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与中国哲学意识：孔子学刊第十一辑成果

當代中國哲學的新發展要回到最基本的哲學經典中，其中作爲“大道之源”的《周易》應該得到格外重視。如何把《周易》哲學以现當代新哲學語言詮釋出來，就更是《周易》哲學化的關鍵所在。建構意本論，就是爲了把《周易》古奥的哲學語言轉换爲现當代哲學語言，使得“中國哲學意識”（Chinese philosophical sensibility）這一中國哲學研究中的重要問題，能够引起研究者的重視，通過建構中國哲學意識推動當代中國哲學研究的新發展。

今天，我們不應該把《周易》僅僅看作某種專門的知識或者流派，而應該看作中國文化的基礎性、源頭性的經典；要意識到這一點，就需要對中國哲學之謂“哲學”有真切的瞭解，更需要瞭悟易道。我們如果認真研讀馮友蘭的著作，就总會覺得馮先生的書中缺點什麼，用楊慶中的説法，就是馮先生的書中缺乏《周易》或者易道的味道。可是，馮先生被譽爲中國哲學史學科的奠基性人物，他的《中國哲學史》[1]裏面，不應該缺乏對中國文化之源的哲學思考，他的書中當然有“哲學味”，但是他筆下的“中國哲學”韵味似乎總是有所不足。這可能就是“真正的中國哲學”與“在中國的西方哲學”之間的區别。如果在中國經典研究中找到的只是西方哲學，那麼找來找去只會覺得失望，但追尋中國哲學本身的情懷不應該改變，應該成爲我們經久不變的志嚮。

與馮友蘭類似，胡適因小半本没有寫完的《中國哲學史》而成爲中國哲學史學科的奠基性人物，講现代中國哲學史通常没法繞開他。可是，如果我們認真去讀他的大部分著作，就会感觉大多缺乏哲學韵味。胡適基本算不上一個哲學研究者，雖然他和馮友蘭曾在哥倫比亞大學師從著名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讓一般人覺得胡適應該在哲學方面很有想法。其實，胡適對中國哲學之態度和方法相當僵硬死板，尤其是後期以歷史考證進路研究禪宗，雖然在當時有開風氣的功勞，但其研究結論對當時乃至今日禪宗研究的傷害都是巨大且難以估量的。

馮友蘭和胡適等顯然没有將真正的中國哲學講出來。今天的不少學生先研究西方文化乃至西方哲學，然後再來研究中國哲學，這樣對中國哲學的迷惑感容易縈繞心頭，體會到那種在中國哲學史领域和學科中，其實中國哲學本身缺位的感覺。隨著閲讀和研究的不斷深入，這種體會可能會越來越强烈。

對於中國哲學史領域和學科自身缺失中國哲學這一問題，勞思光的説法可以借鑒。勞思光在他的《新編中國哲學史》中認爲：胡適、馮友蘭各自所著的《中國哲學史》中都缺失真正的中國哲學，即使有哲學的話，也基本上是西方哲學；如果要寫中國哲學史，便要寫出真正中國哲學的歷史，就像讀西方哲學史，無論是黑格爾[2]、羅素[3]、梯利[4]的西方哲学史，抑或是文德爾班[5]的西方哲學史，很少有人會質疑著者的哲學素養，以及他們對西方哲學的基本理解。

回過頭來看中國学者的中國哲學史著作，可能覺得這些著作對於中國哲學本身的论述，好像總是缺點什麼。勞思光的問題意識值得同情：中國哲學史就是要寫出中國哲學的歷史，對於執筆者來説，你首先要對中國哲學有所理解，你要懂得什麼是中國哲學那種独特的韵味，然後再去琢磨中國哲學這樣的韵味在歷史上是怎麼演變與发展的，而今天又應該如何繼承与發展，只有將這一切盡可能明白完整地付於紙上，這樣寫出來的纔能叫作“中國哲學史”。筆者在2012年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英文《中國哲學》小史中，把這種獨特的中國哲學韵味表達爲“Chinese Philosophical Sensibility”（中國哲學意識）。[6]

可以這樣説，勞思光三卷四册《新編中國哲學史》[7]致力於挖掘所謂“中國哲學意識”的歷史。遺憾的是，勞思光在《新編中國哲學史》之外似乎并無太多關於中國哲學的著作，《新編中國哲學史》基本成爲其主要的思想遺産。我們回過頭來看這套《新編中國哲學史》，不免略覺可惜——勞思光先生總是於史料的歷史發展方面下重筆，而對於中國哲學的内涵雖有評論，却仍顯建構不足。(www.xing528.com)

中國哲學的建構爲何如此困難？這個問題就像彼岸燈塔於薄霧之中散播而來的光芒，自年輕時便吸引著此岸之我思考不息。沿著這條追尋真理之路，筆者不禁考量琢磨中國哲學意識究竟擁有怎樣的一些内涵？對筆者個人而言，答案來自莫測的人生機緣：在鷺島工作的兩年間，曾遇老師授易道之學，一朝於《周易》開悟之後，恍然方起中國哲學最原初性、最原始之哲學問題意識。

因爲追求中國哲學意識而找到《周易》，所以知道，中國哲學意識好比《道德經》之“道”，是需要用人生經驗、經歷去證悟的。道的哲學要從對道的體會裏面轉出，而不在《周易》《道德經》歷代浩若烟海的注本之中。從這個角度出发，我們可以認爲，關於《道德經》文本的研究，其實多是没有道之哲學的。

同樣，有一點必須承認：文字的哲學從根源處便已不是哲學，文字是思想的具化，寫與讀之間是一種思想的交流；意在言外，言不盡意，就像真正對《道德經》哲學的研究，是對道體會理解而深入地去把握一樣。對於中國古代的《周易》《道德經》這樣的經典，你需要先自證此道，方可論其哲學。這也是中國哲學的特殊之處，體用一如不二，心性論并不必然以本體論作爲邏輯前提，而是在切己的關懷中不斷追問中國哲學意識之所在。

同理，對於《周易》的哲學，無論象數、義理，只要是基於卦爻文字的研究，便不是易“道”哲學，真正的《周易》之道的哲學，是且只是《周易》内在貫通天道人世之道。透過歷史長河，我們发现，無論是古代所稱的“道學”或者其他衆多複雜的名號，最終都或可言中國古代存在一種有内在大道的有道之學。今天我們需要對這種道有很深的體會，方能意識到此道纔是立足文字却又超脱文字的真正的中國哲學意識的核心。

對道有所證悟之後，我們就會覺得往聖之道是古聖相傳至今顛撲不破的存在。作爲研究者，道正是需要研究的、潜藏於中國哲學文本背後、文以載道的那個道，當然，真正去面對大道的學問少之又少。爲何如此？因爲我們缺少對於道的哲學性解構。時至今日，如果你不能用哲學化的方式把道表達出來，其他人就難以去理解與面對它，道在今天仍然面臨著必須被言説的那種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