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初期：文獻基礎奠立，考證端緒初開

德川家康憑藉其杰出的軍事才能擊敗對手，得天下於馬上。隨著德川幕府的創建，德川氏已經感到加强文化建設、塑造正統意識形態的重要性。《德川實紀》記載：“家康馬背上得國，以其開化睿智，已察不可馬背上治國。必先求知，方能治國，遵循正道。”[4]德川家康及其繼承者依托學術文化來鞏固幕府的統治，這其中，中國的儒學起到重要的作用，而春秋左傳學亦在此一時期中奠立基礎，深植根脉。

春秋左傳學著作儘管很早便已傳入日本，但是只在上層社會或寺院中流播，并未成爲化民成俗之工具。德川幕府建立之後，組織人力整理、校勘、出版儒家經典著作，爲江户時期儒學的昌隆打下深厚基礎。

追溯德川初期儒學勃興之緣由，不能不提到江户大儒藤原惺窩（1561—1619）。惺窩早年落髮爲僧，在精研佛教的同時潜心儒學，曾追隨播磨龍野侯赤松廣通研習儒學。慶長二年（1597），廣通禮聘投奔日本的朝鮮學者姜菁川（名沆）來攻研孔孟程朱之學。慶長四年（1599），廣通覆命姜沆謄抄四書五經，同時吩咐惺窩以新注之意添加倭點，并准備刊行。後来，因爲廣通在關原之戰中左袒德川家康的對手石田三成，所以刊行“四書五經”之計划未果。慶長五年（1600）十月，在關原之戰中取得勝利的德川家康西上京都，此時惺窩身著儒家深衣覲見，并獻講《漢書》《十七史詳節》，但此後惺窩并未得到家康重用。

藤原惺窩未得到家康重用，其學説并未在其本人手中得到幕府的支持、弘揚，但是惺窩學高德厚，廣收門徒。他的不少門徒成爲德川儒學的領軍人物，其中尤以林羅山爲著。惺窩開門授徒，講授的内容甚丰，而授《春秋》則用胡傳。林羅山在《新板五經白文點本跋》（寬永五年，1628）中嘗云：“本朝詞人博士，振古講《五經》者，唯讀漢唐諸儒之注疏，未能知宋儒之道學，故世人皆拘於訓詁，不能窮物理，殆數百千岁然。今世往岁妙壽院惺窩滕先生講學格物之暇，新加訓點於《五經》，《易》則從程傳兼朱義，《詩》則主朱傳，《書》則原蔡傳，《禮記》則依陳説，《春秋》則據胡傳。”[5]惺窩師徒皆致力於發揚朱子學，惺窩據宋人胡安國傳訓點《春秋》，必然會影響到林羅山。[6]

藤原惺窩作爲德川日本儒學之開山功不可没，但是真正爲江户儒學奠定文獻基礎的應該説是林羅山。林羅山所以能建此殊勛，一方面是德川幕府初期的時勢要求，另一方面則是羅山本人獨特的學術地位——幕府大學頭使然。

要发挥儒學的文化作用，必須使儒家學術、經典得到傳播、普及。江户之前的儒學未能蔚然成風，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範圍未能拓廣，僅僅局限於上層社会或寺院中。德川初年［確切地説是慶長十年（1605）］，林羅山即已投效家康。慶長十三年（1608），林羅山前往駿府講授儒家經典《論語》《三略》等。大阪之戰結束後，林羅山負責監督《群書治要》《大藏一覽》等書的付梓工作。在家康去世以後，林羅山繼續爲幕府將軍秀忠、家光、家綱效力，不僅爲德川日本的教學制度出謀劃策，而且在書籍的收集、古書的整理、學術的普及方面煞費苦心，黽勉從事。除《群書治要》《大藏一覽》外，林羅山尚爲德川幕府做了以下文獻整理、刊刻工作：第一，借用足利學校的《五經注疏》與金澤文庫舊本《周禮》《儀禮》《公羊传》《穀梁传》，對家藏的白紙本《十三經》進行校勘；第二，爲四書五經以及《五經大全》《春秋胡氏傳》《周易傳義》《蔡氏書傳》《周禮》《儀禮》《公羊傳》《穀梁傳》《爾雅》《楚辭》《國語》《陶淵明集》添加訓點；第三，主持對《二禮諺解》《論語摘語》《五經要語抄》《四書集注抄》《大學要旨》《大學要略抄》《性理字義抄》《孫子諺解》《三略諺解》進行日譯并抄録；第四，主持對《古文真寶》《老子》等經典的注釋。[7]由以上可見，林羅山在文化的傳播、普及方面確實對德川日本作出了難以磨滅的不朽貢獻，是德川初期的一位杰出的具有启蒙意義的學者。

就以上所列林羅山參與整理、刊刻、注釋的相關典籍來看，其中與春秋學相關之文獻有《公羊传》《穀梁传》《春秋胡氏傳》，這三種著作，在今存林羅山文集中俱有跋文。另外，林羅山文集中亦保存著他校點《左傳》的跋文，儘管文章都不長，却可藉以覘窺林羅山當日整理典籍時的若干細節，對研究林羅山的春秋學而言彌足珍貴。相關跋文俱載於《林羅山文集》卷五四，兹依原書次序迻録全文如下。

1.《春秋胡氏傳跋》：“元和八年（1622）壬戌在武陵，讀書於夕顔巷頭之次倩呫嗶之、手口呻之，令點焉。季春十二日終篇。”[8](www.xing528.com)

2.《左傳跋》：“左氏傳一部點之此岁，自季秋至仲冬，終其卷訖。蓋口授侍側者，筆之而又一電矚焉，粗爲校正也。寬永四年（1627）丁卯十一月二十七日夕。”[9]

3.《公羊傳跋·穀梁傳附》：“寬永四年（1627）丁卯季秋七日，《公羊傳》和部加訓點了。同年初冬十二日之夕，《穀梁傳》全部爲加訓點訖。且《公羊正義》全部以金澤唐本《公羊疏》先年既一校，今又再校之，但金澤本無經傳并注而有疏而已。承應三年（1654）甲午五月七日。”[10]

以上三則跋文可以充分説明，林氏治《春秋》是三《傳》并重，而不是獨重某家的。從第三篇跋文亦可知，林氏對《公羊傳》《穀梁傳》持續研究，前後時間跨度近三十年，於兹可見其用功之深。[11]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對比三篇跋文，不難發现，林氏致力於《春秋胡氏傳》之點讀最早，這自然是藤原惺窩學統之綿延，正體现出惺窩、羅山師徒崇尚宋學、信守程朱的治學特征[12]；第二，林羅山雖然篤守藤原惺窩推崇《春秋胡氏傳》之傳統，但是也不廢《左傳》《公羊传》《穀梁传》，這體现出林羅山寬廣的學術襟懷。正因爲林羅山具有此等襟魄，所以成就了他極爲廣博、淵深的學術，使他成爲名副其實的江户初年幕府儒學之領袖、砥柱中流。

林羅山不僅在整理、刊刻、普及儒學文獻的過程中補益了德川初年的春秋左傳學研究，而且他還有兩部相關著作：《春秋抄》八册、《春秋劈頭論》四卷四册（有寬永七年序）。其中，《春秋劈頭論》雖然只是對“春，王正月”的考論，却體现出林羅山深厚的儒學修養，以及其治學的尊朱傾向。在《春秋劈頭論》中，林羅山廣引諸書，對“春，王正月”進行了層層深入、剥蕉至心的考探，篳路藍縷，開启了德川日本以考證研治春秋左傳學之通途。另外，《林羅山文集》卷三五《問對五》“示恕靖百問下”中亦有數則關於春秋經傳的文字，其中亦多體现出林羅山突破舊説、自鑄新意的考證精神。

林羅山爲江户儒學奠基，以及開闢考證研治春秋左傳學之路径的實績，對德川日本春秋左傳學的研究影響甚大。單從德川初期（1603—1691）來看，據《江户漢學書目（稿）》［岡野康幸、町泉壽郎編集，二松學舍大學，平成十七年（2005）十一月十二日刊］，在林羅山之前，只有三要元佶（1548—1612）著有《春秋經傳抄》十八卷十八册，稍晚於林羅山的松永尺五（1592—1657）則著有《春秋左氏傳筆記》。之後春秋左傳學大揚其波，考證與講疏并行，如林恕（1618—1680）著有《春秋胡氏傳私考》八卷八册、《左傳序考》一册，伊藤仁齋（1627—1705）著有《春秋經傳通解》六卷［天和三年（1683）刊］，中村惕齋（1629—1702）著有《筆記春秋胡氏傳》四卷四册，安井算哲（？—1652）、澀川春海（1639—1715）、松田順承（生卒年不詳）著有《春秋述曆（春秋長曆述）》一册（有寬文九年序）、《春秋杜曆考》一册（有寬文十年序），佐藤直方（1650—1719）著有《春秋集注講義》三十七卷十八册、《春秋傳序》，淺見絅齋（1652—1711）著有《春秋左氏傳隱桓講義》。另，淺見絅齋述、山本源藏（山本復齋）記《春秋胡氏傳講義》八册，新井白石（1657—1725）著有《春秋考》一卷及《左傳考》。[13]不能不説，正是林羅山以五丁開山之力辟拓德川日本春秋左傳學之蠶叢，纔使江户初年的春秋左傳學研究出现了考證與講疏并存的繁榮局面，這爲江户中期的咬文嚼字、精研覃思的學術風氣開創了先河，吹響了號角。

當然，這一時期的學者對春秋經傳的考證，實際還多是“集解體”，綜合排比諸家注疏，而自己的創辟勝解并不很多，深度上不够。比如，林恕的《左傳序考》，實際是用孔穎達的疏、林堯叟的直解，以及程朱的一些觀點解釋《左傳序》的，自己的創獲較少，這是時代的局限，殊難持此以繩衡著者水準。再者，從作者陣容來看，此一時期的春秋左傳學著作大多出自朱子學派學者之手，這也从一個側面反映出德川初期朱子學派的崇高學術地位、巨大影響力。不管怎麼説，特有的政治、學術氛圍，以及林羅山等一批學者奮鬥的實績，爲德川日本春秋左傳學的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開了一個好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