲國事,則誰肯爲之效死者。戊戌之變,戊戌黨人之不道德致之也。[3](www.xing528.com)
維新人士參與變法的動機多不純粹,楊鋭等人皆是追逐功名利禄之輩,在遇到險阻時他們也就無法團結一心,最終導致變法運動迅速潰敗。章太炎從道德的角度對維新派及其繼承者保皇派、立憲派發起的政治改良運動予以否定。
章太炎所言“革命之道德”并非消極、被動之道德,而是强調革命者在自我道德成長中的主體性。他於《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之演講》中提出以佛學發揚道德主體性、以國粹激發愛國心的主張:“第一,是用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國粹激動種姓,增進愛國的熱腸。”[4]宗教即佛學,佛學主張萬法唯心,極大地發揚了主體性:“我所靠的佛祖乃是靠的自心,比那基督教人依傍上帝、扶墻摸壁、靠山靠水的氣象,豈不强得多嗎?”[5]佛學視肉身與世界爲虚幻,信徒故能勇猛精進、視死如歸。國粹即歷史,包括語言文字、典章制度與人物事迹三項内容,能够唤起國民的民族自覺心與愛國心,民族自覺心、愛國心激發的同時亦離不開道德主體性的發揚,章太炎因而將發揚道德主體性作爲救國之根本,這亦成爲貫穿他一生的思想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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