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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傳》論本事而作傳解析-孔子学刊

时间:2023-11-0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我們再來看一下仇牧與荀息條的《左傳》釋義。《左傳》并未涉及《公羊》中宋萬被魯莊公俘虜以及與宋閔公因博戲生嫌隙等事。[28]左丘明因担心孔子弟子各以己意説經,“故論本事而作傳”。因此,孔子《春秋》之“本事”乃是左丘明釋經之起點,其作傳的目的正在於將“其事實皆形於傳”。

《左傳》論本事而作傳解析-孔子学刊

前文已述,《公羊》《穀梁》以結構解經,《左傳》以事解經特色明顯。我們再來看一下仇牧與荀息條的《左傳》釋義。“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左傳》云:“宋萬弑閔公於蒙澤,遇仇牧於門,批而殺之。遇大宰督於東宫之西,又殺之。立子游。”[26]《左傳》指出宋萬弑君的地點在蒙澤,除仇牧之外,還有太宰督爲宋萬所殺。《左傳》并未涉及《公羊》中宋萬被魯莊公俘虜以及與宋閔公因博戲生嫌隙等事。

《左傳》對僖公十年“晋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條未予出傳,但在僖公九年涉及相關内容。僖公九年經文“冬,晋里奚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條,《左傳》云:

九月,晋獻公卒,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晋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冬十月,里克殺奚齊於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卓子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於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27]

僖公九年傳文將獻公臨終托孤,里克弑奚齊、卓子,荀息忠貞不貳之事的原因、過程等都進行了詳細的叙述,且對人物之褒貶也在叙事中得以完整的體现。由僖公九年傳文可知,卓子十一月就被里克弑殺於朝且荀息死之,但是僖公十年春的經文纔有“晋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左傳》中卓子和荀息被殺的時間與經文記載的時間并不一致。《左傳》編年叙事,事件之前因、後續未必與經文書寫的時間相同。左丘明“論本事而作傳”,叙事時依照歷史發生的順序進行書寫,而《春秋》經文已由夫子筆削,與史實之“本事”未必也不必相一致,是以難免有人、事錯雜之现象。

其實,《左傳》在釋經過程中,多次出现與經文叙事前後錯雜的现象。如“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條被記載在桓公二年“春,王正月戊申”,而宋督路遇孔父之妻則是桓公元年的傳文。《左傳》在解釋了“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於稷,以成宋亂”之後,又引出“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這些内容正是“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的重要歷史背景。僖公十年“晋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與僖公九年“冬,晋里奚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兩件事前後直接關聯,《左傳》在九年傳文中就已將事情的産生背景、發生原委以及人物特點等進行詳細的刻畫,是以十年的傳文可毋庸贅言。(www.xing528.com)

與《公羊》《穀梁》相較,《左傳》的治經特色别樹一幟。《漢書·藝文志》云:“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説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28]左丘明因担心孔子弟子各以己意説經,“故論本事而作傳”。因此,孔子《春秋》之“本事”乃是左丘明釋經之起點,其作傳的目的正在於將“其事實皆形於傳”。《左傳》在孔父條補入孔父之妻、仇牧條寫入弑君地點蒙澤等,因爲此“人”、此“事”皆《左傳》從现實世界中采擇“真實”發生者進入書寫世界。换言之,《左傳》旨在探尋《春秋》之前的歷史现實,展现被書寫進《春秋》的人、事曾經所處之歷史場景,進而揭示《春秋》書寫之用意。

與《公羊》《穀梁》两《傳》釋經的起點在於通過《春秋》文本來闡釋孔子的經旨不同,《左傳》則要博采諸家,完善本事,凸顯《春秋》文本世界乃對现實世界之真實反映,以此説明夫子不以空言著述。是以,無論是桓公元年先寫孔父之妻,還是荀息條在僖公九年出傳,都因《左傳》通過編年完善本事來告訴我們《春秋》經文書寫的内在理路。又如,《左傳》在解釋《春秋》首條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前,先有關於惠公、孟子之傳文,而非從隱公首條開始,其目的亦在於通過回溯隱公之前的史事,引入《春秋》始於隱的歷史现實。

《左傳》通過論其“本事”,勾勒情節,抒發意義,以此説明孔子爲何如此筆削,其起點在於《春秋》文本形成之前的春秋世界,在於魯史書於簡策之舊文,最後纔回歸《春秋》經文。相反,《公羊》《穀梁》兩《傳》的起點在於《春秋》文本,因此,經文自身的書寫結構、寫作框架,即孔子筆削與組合魯史這一書寫行爲本身纔賦予《春秋》以决定性意義。孔子本身的《春秋》賦義,通過三《傳》之釋義而得以開展,但三《傳》在釋經時,其解釋起點與落脚點不一,導致它們對《春秋》所涉之事與文的側重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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