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左傳》以“事”解經
在《春秋》三《傳》中，《左傳》以叙事完備著稱，《漢書·藝文志》稱其“論本事而作傳”。在此，我們不妨先述《左傳》對“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條的解讀，以見其“本事”。
早在隱公三年，《左傳》就將孔父、與夷繫聯在一起。隱公三年“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左傳》曰：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没，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群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禄是荷。’其是之謂乎！”[5]
由上可知，宋宣公傳位於其弟，是爲宋穆公。宋穆公去世前囑托孔父輔佐宣公之子與夷即位。孔父却稱群臣願奉宋穆公之子公子馮爲君，但宋穆公不允，最終立與夷爲君，并使公子馮出居鄭。易言之，孔父原希望輔佐公子馮，最終遵守宋穆公臨終之托而輔佐與夷。然而，《左傳》對於“宋督弑其君”之事的叙述，并非始於與夷與孔父君臣關係的角度，而是引入“孔父之妻”，作爲“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的伏筆與觸因。
桓公元年傳云：“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6]桓公二年傳又云：“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7]其又云：“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弑其君。”[8]我們可以發现，《左傳》在解釋此條經文時，爲宋督、孔父之事加入了一個“孔父之妻”的角色。結合上下文可知，《左傳》“叙事”中上演了一出因孔父之妻而引發的弑君叛亂事件。宋督爲奪取孔父之妻而攻殺孔父，繼而引發“公怒，督懼”，最終引發宋督走上弑君之路。統觀《左傳》所述可知，如若孔父之妻并非“美而艷”，那麼宋督可能就不會艷羨之而殺孔父，也就不會走上弑君之路。又或者説，如果宋督没有遇見孔父之妻，那麼這場弑殺可能就不會發生了。總之，《左傳》將宋督弑君的直接原因指向了孔父夫妻，并通過鋪陳事件原委，指出孔父先被殺，但“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弑其君”。
《左傳》的叙事并未就此完結，桓公二年傳文又云：“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於鄭而立之，以親鄭。”[9]不到六十字的傳文，描绘出一場驚涛駭浪般的政治鬥争。擔任太宰之職的宋督誣蔑孔父，將十年十一戰的罪名安放在擔任司馬之職的孔父嘉身上，遂引發“殺孔父而弑殤公”。宋督還召回在鄭的公子馮，并立其爲莊公。宋國内的這場政治鬥争繼而引發“公會齊侯、陳侯、鄭伯於稷，以成宋亂”[10]的諸侯國之間的政治角逐與利益分配。
《左傳》從隱公三年開始將孔父與與夷聯係在一起，經過桓公二年孔父之妻與宋督的不期而遇，由殺孔父而弑君，记述了一段“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的完整叙事，從而使《春秋》短短十三個字的經文演變成一段首尾完具的歷史叙事。就此而言，《左傳》使《春秋》之事更爲完備、明確，也更加波瀾壯闊。
（二）《穀梁》以“文”解經
如果説《左傳》是“以事解經”的話，那麽《穀梁》則是“以文解經”的。《穀梁》云：
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孔父之先死何也？督欲弑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父，孔父閑也。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孔，氏；父，字，謚也。或曰，其不稱名蓋爲祖諱也。孔子，故宋也。[11](www.xing528.com)
《穀梁》傳文分爲前后兩個部分，其中前半部分傳云：“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這段話是説桓公在位的十八年間，只有桓公元年、二年、十年與十八年書王，其他十四年都不書王。《穀梁》在桓公元年“春王正月”处釋云：
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治焉耳。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12]
桓公弑其兄隱公，即位不正，因此終桓之世，除了幾處特例外，皆不書王。桓公元年“謹始”而書王，桓公十年“正終生之卒也”[13]而書王，桓公十有八年書王，范甯注云：“此年書王，以王法終治桓之事。”[14]桓公二年书王的原因是“正與夷之卒也”，亦屬於特例。與夷乃宋國國君，“正與夷之卒也”其實也是説明無論在何種情况下，臣弑君都不正。對於《穀梁》來説，經文書王與否，已經昭示著强烈的褒貶意味。换言之，《穀梁》對宋督之褒貶不用藉助叙事來鋪陳其意義，由書王與否就已知書寫者的褒貶意味。
《穀梁》對經文後半句“及其大夫孔父”釋云：“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15]《穀梁》選擇經文的連接詞“及”字作重點分析，將其視爲地位尊卑之表述。因此，《穀梁》此處也非通過叙事來鋪陳意義。
當然，《穀梁》并非没有情節之勾勒，傳文接著稱“孔父之先死何也？督欲弑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父，孔父閑也”[16]。傳文指出宋督弑君之前先殺了孔父，即孔父因捍衛宋君而死。然而，《穀梁》這段叙事又何所依據呢？《穀梁》在這句之後，接著提問：“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答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17]《穀梁》之所以認爲孔父先與夷而死，是從經文本身中“孔父”這一稱呼而來的。《穀梁》認爲孔父之“父”是字，以字爲謚，説明孔父先於其君與夷而死，纔使得與夷不忍稱其名。因此，《穀梁》并未有確切的史實可證明孔父先死，僅通過孔父這一稱呼推測而來。《穀梁》最後還載有“或曰，其不稱名蓋爲祖諱也。孔子，故宋也”[18]，此處引用“或曰”就説明傳文本身對以字謚推測經文之旨還不確定或存有争議。綜上可知，《穀梁》釋經并不是根源於實際發生之春秋史實，而是緊扣《春秋》經文的遣詞用語及其書法進行推闡的。
（三）《公羊》以“例”解經
尋“例”以解經也是諸家探求《春秋》大義常用之法，《左傳》《穀梁》對此條分别以事、以文爲側重來解經，對“例”却并没有涉及太多。就此條之“例”而言，《公羊》似更爲完備、嚴密。《公羊》云：
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己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19]
統觀傳文，《公羊》直接從釋“及”字切入，由“及”的釋義“累也”，進而引出孔父之“賢”；再由“何賢乎孔父”，引出“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的情節。概言之，公羊家建構了一個正色立於朝的孔父形象，宋殤公的生死係於孔父之存否，因此“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宋督必先殺孔父纔能够弑殤公。公羊家展现了宋殤公與孔父這對君臣命運生死與共的關係，也正是在這樣的關係下，君需要依“正色立於朝”的臣來存於世。這樣一来，作爲臣的孔父自然成爲公羊家褒揚的重點，也即傳文解釋的重點。然而，宋督爲什麼要弑殺殤公，如何殺殤公，爲何孔父立於朝就無人敢致難其君？這些具體的情節《公羊》并没有試著給出解釋，可以説，《公羊》只是建構了一個“及”者之“例”。
儘管《公羊》里有故事情節的叙述，但其只是爲了解釋經文書“及”之例，而非以此展示宋督弑其君的歷史場景。就《公羊》而言，對《春秋》經義起著决定性作用的乃是《春秋》經中的“及”字。“及者何？累也”，聯貫君與大夫之間的“及”字表述，就已昭示著“及”字之後的大夫被“及”字之前的君所累，赴君難而死的事實。傳文指出在孔父、仇牧、荀息之外仍有受累之大夫，然而這三人之所以被寫進《春秋》并用“及”字表示，是因爲其“賢也”，“賢也”也正是《公羊》對《春秋》大義之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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