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穀梁》解析：弑其君及其大夫的结构和意义

統觀三《傳》對“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條的詮釋，我們发现，其各自展现了非常不同的人物特點、事件經過和叙述側重等。三《傳》所述孔父被殺原因，以及孔父與被殺國君之關係等存在頗多差異。换言之，“宋督弑其君及其大夫孔父”之本事因三《傳》各異而更加撲朔迷離，但基本可以體现出《左傳》側重叙事以解經的特点，而對《公羊》《穀梁》來説，歷史實際所發生的“其事”并不那麼重要，兩者側重就《春秋》文本之書寫結構来解經。《穀梁》認爲“桓無王”，桓二年书王在於“正與夷之卒也”，即經文文本通過書王與否顯现孔子褒貶之義；同樣，之所以書“及”，是因爲“書尊及卑”，以體现《春秋》之義。因此，除了通過“書王”與“不書王”來彰顯書寫者的深意之外，《穀梁》指出《春秋》之義主要體现在經文中表示内外之别、上下之序的連接虚詞“及”字上。《公羊》更是以“及”爲詮釋之核心，“及者何？累也”，“賢也”，一個“賢”字已明確昭示了經文對該事件的褒扬態度。因此，《公羊》《穀梁》都是以經文的“及”字爲中心來詮釋經義的。

我們繼續來看與桓公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的結構相同的另外兩條《春秋》經文——莊公十二年“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接及其大夫仇牧”，僖公十年春“晋里克弑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三條經文都在被弑之君與被殺大夫之間用一個“及”字連接。經文的結構一致，那麼傳文釋經時也采用了相同的結構吗？

莊公十二年“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接及其大夫仇牧”，《公羊》云：

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孔父、荀息皆累也。舍孔父、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强禦矣。其不畏强禦奈何？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宫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爲大夫於宋。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妒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絶其脰。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於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摋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强禦矣。[20]

宋萬弑君與宋督弑君之事的人物、時間、地點、情節皆不相同，孔父與仇牧各自受君難而死的過程也并不一樣。但是，兩條傳文依然用了與桓公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相同的解經模式，即“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有則此何以書？賢也”。由三條傳文互文釋經的模式，我們可知，毫無疑問，《公羊》視三者爲同一類型，认爲三者具有同一褒貶大義。

我們再來看荀息之事，即僖公十年“晋里克弑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公羊》云：

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其不食其言奈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傅焉。驪姬者，國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傅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弑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弑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21](www.xing528.com)

晋獻公寵愛驪姬，想要立驪姬之子。儘管獻公“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但荀息因在獻公將死之時受君托付，故發誓守衛奚齊、卓子。因此，里克殺了奚齊之後，荀息又立卓子爲君，里克再弑卓子，荀息死之，至死信守諾言。《公羊》稱他“可謂不食其言矣”。

可以看出，其事雖迥異，其文却同，即用了相同的書寫結構：“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22]荀息（孔父、仇牧）皆累者也。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孔父、仇牧）？荀息（孔父、仇牧）可謂……”概而言之，儘管孔父“義形於色”、仇牧“不畏强禦”、荀息“不食其言”，傳文講述三位大夫賢之事各不相同，但詮釋結構却一模一樣。

《公羊》的詮釋結構對應著《春秋》經的書寫結構。單由三條經文來看，它們所述之事各不相同，但對故事的表述模式則是相同的，即行文都表述爲“弑其君與夷（接/卓子）及其大夫孔父（仇牧/荀息）”，連接被弑之君和被累之臣的都是一個“及”字。傳以釋經，《公羊》之所以用同樣的模式解經，是因爲三條《春秋》經文本身具有相同的書寫結構。

不僅《公羊》將《春秋》經中孔父、仇牧、荀息三人視爲同一類情形，而且《穀梁》亦是如此。如仇牧條，《穀梁》云：“宋萬，宋之卑者也。卑者，以國氏。以尊及卑也，仇牧閑也。”[23]荀息條，《穀梁》云：“以尊及卑也，荀息閑也。”[24]再回頭看孔父條，《穀梁》云：“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25]《穀梁》皆以《春秋》尊卑之義來解釋三條經文。《穀梁》傳中除了孔父條外，仇牧、荀息條甚至無任何故事情節，但并不影響《穀梁》對三條經文大義之揭示。因此，行文結構本身早已融入作者的書寫意義。

由上可知，《公羊》《穀梁》在釋經過程中，儘管都有對人、對事之探求，但“其事”并非决定《春秋》要義所在，故事的組織和言説早已藴含著豐富的書寫意義。换言之，夫子修訂《春秋》時，采擇史料，聯綴史事，組合經文，筆則筆、削則削之處纔最關乎經文大義。歷史上的“齊桓、晋文之事”以及被記載在魯史里的舊文，因這種筆削、重組而成爲孔子之《春秋》，《春秋》經文里早已注入孔子的生命歷程。是以，《公羊》《穀梁》在解經時，側重於如何書寫，側重於對經文中的人與事前後貫聯組合，即側重於《春秋》的行文結構如何呈现歷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