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分爲西周與東周兩個時期。西周約從周武王滅商起，至周幽王为申侯和犬戎所殺爲止，大約歷經276年。公元前770年，平王弃宗周而遷都洛邑，歷史上稱東遷以後的周王朝爲東周。[1]
這是維基百科中文網站對於“周代史”被分期爲“二周”的陳述。陳述文中，反映了周代歷史的一種框架：以“平王東遷”作爲一個分水嶺，將整個周家八百年歷史劃分爲二，其一是平王東遷以前，稱爲“西周”；其二是平王東遷之後，稱爲“東周”。這樣的歷史觀，從流傳史的角度而言，迄今已成爲歷史常識印象，而分期中的兩個時段“西周”與“東周”，也是此两詞映入眼簾時的直覺認知。“周朝分爲‘西周’與‘東周’兩個時期。西周由周武王姬發創建，定都鎬京；公元前770年，平王東遷，定都洛邑，此後周朝的這段時期稱爲東周。史書又將西周和東周合稱爲兩周。”[2]這是百度網站中的陳述文。這兩個網站的陳述文，都意圖傳達給讀者一個簡單的、常識性的周代歷史印象：史學圈對周代歷史的描述，係將周代歷史分爲兩個時期，前稱“西周”，後稱“東周”，其分期标志則是平王東遷事件。於是，網站陳述文中被某一歷史觀版本所主導的潜在性，常被忽略不察；歷史常識的陳述文，不僅呈现出陈述對象的歷史叙述，同時也反映出陳述者的後設史觀：一種由西周與東周之語詞組成的周代史觀框架。雖然通行版本中并未對此種歷史觀如何形成作出交代，俾讓讀者能够一并瞭解史觀的由來，但陳述語言的反指自身性，已足以讓我們觀察到陳述文的使用者，其實已在某一歷史版本的牢籠之中，并已被其馴化。網站通行版本呈现出的正是一種周代歷史觀版本的視野，以一種二分框架，以平王東遷事件作爲分期标志，從而将周代歷史劃分爲西周與東周兩個時段。將西周之末歸於周幽王之亡，繼之者平王東遷於洛邑，并以之作爲新的王都，於是東周時期從平王開始。這個歷史版本，還不止於知識網絡的流傳而已，在作爲歷史教科書的教育文本中，也被作爲一種歷史知識通过教育而向下一代流傳。但教育版本中并未給出一個機會让下一代追問“爲什麼”，有的只是直白陳述，并未給予任何思考之綫索。顯然，從流傳史的角度来看，這的確是通過史學圈主流認知後的版本製作，一種周代史描述文的史觀與框架被隱藏在常識化的歷史知識中，西周與東周既是歷史，也是知識。我們只要見到“平王東遷”的字样，头脑中闪现出的就是“二周”两字。顯而易见，流傳於歷史教育中的製作文本，仍是以上述版本内容作爲知識生産與製作流傳的主流版本。
《東周列國志》出版於清代乾隆時期，由蔡元放改編評點刊行。此書實際上源自明代余邵魚之《列國志傳》，後經馮夢龍改寫改編爲108回本，稱《東周列國志》。蔡元放刊本承襲馮夢龍本108回結構，自第1回“周宣王聞謡輕殺杜大夫化厲鳴冤”始，迄第108回“兼六國混一輿圖號始皇建立郡縣”終。[3]《東周列國志》的第1回主述周宣王，第2回主述幽王，第3回主述平王東遷，第4回開始進入列國主軸，以秦文公、鄭莊公爲始。由此可見，此書所謂的“東周”，正是一種縱向性的歷史分期史觀用詞。《東周列國志》從宣王開始，隱性地受到司馬遷《史記》的厲王史觀影響，認爲周朝興衰的转折期在共和以後的宣王到幽王之時。因此，本書從宣王始展開列國志，反映了作者想要從西周之末開始，先行描繪周室衰弱的端倪，引出平王東遷後，纔正式進入全書的主軸東周列國。是故，在本書的第3回中，作者即於文末云：“自此西周遂亡，天數有定如此，亦見伯陽父之神占矣。東遷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4]“西周”之詞在本書使用中，所指正是平王東遷以前的周代；書名中的“東周”，則指向以列國爲主體的時代，直至秦政統一爲止。本書書名中的“東周”之詞，已與“西周”并爲朝代分期屬性的對詞，用在周代歷史分期觀中表述“二周”。
歷史上有關周代歷史分期的史觀論述，當然不止於上述二周分期史觀而已。司馬遷在《史記》的《三代世表》之“末”、《十二諸侯年表》之“始”的“二表”中已經表明，他認爲周代歷史上盛衰的转折期在於厲王時期。《史記》中常出现的“幽厲以來”，正是司馬遷喜用的周史興衰變化转折的表述之詞，此也正是太史公視野中的周史分期觀點。此一分期史觀下的具體的盛衰转折年，司馬遷藉“表體”而繫在共和之元年。《史記》中呈现的不啻是另一種周代歷史的分期觀，但在此分期史觀中，并未用到“西周”與“東周”之詞，曾被上述網站版本叙述内容熏陶的讀者，可能無法習慣司馬遷《史記》中所呈现的另一種周代歷史主軸書寫。
因之，不論歷史上曾經出现多少不同的周代歷史觀，很顯然，流傳至今的主流版本，已經与分享於上述諸網站引用版本者同，皆是作爲主流歷史的傳播版，而這也是當今華文世界中作爲歷史教育傳承的版本。主流版本意味著此種歷史分期觀已經取得了普遍性的知識傳播權，如此，知識方得以成爲常識：以平王東遷作爲二周分期的周代史觀，便是今日流傳的主流歷史知識，同時也是歷史常識。不論是歷史知識還是歷史常識，普遍化過程中值得注意的，還是歷史框架中的語言。一種歷史觀的成形，在流傳中不可少的一個歷史要素便是文本中的語言因子，考察二周分期史觀，顯然是以“西周”“東周”“平王東遷”作爲基本术語的，這幾個基本術語構成了周代分期史觀的框架。
事實上，這樣的“二周”語言及分期版本之製作，早在古昔之《春秋》學的《左傳》場域中就已經出现。西晋時期的杜預，在其經學專著《春秋經傳集解》中，便建構了此一史觀框架。杜預於其《春秋經傳集解序》（简称《春秋序》）中云：
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隊。是故因其曆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曆，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5](www.xing528.com)
杜預所謂“東周之始王”的“東周”，正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隊”句中的“西周”相對。杜預顯然已经在此將“東周”視爲周室東遷後的一個時間斷代之分期詞語，而“西周”也是一個時間斷代词语，指向平王東遷之前的周代，平王東遷正是杜預使用“二周”將周代分期的分水嶺。唐孔穎達的《春秋正義》顯然也受到杜預此種東周框架概念影響，其曰：
周自武王伐紂定天下，恒居鎬地，是爲西都；周公攝政，營洛邑於土中，謂之東都。成王雖暫至洛邑，還歸鎬京爲西周。平王始居東周，故云東周之始王也。平王四十九年而隱公即位，隱公三年而平王崩，是其相接也。[6]
由上可見，杜預之《序》文與孔穎達之《正義》，皆已開始用“平王東遷”作爲“二周”分期的標志，將“西周”與“東周”放於周代的“二周”之框架中來使用。雖然當代“二周”语言何時開始使用於周代分期觀中，以及具體的歷史文本之源，我們并不清楚，但我們看到杜預與孔穎達的周代分期觀與“二周”語言觀之使用，在西晋、唐代時已經出现，至少可以視作當今二周分期史觀較早的古代之源。
值得注意的是，杜預的二周分期，并不只是歷史學的歷史分期，他建構此一“分期”説，主要目標還是在於經學的義旨，既意在平王，也意在隱公，同時更意在對抗《公羊》。杜預立説二周分期的本質，仍在於解《春秋》，而且是《春秋》學中“解經”的一個大課題：“《春秋》何以始乎隱？”此一“二周”史觀及其用詞，見之杜預，極富經學興味，也着實令人訝異。原來，“二周”之詞作爲周代歷史觀分期之用者，竟出自經學史中的《春秋》經學，出自以《左傳》學家法進路解《春秋》“何以始乎隱”大義中。《公羊傳》的進路與《左傳》的进路有不同調性，對公羊家而言，《春秋》“始乎隱”的意義在於《公羊傳》中的“王者孰謂？謂文王也”。唯《公羊传》言“始乎隱”意在文王，公羊家始能言“以《春秋》當一代”，王魯而製法。杜預所云“王即平王”者，則如杜預的《春秋序》所云，欲以平王爲中興之主，興周道於東周。
杜預雖然用了“二周”之語言，但并不代表他的《春秋序》是此“二周”用詞之首出。歷史上“二周”成文對詞之首出，目前所知，紙本文獻仍當数《公羊傳》。説來有意思，也頗值得關注，歷史學中分期史觀下的“二周”之詞，乃初现於《春秋》學域内！這不禁令人思考：我們今日是否已然因“二周”的語言馴化，在閲讀古書時，基於一種不自覺的反應，將後起語言觀帶入較早的古書閲讀中，遂形成誤讀？由當代情境開始的“二周”語言溯源，面對《春秋》學中的“二周”時，是否會引起“時差”混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