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与中国文化：张涛先生访谈录

陳以凤 整理

《孔子學刊》（以下簡稱《學刊》）：張先生您好！非常感謝您接受我們的采訪。我們瞭解到，這些年来您一直致力於研究《周易》，成績斐然。请问，您是如何走上易學研究道路的？一提到《周易》，有人稱其爲群經之首，有人認爲其是卜筮之書，那麽，您如何評價《周易》一書？

張濤先生（以下簡稱“張先生”）：我對《周易》的喜愛和關注，始於三四十年前的學生時代。在母校山東大學讀本科、碩士期間，我就對《周易》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後來，有幸師從田昌五先生攻讀中國古代思想文化方嚮的博士學位，開始重點關注先秦及秦漢時期的思想文化，關注《周易》和早期易學的發展。得到田先生的悉心教誨和認真指導，又得到楊向奎、余敦康、孔繁等前輩學者的鼓勵和指點，經過努力，我最終撰成了博士學位論文《秦漢易學思想研究》。以此爲契機，我走上了研《易》、弘《易》的學術道路。

《周易》或被稱爲群經之首，或被認爲是卜筮之書，應該説各有其文化淵源和學術依據。《周易》中既有“形而上”的“道”，有系統思維和哲學思想，也有“形而下”的“器”，有具體的操作手段，有預測、占筮的功能。人們常説研究《周易》應該包括象、數、理、占等内容，其實這些内容在《易傳》中都有相關的表述。比如，《繫辭上传》中説：“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其又説：“《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製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周易》爲卜筮之書，這是宋代朱熹的經典概括。朱熹多次强調“《易》本爲卜筮之書”，“《易》本爲卜筮作”，充分肯定卜筮作爲《周易》的基本底色、原初功能及其應用價值，這也成爲朱熹易學思想體系的核心理念之一。其實，《易傳》中的《繫辭傳》和《説卦傳》對《周易》的占筮功能都有翔实論説。比如，《繫辭上傳》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結合《周易》的成書史來看，其卜筮功能主要與周文王有關。我們都知道文王也即西伯演《周易》的説法，就是文王將伏羲所畫八卦符號兩兩相重，八八共爲六十四卦，擴大了卦象所覆蓋的範圍，極大地豐富了《周易》的外在形式和思想內涵。在此基礎上，文王規定了六十四卦中的每一卦所代表的含義，也就是卦辭；又賦予了三百八十四爻中的每一爻一定的意義，也就是爻辭。文王撰寫的卦爻辭，通過象徵的方法揭示了世界的運行規律，從而使《周易》具備了逢凶化吉、占知未來的功能和作用。當然，也有説法認爲文王撰寫了卦辭，周公撰寫了爻辭。我們這里想强調的是，六十四卦及其卦爻辭的出现本身就凸顯了《周易》的卜筮功用。另外，根據《周禮》《左傳》《漢書》等典籍記載，自周秦以來，官府、官學和民間學派都将《周易》用作占筮書，《左傳》《國語》中還記載了很多将《周易》用作卜筮、預測的實例。西漢以來的歷代朝廷也大多設置占卜機構，掌握著《周易》占筮之技。以上所论，是《周易》被视作卜筮之書的重要依據和淵源。

再看看《周易》爲群經之首。众所周知，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對古籍文獻进行大規模的系統整理是在漢成帝時期，由劉向、劉歆父子主持，并編纂了歷史上第一部圖書目録《七略》，其中《易》就位列《六藝略》之首，而《六藝略》又是諸類典籍書目之首。班固的《漢書·藝文志》承襲其説，指出：“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爲終始也。”這里“《易》爲之原”的概括，可以説是中國易學史、經學史、儒學史、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論斷。就歷史的久遠程度而言，易道亘古不變，與天地齊等；就典籍的重要性而言，《周易》包絡天地，爲“五常之道”的本原。我們也要注意，《周易》在漢代時居於儒家經典之首，同樣是有其內在、深刻的理論和现實依據的。漢代天人之學的繁盛提高了《周易》的歷史地位，其在一定意義上成爲治國理政的思想文化依據，也對後世學者起到了重要的學術啟迪作用。此後，隨著儒家經典範圍的不斷拓展和擴大，從“六經”“七經”“九經”“十二經”，再到“十三經”，《周易》始終居於首位。至清代編纂《四庫全書》時，易類圖書仍然處於群經之首的地位。正如李學勤先生所指出的：“國學的主流是儒學，儒學的核心是經學，經學的冠冕是易學。”

應該説，群經之首與卜筮之書是《周易》思想品格和文化特性的兩個側面，也由此分流出精英易學和民間易學，或者説是易學的學院派和民間派。一方面，我們强調《周易》是中國最古老的文化經典，必須用嚴謹、認真的治學態度和實事求是、開拓創新的治學精神研究它；另一方面，它又是能够滿足“百姓日用”的實踐之學，易學的生活化、社會化、大众化、通俗化是易學不斷獲得生命力和影響力的重要原因。兩者并不矛盾，恰恰相反，它們具有內在的邏輯性與歷史的統一性。《周易》六十四卦具有突出的卜筮功能，而文本化的《周易》在繼承卜筮形式、內容、功能的基礎上，藴含了某些條理性、系統性、規律性的特徵，顯示出理性思維和邏輯推演的重要特点。兩者都是易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不能將它們割裂、對立起來，而應該使它們相互取鑒、相互溝通、相互交流，在探求學術真理的道路上相伴而行、相得益彰、殊途同歸。

《學刊》：《漢書·藝文志》説“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并簡單記載了《周易》與伏羲、周文王、孔子的密切關係。請問，您是如何認識《周易》成書歷程的？

張先生：在中國古代的經典中，《周易》有著極爲悠久的成書史、傳播史和研究史，經過了歷代聖賢的創作、推演、加工和闡述，內容丰富，思想精深。

“人更三聖，世歷三古”是班固《漢書·藝文志》對《周易》成書歷程的精練概括，也就是説，早在傳説中的伏羲時代時，即六七千年前就出现了八卦；大約三千年前，相傳周文王重卦并作六十四卦及其卦爻辭，通常被稱爲“狹義的《易經》”；大約兩千五百年前，相傳孔子又作《易傳》，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説的“十翼”，也習慣稱其爲“廣義的《易經》”。所以，《周易》包含了《易經》和《易傳》兩個部分。當然，歷史上還有“人更四聖”的説法，此説始於東漢，馬融等人在“人更三聖”的基礎上認爲，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卦爻辭是文王、周公父子倆共同完成的。馬融的觀點爲後來的陸績、孔穎達、朱熹、陳淳、胡一桂、劉沅等人所接受。當然，古今都有人懷疑“三聖”及其與《周易》關係的歷史真實性，现在看來是有些疑古過勇了。

事實上，説到《周易》的成書歷程，與其密切相關的還有它的學派歸屬等問題，學術界歷來分歧嚴重、众説紛紜，尤其是關於《易傳》的學派屬性，更是天水違行、立場迥異。其中，或信守漢唐學者之説，認定孔子作《易傳》，并把《易傳》當作分析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基本史料之一；或强調《易傳》中占主導地位的思想傾向是道家，包括道家老莊學派和黄老學派。應該説，這兩種觀點都各有所據，各得其正，各有其合理性和影響力，但又各有所偏，各有所蔽，各有其質疑者和批評者。後來，又有學者指出，《易傳》的思想基調是儒道互補，是儒家人文主義與道家自然主義的相互結合、補益。應該説，這是易學研究的一大突破、進展，但似乎還沒有徹底解決相關問題，還有繼續深化和拓展的空間。

經過長期的考察和研究，20世紀的最後幾年，我們對《易傳》的成書歷程和學派歸屬提出了這樣的觀點：《易傳》諸篇是以儒爲主、儒道互補、綜合百家、超越百家的产物，其問世不僅與孔子和儒家、老莊和道家有著密切的關係，而且與墨家、法家、陰陽家、兵家等也聯繫緊密。可以説，諸子各家都從《易傳》也就是《周易》六十四卦卦爻辭中得到了某種啟示和沾溉，獲得了众多資源和豐富養料，同時又將自己的思想意識、價值取向融入《易傳》的成書過程中，促使其成爲秦漢思想乃至整個古代中國思想文化的內在靈魂和重要源頭。當然，在這一過程中，孔子和儒家的思想貢獻又是最爲突出的。

陳寅恪先生曾指出：“自晋至今，言中國之思想，可以儒釋道三教代表之。”《周易》和易學正是貫通儒釋道的核心津梁和重要平臺。歷史上，不管是碩學鴻儒，還是大德高僧或高道，都對《周易》和易學情有獨鍾，并且多有體悟和探究。《周易》能够爲三教所接受、尊崇和研讀，甚至影響到三教合一的歷史進程，主要原因恐怕還在於《周易》特別是《易傳》的文化特徵和思想品格，最根本的就是其兼收并蓄、綜合超越的特性。在儒釋道相向而行、彼此調和、相互取鑒、相互補益、相互融通的發展進程中，《周易》和易學始終發揮著核心津梁和重要平臺的作用，而這又反過來證明我們將《易傳》視爲以儒爲主、儒道互補、綜合百家、超越百家的产物，雖不中，亦不遠矣。從另一個角度來講，儒釋道文化的相互融合對於《周易》的成書和演進歷程也产生了不容忽視的深刻影響。對此，我們應該給予充分關注和深入研究。

《學刊》：孔子與《周易》的關係是一個討論不已的話題。《論語》中提到孔子學《易》，司馬遷説孔子晚而喜《易》，并作《易傳》。張先生能否再具體講講孔子對《周易》的貢獻？

張先生：的確，古往今來，孔子與《周易》的關係是一個討論不已的話題，易學的演變和發展與孔子密不可分。根據我們的理解，孔子對《周易》和易學的貢獻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一個是孔子晚而喜《易》，一個是孔子與《易傳》或者説“十翼”的關係。

我們先説孔子晚而喜《易》。這方面的資料，有《論語》《史記》《漢書》，以及馬王堆漢墓帛書《要》篇等。《論語·述而》中記載了我們都很熟悉的孔子的一句話，他说：“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關於“五十以學《易》”云云，歷史上曾因《論語》版本源流問題而产生學術分歧，這里有必要簡單説幾句。與其他先秦古籍一樣，《論語》經過秦火和戰亂也一度失傳，至漢代時出现了若干傳本，最著名的就是《古論語》《齊論語》《魯論語》。與《古論語》記載的“五十以學《易》”不同，《魯論語》將《周易》的“易”寫作“亦”，於是後世有學者據此否定孔子學《易》。近年來，學術界經過充分争鳴和討論，傾向於傳統的説法，即《古論語》記載的“五十以學《易》”更爲可靠。如李學勤先生從音韻學的角度進行考證，認爲《古論語》作“易”，《魯論語》作“亦”，其中異文的产生是音近通假或傳訛所致，此論得到許多學者的支持。從《論語》的版本源流來説，《魯論語》只是《古論語》的改編本，《古論語》更爲原始，更爲可靠。《魯論語》將《周易》的“易”寫作“亦”，當屬筆誤，這也是中國早期手抄本的常見现象。《史記·孔子世家》對孔子與《周易》的关係有更加完整的記載：“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説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絶。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漢書·儒林傳》承襲了這種説法，指出孔子“蓋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絶，而爲之傳”。孔子喜《易》而“韋編三絶”，與馬王堆汉墓帛書《要》篇記載的“夫子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囊”云云，其義相同、相通、相近。上述史料明確記載孔子晚而喜《易》，這也是學術界所公認的，只是關於孔子對占筮的態度，學術界尚有分歧。众所周知，《論語·子路》記載孔子曰：“不占而已矣。”學者們通常據此認爲孔子不提倡占筮，即對占筮持排斥態度。事實上，孔子這句話的用意在於强調爲德有恒的重要性，并不能簡單説是對占筮的排斥。相反，隨著馬王堆汉墓帛書《要》篇的發现，我們看到孔子不僅不排斥占筮，甚至還精通此道。據《要》篇記載，子貢問孔子是否相信《周易》的占筮，孔子回答説：“吾百占而七十當。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從其多者而已矣。”就是説，孔子不僅相信，而且他自己占筮還有百分之七十的準確率，所以説孔子精通占筮之術并不爲過。當然，孔子同時强調了自己占筮的目的是觀其德義：“《易》，我後其祝卜矣！我觀其德義耳！”他追求的境界是“幽贊而達乎數，明數而達乎德，又仁［守］者而義行之耳”，這是與史巫之筮的最大區別。“贊而不達乎數，則其爲之巫，數而不達於德，則其爲之史。”孔子還感慨道：“後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塗而殊歸者也。”應該説，孔子的占筮同史巫的占筮相较，雖然方法相同，但其歸宿和追求明顯有異。

根據上面提到的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我們能够發现，孔子并不排斥占筮，只是“不安其用而樂其辭”，重在“觀其德義”，“求其德”。《論語》“不占”之教只解釋了孔子不安其卜筮之用的一面，而孔子好《易》主要在於“樂其辭”而“求其德”。比如，他用《恒卦》九三爻辭“不恒其德，或承其羞”來詮釋恒守其德的重要性。也就是説，孔子在繼承史巫傳統的基礎上對筮占易學進行了創新、改造，從筮占易學的“數”中闡發儒家的“德義”，將《周易》視爲道德訓教之書，最大限度地發掘了其中的倫理政治內涵，從而進一步發揮了它在现實社會生活中的借鑒和教育作用。這不僅促使《周易》逐漸擺脱宗教巫術的桎梏，向著人文化、哲理化的方嚮迅速發展，而且孔子治《易》的態度和方法也爲後代學者所傳承，對易學的演變和發展產生了綿綿不絶的重要影響。

我們再談談孔子與《易傳》也就是“十翼”關係的問題。上文提及，司馬遷的《史記》和班固的《漢書》都認爲孔子作《易傳》，由此開始，孔子作《易傳》之説流行了千百年。唐代孔穎達在《周易正義》序言中説：“先儒更無異論。”然而到了宋代，歐陽修撰《易童子問》，這一傳統説法開始受到質疑。目前，儘管仍有學者堅持孔子作《易傳》的傳統觀點，甚至有直接引用《易傳》作爲孔子思想的史料依據者，但更多的學者普遍認爲，“十翼”并非孔子手訂，也不是一時一地一人所作，而是成於多人之手，歷經春秋戰國時期的增刪訂補，最終在戰國中後期定型。客觀來看，結合宋代歐陽修以來的相關考辨，一方面，我們確實難以直接將《易傳》的著作權歸於孔子；另一方面，我們又不得不承認，《易傳》中藴含的豐富哲理，確實與孔子和儒家倡導的價值理念有諸多契合或相通之處。而且，孔子生逢亂世，歷盡艱難險阻，備嘗顛沛流離，“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甚至“知其不可而爲之”，終生追求自己認定的社會真理和人生目標，其實際行動也是對《周易》自强不息精神的深刻詮釋。他提出的“君子道者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亦與《周易》的君子觀相合、相通。另外，《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中也有子夏、商瞿等人傳《易》的記載。這些都表明，易學在儒家內部一直是前後相繼、傳承不絶的。

總之，孔子及其後學爲《易傳》成書以及易學的早期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及至漢代，《周易》被確定爲群經之首，也與此有著直接關聯。其後《周易》和易學本身的形態雖然在不斷演變和發展，但一直都居於官方的、主流的地位。受到孔子的影響，歷代儒家學者不斷習《易》、研《易》，著書立説，極大地豐富了易學思想的內涵，促進了易學研究的進一步創新發展。

《學刊》：我們關注到您曾撰文專門探討《周易》緣文化，其中的“緣”字引人注意。请问，如何理解這個“緣”字？《周易》經傳中的緣文化思想內涵是什麼？(www.xing528.com)

張先生：首先，我們説説“緣”字。提起“緣”“緣分”等緣文化字詞，人們一般會想到佛教。其實，早在佛教傳入中國之前，“緣”“因”等字詞就已出现在《論語》《孟子》《管子》《荀子》等典籍之中。許慎的《説文解字》將“緣”解釋爲“衣純也。從糸，彖聲”，就是“衣邊”“鑲邊”，有緣飾的内涵。《荀子·正名》載：“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緣”字被引申爲事物關係鏈條中有所依靠、憑藉的含义。中國傳統文化典籍中與“緣”相關的還有“因”字，比如孔子就説過：“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他主要著眼於殷周禮樂制度和文化理念的沿革變遷，意圖尋求并把握後代文化發展和前代創獲之間聯繫與演變的線索。“緣”與“因”詞義具有相近之處，從詞源演變以及詞義訓詁的角度來看，這兩個詞并舉連用是十分自然的。

當然，人們往往認爲緣文化來源於佛教。佛教所講的“因緣”“緣起”，是指產生某種結果的直接原因，以及促成這種結果的某種條件。按照佛教“因緣”説，世間萬物的生成以及人事行爲的形成，皆起於“因緣”，而這種结果的生成、形成，都具有相應的原因和條件。

中國傳統典籍中的“緣”“因緣”與佛教經典文獻中的“因緣”“緣起”，在意義上不乏相近、相似之處，但實質上却存在不小的差別。中國傳統文化意義上的“緣”所具有的依靠、憑藉等含義，涉及人與人之間存在的某種關係。這種人際關係既揭示了人與人之間外在的關係屬性，也指向了人與人之間內在的精神、心理、情感的歸屬，以及價值認同等層面上的相互理解與溝通。佛教所講的“因緣”不承認任何物質性、實體性的聯繫，而是强調這種聯繫的对象其本性是空虛的，屬於靈魂、精神層面的關係。當然，這種精神層面的關聯不僅要求人們意識到識緣的迫切性，同時也要注意到隨緣的必要性，这對於豐富中國緣文化的內涵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們再來説説《周易》經傳中緣文化的思想內涵。众所周知，家庭是國家和社會的基礎，婚姻又是家庭的開始，因而以追求“天作之合”與“二人同心”爲目的的《周易》姻緣文化，在中國緣文化中佔有極其重要的位置。《周易》對姻緣文化有著十分豐富的論述，并對中華民族婚姻家庭觀念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在《周易》看來，男女結合與陰陽交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觀念。《繫辭下传》曰：“天地氤氲，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就是説，只有男女“構精”結合，纔有可能繁衍後代，婚姻家庭是人類繁衍的基礎，也是國家穩定的依托，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因此，男女姻緣、夫妻之道應當穩固長久。《序卦》曰：“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歸妹卦·象傳》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男女結爲夫婦，應使生息延續，永久相傳。君子效法歸妹卦象，應當永保其終，要瞭解“不終”的弊病并加以防範，最後纔能真正做到“永終”。可以這樣講，“恒”與“永終”對中國傳統姻緣文化作了很好的詮釋。

那麼，如何保持和美而長久的姻緣呢？《周易》對此也有深刻闡發。《繫辭上传》開宗明義：“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也就是説，必須秉持男尊女卑和男剛女柔的原則。當然，《周易》的姻緣文化儘管主張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內，但也認爲夫妻應該相互尊重、彼此溝通。《周易》上經重在言天道，下經重在明人事。《咸卦》處於下經的首位，談男女相感相應，意在强調人事之興始於婚姻，男女相感相悦纔是和美姻緣的開始。

其實，互動、相感并不僅僅局限於男女，整個社會都涉及相感與否的問題。比如，上級與下級、長輩與晚輩以及親戚或朋友之間，只要相感，雙方關係就是和順亨通的，長此以往，社會關係也就處於全方位和諧的良性運轉的狀態之中。在當代社會中，《周易》姻緣文化中的很多觀念仍然富有積極的意義和價值，不應該被人們忽視或忘却。

《學刊》：《四庫全書總目》評價説：“易道廣大，無所不包。”请问，博大精深的《周易》對中國文化有什麼積極影響？

張先生：《周易》是中國思想文化的內在靈魂和重要源頭，易學思想是中國思想文化發展的主旋律，易學的研究和運用是中國思想文化發展的重要依托。綜合來説，隨著社會的進步和時代的發展，《周易》逐漸由原始的卜筮之書發展成爲人文化、哲理化的哲學著作，其思想觀念、思維模式、學術風格等對秦漢以降思想文化的發展多有啟示和影響，在宇宙觀、歷史發展觀、人生理想觀、社會政治觀以及治學風格和特色等方面都有突出表现，并影響了中國傳統的政治、經濟、軍事、法律、教育等制度建設，影響了天文、曆法、地理、數學、化學、農林、醫藥、建築、史學、文學、藝術等學科發展。清代四庫館臣評價説“易道廣大，無所不包”，其言不虛。隨著易學研究、易學實踐、易學運用的不斷深化和拓展，《周易》和易學已經成爲廣大民众實现誠意正心、進德修業的重要精神資源，特別是其中藴含的豐富的和諧理念和强烈的創新意識，至今仍爲人們所重。

余敦康先生曾經指出：“中國智慧在《周易》，《周易》智慧在和諧。”和諧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和根本精神之一，而追根溯源，《周易》實爲其重要的淵藪。《周易》倡導的建立在陰陽和諧基礎上的和諧，大體包括三層含義：一是人與自然也就是天人的和諧，二是人際關係也就是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和諧，三是人自身的心靈和諧。也就是説，《周易》的和諧理念通過人的發展來協調和溝通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最終使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獲得更高層次、更高水準、更加全面的發展。可以説，和諧是《周易》所追求的終極目標，充分挖掘、認真借鑒《周易》的和諧思想与智慧，將有助於及時化解各種社會矛盾和精神困惑，保持社會的和諧穩定，促進人的全面、健康發展。而且，面對目前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的嚴峻形勢，《周易》及易學典籍作爲中國傳統環境文化、生態文明思想的重要源頭和載體，藴含著生態環境治理的歷史智慧，相信也會對解决當下的生態環境問題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另一方面，創新從來都是人類社會不斷發展、進步的動力源泉，而《周易》則是中華民族創新理念的重要淵藪。自强不息、推陳出新、革故鼎新是貫穿《周易》全書和整個易學發展史的基本思想線索，創新是《周易》的重要內涵。中華民族的創新精神是在包容、吸納、融攝外來文化的基礎上形成的，這與《周易》海納百川的相容理念有著密切聯繫。《周易》承認世界的多樣性和文化的多元性，强調在多樣性、多元性的前提下尋求天地萬物之間的聯繫性、統一性，也就是“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周易》主张只有兼容并包，并施以智慧，纔能够“厚德載物”；講求融通，“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從而“彌綸天地之道”。在當今的國際形勢下，易學智慧特別是其會通理念、包容精神，對於深刻理解中外文明差異背後的深層次原因，建立具有實質性的世界文明對話的模式、機制和平臺，進而真正實现中外文化的互鑒、交流，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都具有重要的啟發和借鑒作用。

正是深刻認識到《周易》對中國文化的積極影響，我們纔始終秉持知行合一、道器合一的理念，在認真整理和充分研究的基礎上注重易學的社會實踐功能，力求通過易學研究爲国家和社會的科學决策、精准施策提供必要的歷史經驗、理論依據和學術支持，努力探索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一步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有效方法和寬廣路徑。

《學刊》：目前正是中华优秀傳統文化復興的時期，國內、國際上易學研究的情況如何，有没有什麼新的研究趨勢？

張先生：是的，目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迎來了復興時期，國內、國際上的易學研究近年来也取得了較爲突出的進展，呈现出新的研究趨勢。根據本人的觀察，大體説來，這些進展和趨勢主要表现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易學文獻整理編纂的新進展。分別由四川大學和北京大學啟動的《儒藏》編纂工程，可以説是我國重大的學術文化項目。這兩種《儒藏》各有特色，各有側重，四川大学版重在研究創新，北京大学版重在普及推廣。但不可否認的是，两种版本都廣泛收録了各種易学著作，其中包括中国出土的易學文獻資料；除了中國歷史上有影響的著作之外，還擇要收録了韓國、日本、越南歷史上以中文寫作的易學文獻典籍，是近年來易學文獻整理的重要成果。2013年、2018年，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先后出版了由北京師范大学中國易學文化研究院主持整理的《中國易學文獻集成》共68冊和《中國易學文獻集成續編》共70冊，對從先秦到民國時期的代表性易學文獻的精刻善本進行了整理影印，應該説是前所未有的易學文獻集成。2018年，本人主持承擔的“四庫叢書易類集成”列入“十三五”國家重點出版物出版規劃，計畫對《四庫全書》《續修四庫全書》等四庫系列叢書中的易類著作進行全面整理和系統編纂。值得關注的還有，得益於现代科技的迅猛發展，易學文獻的數位化也成爲大勢所趨。目前，我們正在與國學網合作籌備建設易學古籍資料庫，希望能够爲易學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另外，日本足利學校藏南宋初刻本《周易注疏》等國外易學典籍的整理研究，也逐漸成爲學術界研究的熱點。

第二，《周易》經傳與易學史研究的新動向。近年來，一批學者致力於對《周易》經傳與易學史的認真梳理和系統研究，而且已經初步完成對春秋戰國、秦漢、魏晋南北朝、宋元明清易學史的梳理和研究，并提出了一些頗有創新開拓意味的論點。比如，前面談到的《易傳》學派歸屬，我們認爲其是以儒爲主、儒道互補、綜合百家、超越百家的产物。再比如，以往人們普遍專注於探討歷史上的易學名家、專著，近年来的易學史研究則呈现出新的趨勢，就是把易學置於中國整個思想文化的大格局下進行全方位審視，對易學研究對象重新加以界定，把許多并非專以易學名家但確實與易學有關的人物及思想囊括進來，扩大了易學的研究範圍。正是在易學研究視野不断开阔和領域不斷拓展的大趨勢下，近年來各种斷代的易學史研究成果愈發豐富。

第三，國外易學研究的新成果。目前，國外易學研究已經成爲整個易學研究的組成部分，國外學者的相關研究成果也成爲國內學者的他山之助。美國夏含夷教授早年撰寫的博士學位論文《〈周易〉的撰著》，利用甲骨文、金文及傳世的《詩經》互相比較考證，證明《周易》是公元前9世紀的作品。近年來，他更加注重運用出土文獻進行易學研究，并得出了令人信服的論點。比如，他認爲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表明在不晚於公元前3世紀時，其文獻就大體以今本的形式在流傳了。著名的美籍華人成中英教授作爲公認的“第三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近年來特別關注《易經》的管理哲學。日本池田知久教授，長期重視易學研究，主要通過對今本《周易》與长沙馬王堆汉墓帛書《周易》的對比分析，討論《周易》與原始儒學的關係以及儒學早期發展歷史和《周易》哲學的誕生等問題。總之，國外易學研究爲我們提供了新的問題意識，以及新的研究视角、方法，對其加以參考、借鑒，已成爲不容忽視的一大趨勢。

第四，出土易學文獻的新發现、新探索。20世紀20年代，王國維先生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的演講中曾經指出：“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新發見。”20世紀易學研究的“新發見”，是一大批具有重要學術價值的出土易學文獻的出现，其中比較重要的有敦煌卷子《周易》、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阜陽漢簡《周易》、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周易》，以及清華大学藏战国竹簡中的相關文獻等。隨著這些文獻公之於世，許多學者運用“二重證據法”開始進行相關研究，將其與傳世文獻相互釋證。特別是清華大学藏战国竹簡《筮法》的公佈及其研究成果的不斷推出，出土易學文獻研究再次呈现出日漸升温的趨勢。研究表明，清華大学藏战国竹簡《筮法》應該是戰國時人總結數字卦筮占方法并開示典型案例的著述，屬於三《易》之外的術數類卜筮之書。它證明了數字卦是真實存在的，可歸於早期“易家候陰陽灾變書”之類，漢代孟喜、京房或許受到過它的影響。就卦名、次序、寫法等內容來看，《筮法》確實與《歸藏》密切相關。這些爲研究先秦易占筮法問題提供了全新資料，也爲厘清秦漢易學的傳承和發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上述新進展、新動向、新成果、新发现、新探索，都爲易學研究者進一步開展易學及其相關領域的學術研究、學科建設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值得我們高度重視。

（編輯：陳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