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中期研究：详细探讨，并穷尽形态

經過德川初期儒者的文獻奠基、大力掘進，到了德川中期，日本儒者對《春秋》《左傳》的攻研開始向著深細精微的路向發展、拓殖。儒者們不再滿足於對《春秋》經傳的一般瞭解，也不再株守著中國古人的注疏，将其視若拱璧，而是開始對經傳的含義展開具體而深微的探索、闡釋，皓首窮經者不乏其人，尋章摘句者比比皆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時期的德川日本儒者在攻研《春秋》經傳的時候，已經開始懷疑、反駁杜預的《春秋經傳集解》，這正是江户春秋左傳學研究走向深入細緻精微化的一個表征，并一直延續到幕府末年以及明治年間。疑杜、反杜，一方面是德川初期牢固的文獻根基，以及德川初期儒者的研究基礎使得江户中期的儒者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登高望遠；另一方面則是受到同時代大洋彼岸的中國的考據學風之影響。在這兩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德川中期的春秋左傳學呈现出深研細索、窮形盡相的時代學術風貌，承前启後，繼往開來。

較之德川初期，江户中期的春秋左傳學研究陣容有了明顯擴大。筆者據《江户漢學書目（稿）》，對江户時期的春秋左傳學著作的作者生平進行全面考索，除生平難以詳考者外，现知德川初期從事春秋左傳學研究的儒者不足二十人，而德川中期從事《春秋》經傳研究的儒者已經超過五十人。當然，這只是以《江户漢學書目（稿）》的信息爲基礎得出的結論。實際上，兩個時期的研究者人數恐怕都要遠遠高出這個統計数字。但是，即使從目前的這個統計數字來看，也足以説明德川中期的春秋左傳學研究陣容開始明顯擴大，精研《春秋》經傳的日本儒者遠遠多於江户初期。

在德川中期儒者中，伊藤東涯，岡白駒，宇士新、宇士朗兄弟，滕時亮，平賀中南，中井履軒的春秋左傳學研究頗具特色，諸家作品足以代表此一時期的研究風尚、高度。

伊藤東涯（1670—1736）爲古學派開山伊藤仁齋（1627—1705）之長子，既承家學，亦多發明。東涯的春秋左傳學著作有《左氏熟語》一册［元禄七年（1694）刊行］、《春秋胡氏傳辨疑》二卷一册。從書名看，前一種大概是抄録《左傳》詞語的著作，而後一種則大有可能是針對藤原惺窩、林羅山師徒推崇的《春秋胡氏傳》而發的著作。但是，東涯最具特色的春秋左傳學论述則是其《論易禮春秋傳教學之旨》中關於《春秋》經傳的内容。東涯在此書中的相關論述，獨成體系，别具一格。簡略地説，東涯在《论易礼春秋傳教學之旨》中開闢了這樣一條研究思路：通過對《春秋》經傳中關於“仁、義、禮、智、信”等概念的抽繹，還原春秋時期對這些道德觀念的原生態認識。試舉其中一例，《春秋左氏傳》成公九年，晋范文子曰：“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胤（按：東涯自謂，東涯名長胤）按：晋侯觀於軍府，見楚囚鍾儀，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舉仁、信、忠、敏四者，稱其君子也。[14]雖然東涯的《论易礼春秋傳教學之旨》中每條内容皆不甚多，全書篇幅亦不甚长，但是即便從上舉的例證中，我們也不難發现，東涯的這種研究明顯帶著古學派崇古追遠的治學印記，通過對《春秋》經傳中道德概念之抽繹，無論是對於正確認識歷史，还是對於重構當世道德價值觀，都具有巨大裨益。

岡白駒（1692—1767）爲學頗受伊藤仁齋、荻生徂徠的影響，深於古學、古文辭學，其詩風亦古樸堅勁。岡白駒的《春秋左氏傳觽》經傳并釋，以其内容之繁富、卷帙之浩大，允稱德川中期春秋左傳學的一部力作，體现出德川中期春秋左傳學窮詞盡意、力釋經傳、不避烦瑣的治經特征。尤其是岡白駒的這部書，已經開始對杜預的《春秋經傳集解》展開批駁，這是德川日本春秋左傳學自主出新、走向深入細緻精微化的一個表徵。如桓公十五年經文“鄭世子忽復歸於鄭”，杜注：“忽實居君位，故今還，以復其位之例爲文也。稱世子者，忽爲大子，有母氏之寵，宗卿之援，有功於諸侯，此大子之盛者也，而守介節以失大國之助。知三公子之强，不從祭仲之言，修小善，絜小行，從匹夫之仁，忘社稷之大計，故君子謂之善自爲謀，言不能謀國也。父卒而不能自君，鄭人亦不君之，出則降名以赴，入則逆以大子之禮，始於見逐，終於見殺，三公子更立，亂鄭國者，實忽之由。復歸例在成十八年。”[15]杜注將鄭忽之敗亡以及鄭國之亂通通歸罪於鄭忽當年的辭婚於齊國。對此，岡白駒反駁道：“按：亂鄭者何必忽？夫齊之所欲妻者文姜也，向令忽婚於齊，即能不見逐，亦何能逭彭生之禍？忽既死，則三公子豈能不争立哉？”[16]此處，岡白駒以假設之法反證杜注之謬：鄭忽如果當年不辭齊國之婚，娶齊僖公之女文姜，難道就可以免除彭生之禍嗎？（按：所謂“彭生之禍”，即由於齊襄公與其妹文姜私通，乃命大將公子彭生拉折文姜的丈夫魯桓公之肋，從而導致魯桓公身死。）這個駁論本身體现出岡白駒對《春秋》經傳有著全面深入的瞭解，故能够瞻前顧後、由此及彼地對杜注提出異議，這也是江户春秋左傳學走向深入细緻精微化的一個表征。

宇士新（1698—1745）、宇士朗（生卒年不詳）兄弟號稱“平安二宇先生”，京都人。宇士新早年師從朱子學派的木下順庵，之後欽慕荻生徂徠之學，由於身體原因未能親自受學，乃遣其弟宇士朗從學於徂徠。宇士朗從學僅僅一年便返回京都，他不僅不滿於徂徠的教學方式，而且對徂徠門下弟子多有貶評，認爲他們皆屬庸才，不足以繼承徂徠之學。返回京都後的宇士朗與其兄宇士新一起向萱園學派發起猛烈攻擊，最終遭致萱園門下高足太宰春臺的反擊，一時唇槍舌劍，十蕩十决，了無休止。切近地説，宇士兄弟正處於朱子學派仍占據正統、萱園學派已經崛起的時期，因此，他們的治學具有某種時代特點，典型性明顯。從根本上説，宇士兄弟仍當歸屬於古文辭學派，這是因爲：他們反對的是徂徠僵硬刻板的教學方式而不反對徂徠學，他們看不上的是徂徠門下的弟子而不是徂徠本人。《春秋左氏傳考》并非一部成於宇士兄弟之手的嚴謹著作，而是由其門人記録宇士二先生講述《左傳》之語裒輯詮次而成的。此書付梓之時，宇士新已弃世垂五十年，而輯録此書的宇士新門下弟子亦已故殁。正因爲《春秋左氏傳考》乃聽課筆記之輯録，所以它充分地藴含著教師授學時所體现出的相關特點。約而言之，此書闡發、疏解經傳之要點有五，即：校字、正名、釋詞、闡義、糾杜。此五個要點并非各自爲戰、此疆彼界、界限分明，而是相互爲用、彼此融通的，只是在闡述具體的經傳文句時有所側重罷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宇士兄弟這部《春秋左氏傳考》引證文獻極其廣博，在德川日本春秋左傳學著作中允稱翹楚。兹略撚數種以覘其貌：《莊子》《史記》《周禮》《尚書》《淮南子》《水經注》《李太白詩》《五雜俎》《毛詩》《説文解字》《五經正義》《廣韵》《韵會》《韵會小補》《一統志》，以及杜注《春秋經傳集解》、韋昭注《國語》（書中常以“外傳”稱《國語》）、李善注《文選》。另外，《春秋左氏傳考》中還涉及多名古代作者，自上古至明代，所在多有。如果考慮到這部書的性質——課堂講義（實際是當場發揮，全憑知識積累），則從以上所列舉的書目中已不難窺見宇士兄弟之學術造詣。宇士兄弟的《春秋左氏傳考》鮮明地體现出徂徠古文辭學派的治學特征，以反駁、糾正杜注貫穿此書始終，而無論是對名物之疏解，还是對相關制度之闡發，其用意皆爲由此而脉貫經傳文意、體悟聖人之道。綜而言之，宇士兄弟的春秋左傳學研究，取材更廣泛，工作更細緻，體现出德川中期春秋左傳學逐漸走向深入细緻精微化的特點。(www.xing528.com)

在德川日本春秋左傳學著作中，滕時亮的《春秋左氏傳圖説》最爲獨異，它内容不多，僅幾十頁篇幅，但是思路獨特，創意不俗，以繪圖輔助考釋文字，突破了單純用語言文字疏解《春秋左傳》的傳統，拓展了人們的視野，爲春秋左傳學研究的多樣化開疆墾土，樹立典範；將天文學、數學、周易學的知識都融会到春秋左傳的研究中，爲春秋左傳研究的立體化打開了思路。滕時亮的《春秋左氏傳圖説》可能受到彼時日本浮世繪潮流盛行之影響，此書爲德川日本春秋左傳學的研究别開一徑，儘管後嗣乏人，却也頗堪稱述。

平賀中南（1722—1793），名叔明、晋民，字士亮、子亮、房父，通稱物右衛門、圖書，號中南、果亭，諱好古先生，安藝（今廣島縣）人，是江户中期萱園學派（古文辭學派）儒者。中南嘗師從大潮元皓習荻生徂徠（1666—1728）之學，爲徂徠之再傳弟子，又在長崎學習唐音（中文），侍從京都青蓮院，後在江户爲當時的老中松平信明作講學。中南的春秋左傳學著作有《春秋稽古》。《春秋稽古》的特征可以概括爲：依托古注，間出己意，不駁舊解，偶標字音。所謂“依托古注”，是指《春秋稽古》主要以杜預注爲依托，旁及孔穎達正義、林堯叟音注，以及傅遜、顧炎武等人關於《左傳》之著述、言論。所謂“間出己意”，是指《春秋稽古》中間或出现中南對傳文的解釋，其内容或爲申述字句之意，或爲闡發文章結構，不一而足，切理者多。所謂“不駁舊解”，是指《春秋稽古》引用前人注解，只以釋文，不作反駁，其對舊注的取弃，當已表明其立場，故在此書中不涉及駁論前人注疏之内容。所謂“偶標字音”，是指《春秋稽古》在每頁的天頭中偶爾會標注一個到數個疑難字音（當然是中南認爲日人較易致誤的字音），其形式一種爲“某音某”，即以常用字、簡單字標注生僻字、疑難字的字音；另一種即以反切標音。又，天頭亦偶爾標注某一字的平上去入之音調，標示字音的内容皆與相應文字的出现行對應，且以竪框框定。另，天頭的方框有時也標示傳文爲某公之某年，以使讀者感到眉目清晰。不難看出，中南的研究與宇士兄弟略有相似，這大概就是他們同屬萱園學派、共守徂徠之學的學統使然。但是，因爲中南的《春秋稽古》是一部專著，所以也就較宇士兄弟的具有講義性質的《春秋左氏傳考》更系統，也更詳盡。

中井履軒（1732—1816），名積德，字處叔，號履軒，中井甃庵（1693—1758）之子，中井竹山（1730—1804）之弟。履軒終生研治經學，創辟頗豐，然秉性堅卓，力主尊王，常言禮樂行政不自天子出則不仕，峻拒各藩諸侯之延聘，終身隱居於水哉館學舍，平生不好交游，或有來訪者，亦不願接見。可以説，履軒的學術思想、言行舉動，正是德川中期學術風氣轉变的一大典型。經歷了德川前期學者的文獻奠基、德川中期的精研覃思，到德川中、晚期之交，學者們站在前輩的肩膀上，終於開始經世致用的探索。换言之，履軒之爲人與爲學達到了高度的統一，而這統一也正是建立在通經致用的基礎之上的。按照傳統的説法，中井氏父子俱屬大阪朱子學派，此派與日本其他朱子學派的區别在於，其他朱子學派“爲封建統治的武士階級服務，而此（派）則爲新興的商業資産階級服務”[17]。可以説，正是大阪地區高度發達的商業，直接促動了大阪朱子學派的産生，也纔有了履軒迥異於前人的經學研究。履軒的春秋左傳學著作有《春秋左傳雕題》《春秋左傳雕題略》《左傳逢原》等，這几部書体现了循序漸進、逐漸提煉的關係。大略地説，這幾部書所體现出的履軒的經世致用思想，一是表现在履軒解釋經傳文字的平易而切於實際中，二是這些書中具有濃重的“尊王賤霸”觀念。應該説，經世致用的思想是履軒學術之魂魄，這不僅是受到大阪高度發達的商業之影響的结果，而且是幕府政治、時代風潮的客觀環境促使此一時期的儒者作出现實思考的结果。

總體來看，德川中期的春秋左傳學研究有逐步走向深入細緻精微化的趨勢。在這一時期中，古學派（尤其是古文辭學派）異軍突起，學術聲勢、影響不斷擴大，與朱子學派分庭抗禮，“大肆侵奪”春秋左傳學研究的版圖，使得朱子學派明顯退居下風。實際上，此一時期古文辭學派的重要儒者多有春秋左傳學著作。比如：荻生徂徠（1666—1728），著有《左傳古義》及《春秋説》一卷；太宰春臺（1680—1747），著有《春秋擬釋例》《春秋三家異同》及《春秋曆説（春秋曆）》二册；服部南郭（1683—1759），著有《左傳講義例言三則》《春秋左氏傳讀例》及《左傳抄録》一册、《春秋左氏傳講義例言》一册（按：此書或與前著爲同一著作。俟考）、《春秋左氏傳五十發凡》一册；渡邊操（1687—1775），著有《左傳講述》七卷五册［有明和八年（1771）序］、《春秋外傳國語解删補二卷》［寶曆十三年（1763）刊，二松學舍大學附屬圖書館有藏］；久野鳳洲（1696—1765），著有《左傳杜注補》五卷、《春秋釋例圖》一卷；湯淺元禎（1708—1781），著有《左逸》《左傳解》；户崎允明（1724—1806），著有《左傳考》七卷三册［有寶曆五年（1755）序］。儒者著作甚多，此處不煩備舉。總而言之，此一時期的春秋左傳學研究陣容，以古學派（尤其是古文辭學派）爲主。朱子學派儒者雖亦間有所作，然已略顯式微，倒是以懷德堂爲中心的大阪朱子學派一枝獨秀，爲朱子學派多少保住了一些疆土，并且由於特殊的政治、環境因素，而開創了經世致用的學風，極大地推動了德川日本春秋左傳學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