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旅欧游客购物行为的社会学解读-研究立场

在本体论上，本书认为世界是物质性的，具有客观实在性，即认为地球上的山川、湖泊、飞禽、走兽都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里与实证主义（又称反实在论）存在一个冲突，后者认为这些存在本身对我们认识这个世界并没有意义，人们从中感觉、经历到的感性材料才是认识世界的基础，人们正是从这些收集来的感性材料出发才开始了各种论证、归纳、演绎的逻辑思维过程，进而得出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这种观点强调衡量感觉标准的客观性，却忽略了这种客观性的来源即我们认知的对象本身就是客观实在的。这一点，与实在论、建构论中的大多数流派所持的观点一致（Pernecky，2012）。

而因为本书试图从社会学的角度解读中国游客欧游购物行为，客观存在的自然事物本身并不是本书的研究对象。这就涉及认识论上的进一步考察。中国人对于目的地欧洲的凝视背后折射着中国社会的结构性作用，例如国家通过意识形态宣传、制度设计对公民主体自上而下塑造话语就是一种由“结构”产生的作用力，那么“社会结构”这一非自然世界的产物是否也是客观实在的呢？长期以来，“社会结构”被涂尔干社会实在论传统视为客观的、整体性社会事实，自有其发展规律，人在其中被塑造，个体无法改造社会结构。而韦伯学派并不认为社会结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是认为人具有改造社会结构的主观能动性（Dann & Cohen，1991）。而今，这种二元争端逐渐走到一条折中的道路上：以批判性实在论为代表的一系列哲学流派对此提出了折中的观点——批判性实在论的代表学者罗伊·巴斯卡（Roy Bhaskar）认为，社会结构是人类在有意识的生产活动中无意识产生的，人们往往不能直观地认识社会结构，需要通过对社会现象的结构和规律的认识进而探究出深层的社会结构知识。而人们认识到这种深层社会结构之后又会有意识地支配自己的行为（如某景区管理者认识到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后采用股份公司的方式运营），这种行为进而再生产着社会结构。因此，在批判性实在论看来，社会结构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知识，但始终在动态发展中，并被不断地再生产。巴斯卡的基本观点与布迪厄的惯习理论相似。但是这里忽略了一个尺度问题。社会发展与地域性相关联，社会结构规律一定是与特定的国家、区域发展相伴而生的。不能把中国的社会结构特点客观化到美国社会中去，误认为这一被发现的“社会结构”也是美国社会发展的起点并被美国人不断认识和再生产。所以谈“社会结构”往往是有特定的地域限制的，在大尺度的不同地域比较上，应该用相对主义的视角去看待“社会结构”，也就是说，谈“社会结构”是要考虑相应的地域情境的；而当研究范围缩小到特定的国家、区域层次，如转型期中国社会、长三角城市群、A村村域社会等这些有统一边界的社会范围内，“社会结构”就可用上述巴斯卡观点中的客观、动态的视角看待了。

从建构主义的视角也可以对“社会结构”的认识论性质进行定位。Pernecky（2012）在对建构主义进行详细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物理事实（physical facts）和社会事实（social facts）二分的认识方式。他认为持建构主义立场的哲学流派基本上倾向于认为人是世界的一部分，与这个世界存在的其他事物如自然、客观物体和人保持着联系。人们对物理事实的感知成为他们建构世界的一部分；同时他们创造的事物（如建筑物）又会继续成为这个世界一部分的物理事实。在此分类下，他得出大部分的建构主义（弱建构）是在强调社会事实这一部分是可以被人的主观意识影响、建构的。这里存在一个问题：这一分法似乎没有将社会事实中客观实在的部分和有意义的部分分开。例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生于 1879年，逝于 1955年”是一个社会事实的客观陈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爱因斯坦是批判学派科学哲学思想集大成者和发扬光大者”则是一个包含“意义”的社会事实陈述，包含了人的价值判断。Loseke（1999）特别指出，人生活在两种世界，一种是物理世界，另一种是意义世界，在意义世界里，人的行为往往会根据当时的不同情境以及自身不同的经验、立场，对同一现象做出不同的解读。例如，竖大拇指，在欧美国家一些地区通常用来表示搭车，在中国往往是赞美，表示“你很棒”。于是在物理事实和社会事实的二分之下，再将社会事实细分为客观社会事实（客观、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陈述与人相关的事实）和有意义的社会事实（与人有关的带有意义成分的社会事实陈述），本书的研究对象——中国赴欧游客在购物中的凝视就是一种“有意义的社会事实”，对它的认识应该是情境化的。因此，本书特别关注中国游客赴欧旅游背后特定的客源地与目的地系统、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国的现代性及与之互动的西欧所代表的西方现代性。如果将客源地和目的地国家稍做改动，得出的结论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大部分建构主义观点都秉持这种本体论的绝对客观主义和认识论相对主义的态度，女性主义（feminism）、情境化实证主义（contextual empiricism）、温和实证主义（modest empiricism）的立场都基本属于这一类（Schwandt，1994）。(www.xing528.com)

由上分析可知，一方面，目前的哲学范式、流派仍在百家争鸣的征途中，远没有发展到让每一个研究问题都可以找到一个特定的流派扣上“帽子”的程度；另一方面，各哲学流派、范式之间的界限又是模糊的，很多起源于不同的立场，却伴随着对世界的不断认识逐渐走到一个交汇点上。因此，一份好的研究的出发点并不是生硬地“站队”，而是明确自身看待问题的立场，在明确了本体论、认识论之后，具体的方法论不一定只能从一家哲学流派中汲取营养。综上所述，本研究在本体论上承认树、鸟、虫等自然界里的客观实在，采取的是一种客观主义态度，而在认识论上又对社会事实做了细分，对其中“有意义的社会事实”采取了相对主义的态度，即认为总体上，本书的研究对象是“有意义的社会事实”，它不是客观实在的，是情境化的、被建构的，主要遵循建构主义的基本观点；而在一个限定的范围内（如在中国的情境下研究中国的社会结构，不将其外推到其他国家），社会结构、规律这种“有意义的社会事实”是一种客观化的基底，它不断动态发展，不断被生活于其中的人认识、建构和再生产，主要遵循批判性实在论的基本观点。